最近寫明朝的文章比較多，而我又有考據癖，所以動輒需要引用史書來論證自己的觀點。關於明朝，我翻得比較多的史書是各種《實錄》、《國榷》以及《明史紀事本末》，當然引用最多的還是《明史》。畢竟人家位列二十四史，是最正統的明朝史書嘛。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的編纂水準算是第一流的
可是隻要我一引用《明史》，評論區裡就必然有人跳出來反對。其言辭各異，但中心思想只有一個，即“《明史》是滿清寫的，專門用來抹黑我大明，所以不可信”。
這種月經貼不僅非常討厭，而且秉承這種觀點的人要麼毫無歷史常識，要麼就是故意編造謠言挑動是非，今天我就來闢個謠。
01
本朝不修（本朝）史和新朝修舊（朝）史，這是自太史公司馬遷撰《史記》以後歷朝歷代都遵循的傳統，甚至可以說是個鐵律。所以一部專述西漢國史的《漢書》誕生於東漢年間，唐太宗李世民在穩定住了國內局勢後就趕緊讓魏徵弄出本《隋書》。相反要是在大明朝還活得好好的時候，有個二貨樂顛顛的跑去找皇帝，說陛下，臣辛辛苦苦的寫出了本《大明史》，您看看能不能給臣升個官、發個財？
甭管當時在位的是壞脾氣的朱棣還是好脾氣的朱佑樘，保準當場拔刀砍死丫的——你這廝是在詛咒我大明亡了？
二十四史中，除了《史記》外都是新朝寫舊（朝）史
所以一部《明史》，註定得由接手大明江山的那幫人來主筆，那才叫正統，那才叫官史，這是誰都否定不了的。哪怕滿洲人真的將大明朝黑成個煤球，那也是活該，誰讓老朱家自己不爭氣，將大好江山拱手讓給了姓愛新覺羅的？
更何況，姓愛新覺羅的真的把姓朱的抹得烏漆嘛黑了嗎？
按照某些人的邏輯，明人修的《元史》是不是也抹黑了姓孛兒只斤的？元人修的《宋史》是不是也詆譭了姓趙的？然後早有自知之明的宋人才不但編撰出來兩部《五代史》，還重修出了一本《新唐書》，算是提前給自己出了口惡氣？
那麼這樣一來，二十四史豈不是統統成了“黑歷史”，還能看嗎？要不咱們還是去看野史雜談或者地攤文學？
這當然是在扯淡。事實上在新朝給舊朝修史的時候，涉及的問題最複雜、矛盾最尖銳，同時也是最容易出現“抹黑”爭論的，就是新朝取代舊朝時在道義上的“正統性”。除此之外，包括滿洲人修的《明史》在內基本都能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則述史，其中不僅不乏過度拔高美化前朝的地方，有時甚至還會主動對某些見不得光的惡事、醜事進行遮掩或者辯護。
《明史》中關於後金崛起後的部分肯定不會如實記載，但這在歷朝歷代都不是啥新鮮事
這並非是那些新朝的統治者道德水平高或者是對前朝有啥好感，而是完全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
02
比如《元史》。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應天（今江蘇南京）即皇帝位，然後就心急火燎的下詔編撰《元史》。可問題是當時的北伐大軍還在趕路，所有關於元朝的各種《實錄》和文獻還都跟元順帝妥懽帖睦爾一起蹲在大都（今北京）落灰呢，哪怕老朱拿刀架在脖子上，“臣妾”們也做不到啊。
《元史》是老朱急就章的產物，目的之一就是確認元朝的正統地位
直到次年徐達用八百里加急的速度將各種資料送回來，《元史》的編撰工作才正式開始。然後僅用了188天，連妥懽帖睦爾這一朝的紀志表傳還沒來得及搞完，朱元璋就宣佈《元史》大功告成。然後為了查漏補缺，老朱不得不又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重開史局，再花了143天才搞定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元史》——前後兩次纂修，加一塊才耗時331天，速度堪稱奇蹟。
與之類似又有所不同的是《宋史》。話說奪取天下後的蒙古人對於前朝的那些文事都不怎麼感興趣，比如科舉，比如修史。可是到了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距大元朝亡國僅剩下25年的時候，元順帝妥懽帖睦爾卻突然間變得比老朱還著急，急赤白臉的找來宰相脫脫，讓他趕緊弄本《宋史》出來。
於是僅用了兩年半的時間，大元朝不但修完了一部《宋史》，還買一送二、捎帶腳搞出了《遼史》和《金史》，簡直比明修《元史》效率還高。為啥？因為《元史》不過210卷、161萬字，而宋遼金三史合計達747卷、520萬字。這個速度用奇蹟都不足以形容，簡直就是光速。
當然付出的代價就是這幾本史書編撰得非常粗糙和簡陋，以至於後世學者只好不停地替其勘誤和補充，民國時甚至還弄出部《新元史》，但也無法動搖上述那些史書的正統地位。
