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兩次著名的“藩王之亂”，一次是漢景帝劉啟時期，由劉邦的侄子吳王劉濞為首，發動的一次聯合叛亂，史稱“七國之亂”，而另外一次，則是明惠宗朱允炆在位時期，由朱元璋的兒子朱棣為首對其發動的一場叛亂，史稱“靖難之役”。而後一場，最為慘烈的是，當任君主被直接趕下臺最後不知所蹤，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留存至今最大的待解懸疑案件之一。

這裡，讓人頗感匪夷所思的是，明朝在漢朝之後，“封藩制度”帶來的種種弊端，後世帝王都是“更有後人知警也”，可論機智勇武皆過人的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他卻為何就偏偏不知警劉邦當初由封藩制度帶來的深刻歷史教訓，而還寧是要不惜一切代價而步其後塵呢？

“眾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聯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鹹使聞知。”這段文字就是朱元璋在《擬封諸王詔》中所說的，從中可見朱元璋分封同姓王的措施和目的。

朱元璋分封藩王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防備邊患。當時雖然大明朝已經建立，但元朝的殘餘勢力並沒有剷除乾淨。大元皇帝依然存在，元順帝的繼任者仍然在北部草原擁兵自重，對中原虎視耽耽。大元的承相納哈出就在金山（在今內蒙古哲里木盟東境西遼河南岸）屯兵20萬。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對於疑心頗重的朱元璋來說這是忍無可忍的。

因此，戒嚴邊境，防止蒙古騎兵的突襲就成了重中之重。要防守邊境，但猜疑心又讓朱元璋不願意把大量軍隊交給外姓武將，於是，他讓幾個能擔重任的兒子到長城沿線的重要軍事據點上分別把守。朱元璋依照“西北遼遠，非親子弟不足以鎮撫而捍外患”的準則，依次分封了9個藩王，讓他們帶領重兵前去邊關戍守，他們分別是秦王、晉王、燕王、代王、肅王、遼王、慶王、寧王、谷王。朱元璋覺得這樣做，一則能防止武將叛變禍國，讓皇權不穩；二則可以“鎮固邊防”，保持中原的安定。

在大明朝剛剛建立的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就確立了分封諸侯王的制度。從洪武三年（1370）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 ），朱元璋進行了3次分封，把自己的24個兒子和1個從孫分封于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廣、四川、江西等地，以此來實現“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的目的。

朱元璋忠實擁護嫡長制，在分封同姓王時，嚴格按照這一制度來執行。元朝前期不立太子，以至於引發了多次宮廷政變，為此，朱元璋嚴格吸取教訓，他早早確立了嫡長子繼承製。長子朱標在吳元年（1367）就被確立為世子，洪武元年立為太子。遺憾的是，太子朱標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病逝，朱元璋還沒有完全從悲痛中走出來，就果斷立太子嫡孫朱允炆為皇太孫，讓他成為皇位的唯一合法繼承人。洪武二年分封諸王的制度進一步細化：皇子封親王；親王嫡長子，年及10歲，立為王世子，長孫立為世孫

世代承襲；諸子年10歲，封為郡王；郡王嫡長子為郡王世子，嫡長孫則授長孫，諸子封鎮國將軍，孫封輔國將軍，曾孫封奉國將軍，四世孫封鎮國中尉。凡是皇族出生的子孫，其名字都由禮部擇取，成人後的婚事也由皇家主持，祿炯由朝廷支給。嫡長子繼承製的確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手足相殘，消除了皇位繼承紛爭，同姓王的分封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賜）土”，這是明初實行分封制的基本原則。各諸侯王只率領軍隊，而沒有領土和人口。通常情況下，藩王大都率有二三衛，秦王、晉王、燕王這些大的藩王可擁軍二三萬人，小的藩王也率有士兵一萬左右。這些士兵驍勇善戰，皆為精銳之師。

朱元璋的這種精心策劃似乎能實現他鞏固皇權的願望，而且在他在位期間也沒有暴露出其缺陷，不過，還是有一些有識之士從中預測到了分封制所存在的弊端，葉伯巨就是其中一人。洪武九年（ 1376），葉伯巨上書朝廷，明確指出了“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三個弊端。他不但分析道理，還擺出了漢朝“七國之亂”、晉朝“八王之亂”的歷史教訓，讓朱元璋能有所防範。除此之外，他還提出了“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等安定社稷的合理建議。雖言辭懇切，但朱元璋卻惱羞成怒，下令逮捕了葉伯巨，還咬牙切齒地說要親手射死他。葉伯巨雖沒被朱元璋親手射死，卻死在獄中。

後來果如葉伯巨預料的一般，燕王朱棣在朱元璋駕崩不久就發動了靖難之役，奪取了侄兒朱允炊的江山，朱元璋如果地下有知，是否會後悔沒聽取葉伯巨的諫言呢？朱棣稱帝后，繼續削藩，又經仁、宣兩朝，藩王的軍事特權逐漸被削弱，但一波剛平一波又起，藩王的軍權被削弱了，可他們的卻日益發展，皇族人口也不斷增加，到了嘉靖年間，皇族人口已近10萬，朝廷要撥給諸王府的祿米幾乎佔全國總收入的1/4，達853萬石，這麼沉重的包袱讓國家和人民苦不堪言，明末農民起義的發生就和這種沉重的負擔有著一定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