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南衙北司之爭是指唐朝後期，肅宗至昭宗的一百五十年間，政府中的南衙與北司之間的對立鬥爭。
其中南衙是以宰相為中心的中央決策機構，北司指的是以樞密使、神策軍護軍中尉為核心的宦官集團。
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較量中，二者勢力此消彼長，但總體上呈現宦官集團凌駕宰相之上，宰相在某些特殊時期主宰朝政的特點。
其中最激烈的鬥爭是順宗時的“二王八司馬事件”與文宗時的“甘露之變”，兩次均以宦官勝利告終。
唐朝末年，宰相引節度使朱溫入京消滅宦官勢力，最終朱溫發動政變，屠殺所有宰輔朝臣，逼迫唐哀帝禪位，南衙北司也隨著唐朝滅亡宣告終結。
第一階段：高祖至玄宗前期，南衙對北司呈壓倒性優勢
唐初統治者為加強中央集權，在朝堂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
即將宰相職權一分為三，中書省負責起草詔令，門下省負責批駁審議，尚書省管理六部，負責執行政令，三省宰相各司其職，互相牽制。
在內廷方面，充分吸取東漢以來的宦官亂政教訓，對宦官採取抑制措施。
宦官掌管內侍省，但“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
說白了，宦官最高不過四品官，在宮內不過是幹著一些打掃庭院、守衛宮闈和膳食供應之類的雜務。
而宰相在高祖李淵至玄宗李隆基的一百年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從太宗李世民時期的房玄齡、杜如晦、魏徵到高宗李治和武則天時期的長孫無忌、李義府、狄仁傑、張柬之再到玄宗李隆基時期的姚崇、宋璟。
他們不僅輔佐帝王開創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一個個天下大治局面，而且以百官之首的身份領導政府，甚至影響皇權。
尤其是李治時期，長孫無忌以國舅、顧命大臣身份，任同中書門下三品，權傾朝野，就連高宗李治立後都要主動上門徵求其支援。
武則天時期，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柬之甚至憑藉強大的影響力發動政變逼迫武則天禪位。
所以唐初宰相與宦官之間完全不可放在一起比較，打個誇張的比喻，宦官好似一粒塵埃，卑微的活在宰相這個耀眼的太陽照射下。
玄宗繼位後情況有些許變化，開元十一年，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並在其下設定包括樞機房在內的五房。
宦官負責樞機房與皇帝之間的資訊溝通工作，並在工作過程中，對資訊的內容傳達施加影響，於是擁有了一定權力。
這一階段，宦官的權力只是剛剛起步，對朝政影響有限，南衙對北司具有壓倒性的優勢。
第二階段：玄宗後期至代宗，南衙北司平分秋色，北司稍占上風
宦官真正的崛起是在玄宗後期，標誌性事件就是高力士參與朝政。
早在李隆基還是藩王的時候，高力士就伺候左右，在平定韋后和太平公主中發揮重要作用。
開元初年，高力士執掌內侍省，天寶年間，高力士逐漸參與朝政，累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打破宦官不過三品的限制。
據史料記載：
“每有四方進呈上奏文表，必先送呈高力士，然後進奉御前，小事便自行裁決。”
李林甫、楊國忠等上位為宰相，與高力士的運作離不開干係，諸王公主皆稱呼“阿翁”，駙馬們稱其為“爺”。
同時，以邊令誠為代表的宦官被委任監軍，權力超過節度使，每次出行令各郡驚懼退避。
不過玄宗時期，宰相領導的南衙仍是朝政決策中心，宦官只是在一些內部環節施加影響，南衙權力地位仍在北司之上，直到肅宗時期，這一現狀才發生變化。
馬嵬之變後，肅宗離開玄宗，在靈武登基，這一過程中，寵臣李輔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李亨還是太子的時候，李輔國就侍奉左右，成為其心腹太監，李亨登基後，李輔國曆任元帥府行軍司馬、開府儀同三司、知內侍省事等要職。
肅宗還把統帥禁軍的權力交給他，軍權的移交標誌宦官勢力的全面擴張。
朝臣奏事往往先經他手然後才告知肅宗，就連宰相想見皇帝都須經過李輔國的安排，肅宗的詔書也需要李輔國的署名才能施行。
再加上肅宗性格懦弱，致使李輔國架空皇權，權傾朝野，宰相李揆更稱李輔國為“五父”，另外一位反對他的宰相蕭華被他逐出京師，北司權勢完全壓過南衙。
在擁立代宗李豫繼位後，李輔國更是對代宗說：
“大家（皇帝的俗稱）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
可見宦官集團的擅權跋扈，不過此時的北司仍依附於皇權，雖然掌握禁軍，但根基不穩，代宗利用其與另一大宦官程元振的矛盾將他輕易剷除。