宋金遼三史簡直就是蒙古人加急批發出來的，想抹黑都沒那個工夫
那麼老朱和老妥為啥這麼急著修史呢？原因可能各有不同，但目的卻是一樣的。
朱元璋以布衣之身榮登九五之尊，在當時是有很大非議的。尤其是掌握了輿論計程車大夫，普遍瞧不上老朱，普遍仍視元朝為正朔，典型如江浙大儒戴良——他曾被蒙古人任命為從五品學官，從此便忠心耿耿。不但數次堅拒朱元璋的徵召，被抓進監獄後仍毫無悔意，還寫了大把懷念故元的詩作，最後乾脆為了“忠孝大節”自裁，心甘情願的為蒙古人殉葬。
這樣的人在當時一抓一大把，所以老朱才急著修《元史》，目的就是爭取輿論陣地。這在某種程度上算是一種宣告，即大元亡了，如今的大明才是正統，不服的不妨買本《元史》瞧瞧。
妥懽帖睦爾的想法其實也差不多。當時紅巾軍起義遍及大江南北，元朝的統治岌岌可危，而紅巾軍用以號召民眾的口號之一，就是“復宋”：
“元末韓山童者，自言祖父系宋 ，國亡變姓……其他所在兵，皆以興宋為詞。而紅巾揭旗有重開大宋之天之句。元入至徙宋帝子完普，並其家屬與沙州，懼為眾推。”（《兩山墨談·卷十》）
所以妥懽帖睦爾才會突然著急修《宋史》，算是從官方的角度做出個蓋棺定論——前宋早亡，你們還復個毛線！
妥懽帖睦爾著急修《宋史》有著非常現實的目的
無論是元修《宋史》還是明修《元史》，最大的目的就是強調自身正統王朝的地位。既然自己是“正朔”，那麼被取代的前朝自然也不能是什麼來路不明的貨色，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對前朝非但不能詆譭抹黑，還得大力宣揚其同樣正統的地位。
03
所以誰都知道是怎麼回事的陳橋兵變，不管是宋人還是元人，都得在史書中幫趙匡胤說好話。
話說在歷朝歷代最不可動搖的禮法綱常之一，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以臣欺君、弒君乃至篡君是任一王朝都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可問題是要想王朝更替，這種事情怎麼能避免得了？
為了一個“正統”的名號，歷朝歷代都不惜代價，更何況僅是說幾句實話？
所以必須想辦法解釋得通。比如西漢就標榜“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這樣老潑皮當皇帝就理直氣壯了嘛；再如隋末李淵起兵佔了長安後就得先苟一下、立了個傀儡楊侑為帝。可是等到楊廣死在了宇文化及的手裡以後，就悍然廢掉楊侑稱帝立國，那是因為李淵跟他表兄間有著無法辯駁的君臣之實，至於大侄兒，誰都知道那是鬧著玩的。
就連率先挑起五胡之亂的匈奴人劉淵，都知道打起“復漢”的旗號以提高正統性：
“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晉書·卷一百一·載記第一》）
但有些時候的有些事情在道義上就根本沒法說得通。比如陳橋兵變，那就是姓趙的不要臉，強搶了柴家孤兒寡母的家產，這個事得怎麼圓？
薛居正主持修撰《舊五代史》時，龍椅上坐著的那位就是陳橋兵變的罪魁禍首——這可是個一言不合就拿玉斧敲人門牙的主兒，大臣的腦袋也摘過好幾十個，你還能讓老薛咋辦……秉筆直書？人家老薛還沒活夠呢！
像是陳橋兵變這麼不要臉的事，新朝修史也得費老鼻子勁替趙匡胤擦屁股
於是薛居正無奈之下只能搬出史家的祖傳技能——春秋筆法。那就是不提前因，只言後果，讓老趙看上去就是被亂軍裹挾才黃袍加身的，在主觀上並沒有以臣篡君的故意：
“未曙，軍變，將士大噪呼萬歲，擐甲將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馬，擁迫南行。”（《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恭帝紀》）
到了歐陽修重編《新五代史》時，雖然帝系已經轉到了太宗一脈，對太祖並不怎麼維護，但如何得國涉及到所有趙家皇帝的道義根本，肯定不能允許別人亂說。老歐陽也算有剛兒，既不肯說瞎話，砍頭又怕疼，乾脆一筆帶過，就連陳橋兵變都當做不存在了：
“七年春正月甲辰，（周恭帝）遜於位。宋興。”（《新五代史·卷十二·周本紀第十二》）
等到蒙古人修《元史》時，姓趙的墳頭都不知道冒過多少輪草了，肯定不會有什麼顧忌。但是他們並沒有趁機搞什麼抹黑活動，而是以近乎白描的手法講述了陳橋兵變時的場景，甚至在動機上還配合宋人的說法對趙匡胤做出了掩飾和維護：
“夜五鼓，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為天子，或止之，眾不聽。遲明，逼寢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諸校露刃列於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眾皆羅拜，呼萬歲，即掖太祖乘馬。太祖攬轡謂諸將曰：‘我有號令，爾能從乎？’皆下馬曰：‘唯命。’”（《宋史·卷一·本紀第一》）
蒙古人這麼做的理由很簡單，那就是必須維護以元繼宋的正統性，所以不可以讓宋朝“得國不正”。
互認還得互捧——這是歷朝歷代維持正統身份的潛規則，誰都甭想搞特殊化
至於以後的事他們就懶得管了。比如參與編纂《宋史》的那些朱熹的孝子賢孫們大肆夾帶私貨，將章惇、韓侂冑、賈似道等政敵打入《奸臣傳》，蒙古人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沒準還在看笑話。
04
二十四史的大部分編纂者，其實與編纂《元史》的蒙古人心態類似。編纂《明史》的滿洲人既不比他們更好些，也不至於比他們更壞些，而且清朝皇帝對待修史這件事的重視程度和認真態度上，起碼比妥懽帖睦爾和朱元璋要強得多。
《明史》的修撰縱貫順、康、雍、乾四朝近百年，這種認真態度史上罕見
從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設明史館始，直到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第3次組織修改，《明史》的編寫過程歷時95年之久才告完成。也正是因為這種認真的態度，使得《明史》成為兩宋之後歷朝所修官史中最好的一部，這一點在近代以來的史學界是公認的：
“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一·明史》）
當然要說滿洲人在《明史》中夾帶私貨、黑白顛倒肯定也是有的，但基本集中在萬曆中後期到明亡這個階段。其實這也很好理解，畢竟那時候人家已經整出個後金來了嘛，難道還能老老實實的貶低自己、吹捧對手？而且這也不是滿洲人的發明，歷朝歷代差不多都是這個德性，就連我們尊崇的太史公也難免把個人情緒發洩到《史記》中。所以出自他老人家筆下的關於武帝一朝的記載，我們也得辯證的去看。
我在寫明末的文章時，除了《明史》外通常還要參考《國榷》、《明季北略》以及《甲申傳信錄》等史籍，否則很難得出相對客觀的結論。
《國榷》這部書，我個人是比較推崇的
除了明末以外，網路上關於因《明史》出於滿洲人之手，所以不可信的指責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畢竟從清朝官方的口徑上，人家南下入關可不是為了爭奪大明江山，而是替慘死的崇禎皇帝報仇來了。至於在幹掉“闖逆”後為啥又賴著不走了，滿洲人說我也很無奈啊，就是找不到老朱家的正宗繼承人，只好自己勉為其難的越俎代庖了……
你甭管這種說法有多胡扯，反正歷朝歷代大多是這麼胡扯下來的。臉皮要不厚，還能當皇帝坐江山？
所以哪怕僅是基於這個邏輯，滿洲人都得對前明表現出非敵視，甚至是尊崇的政治態度。所以康熙南巡，6次遣官拜祭孝陵（朱元璋之陵寢），5次親往拜謁；乾隆6次南巡，更是次次至孝陵“拈香奠酒”。而且這兩位滿洲皇帝在祭拜朱元璋時均行三跪九叩之大參禮，以表達對後者的敬仰和追思，這在歷朝歷代都是極其罕見的。尤其是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玄燁第三次南巡時，非但不顧大臣的勸阻親往祭祀，還親筆提下“治隆唐宋”碑，堪稱是對朱元璋一生功業最高的讚譽：
“庚戌。諭大學士等曰：‘明代洪武，乃創業之君。朕兩次南巡俱舉祀典，親往奠醊。今朕臨幸，當再親祭。’大學士等奏曰：‘皇上兩次南巡，業蒙親往奠醊，今應遣大臣致奠。’上曰：‘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著兵部尚書席爾達致祭行禮，朕親往奠。’”（《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百九十三·康熙三十八年》）
康熙親書的“治隆唐宋”碑至今還立在孝陵呢
不僅是孝陵，相比於蒙古人把南宋皇帝的骨頭都挖出來拆得稀巴爛，終清一朝對所有明帝陵的保護和修繕力度都堪稱是前無古人，也後無來者——你可以不信他們心存善念，但如何否認這個結果？
所以，哪怕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滿洲人也沒必要在《明史》上再做什麼手腳，因為這麼做對他們並沒有任何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