之後，程元振接管禁軍，繼續專權，因為小事貶謫宰臣裴冕，這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滿，在朝臣壓力之下，代宗將程元振解職流放，南衙暫時扳回一局。
再之後，出自邊疆神策軍的監軍魚朝恩憑藉在吐蕃叛亂中護駕有功而掌管禁軍，此後魚朝恩專權程度更甚，宰相決定政事時，不先和他講，他便瞪大眼睛說：
“天下之事，怎麼不由我？”
但最終同樣因為權勢過大而被代宗聯合宰相元載殺死於內廷，宦官也不再掌管禁軍，權力重新回到宰相手中。
隨著北司落敗，元載權勢極度擴張，甚至將反對他的大臣直接杖殺於公府，以至於誰也不敢非議元載，就算走在路上，也不敢交談，只是以目示意，直到代宗利用御林軍將元載捕殺。
從肅宗到代宗，南衙在法理上仍掌握朝廷決策權，但北司憑藉皇帝的信任屢次粗暴干涉甚至壓制南衙。
而南衙憑藉根深蒂固的朝堂根基仍可以有效反擊，流放程元振、元載專權就是例子。
不過宦官集團對中央禁軍的控制，以及代宗成立樞密院，賦予宦官決策權標誌北司已全面崛起，不過北司只是短暫掌管禁軍，而且這種權力只限於個人。
因此這一時期南衙北司勢均力敵，呈現輪流坐莊的特點，但宦官憑藉對禁軍的影響和與皇帝關係的密切，已經有超過南衙的勢頭。
第三階段：德宗至宣宗，北司權勢完全超過南衙，南衙偶有獨立行政權
代宗死後，李適繼位，是為唐德宗，在他執政初期，依然秉持壓制北司宦官，重用朝臣的做法，然而公元783年爆發的涇原之變改變了德宗的態度。
在這場長達五年的叛亂中，朝臣將領逃跑的逃跑，叛變的叛變，只有宦官始終非常忠心地陪伴在他身邊。
平叛後，德宗將禁軍神策軍正式劃歸宦官，並設定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由竇文場、霍仙鳴擔任。
在宦官重新拿回軍權的同時，作為樞密使的宦官權力也在逐步擴大。
他們從往來傳遞資訊到與宰相一起參與奏對，標誌著北司從控制軍事到染指行政，兩樞密使和兩神策軍護軍中尉合稱“四貴”。
隨著宦官集團的專政，不甘心的南衙發起強烈反擊，於805年爆發二王八司馬事件。
805年德宗去世，太子李誦繼位，是為唐順宗。
為了抑制宦官勢力，奪回軍政大權，順宗以翰林王伾、王叔文以及劉禹錫、柳宗元、程異、凌準、韓泰、韓曄、陳諫、陸質、呂溫、李景儉等為核心形成“二王劉柳”的革新派。
由於順宗中風失音，不能理政，朝廷大事由王叔文、柳宗元等人主理，他們先是裁減宮中閒雜人員，停發內侍郭忠政等19人俸錢，然後又透過人事調動計劃從宦官手中奪回神策軍兵權。
但由於上傳下達渠道不暢，以及宦官及時醒悟，拒絕執行，致使禁軍調動計劃落空。
然後俱文珍等宦官直接發動政變，幽禁唐順宗，逼迫其將權力移交太子李純，並逼順宗下詔削去王叔文翰林學士之職，又授意地方節度使攻擊革新派。
此後革新派內部分裂，導致革新運動無法再進行下去，同時將王伾貶為開州司馬，王叔文貶為渝州司戶。
不久，俱文珍等宦官逼迫順宗禪位，擁立李純即皇帝位，是為唐憲宗。
而後將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淮、程異及韋執宜八人，先後貶為遠州司馬，持續一百多天的永貞革新徹底破產，史稱“二王八司馬”事件，這也意味南衙的反撲失敗，北司取得全面勝利。
憲宗繼位後立志削藩，抑制宦官專權，重用杜黃裳、武元衡、李絳、裴度等宰相，大力改革，增加財政收入，振興朝廷軍備，平定四川、淮西等藩鎮割據勢力，實現元和中興。
南衙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重大作用，擺脫北司控制，重新回到中樞決策地位，尤其是裴度，成為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元老，史稱其“出入中外，以身系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
而北司在憲宗執政的十五年間相對低調，憲宗寵信的宦官吐突承璀率神策軍在平定河北藩鎮叛亂時大敗，神策軍地位由此衰落。
但樞密使制度卻固定下來，樞密使的宦官取得較高的地位。憲宗晚年逐漸驕奢，妄想長生不老，但卻因服用丹藥暴躁易怒，最終被宦官王守澄等人暗害。
此後繼位的穆宗李恆、敬宗李湛縱情享樂，不理朝政，南衙宰相蕭俛等碌碌無為，而穆敬二帝寵信宦官，朝政被樞密使王守澄把持。
宰相李逢吉以重金賄賂王守澄，拉攏其為己用，兩人合作，朝廷無任何勢力能與之抗衡，而最後唐敬宗也被宦官所殺。
此時的南衙北司內部分化，派系林立，相互勾結，勢力犬牙交錯，不過南衙宰相依靠北司宦官扶持撐腰，北司權勢再次壓制南衙。
繼位的文宗李昂不甘心被宦官控制，聯合宰相李訓等南衙大臣策劃誅殺宦官，奪回皇權，於835年發動甘露之變。
文宗和李訓以觀露為名，將神策軍中尉仇士良騙至禁衛軍的後院欲斬殺，被仇士良發覺，宦官們迅速將文宗帶回內廷，李訓拉住軟轎不放，但被宦官郗志榮一拳擊中胸部打倒在地。
仇士良知道文宗參與李訓的密謀，十分憤恨，在文宗面前出語不遜，而身為皇帝的文宗卻羞愧懼怕，不敢作聲。
而仇士良命令左右神策軍率禁兵一千人持刀從內廷衝出。南衙這邊，在政事堂正要吃飯的不知情的宰相王涯等人嚇得落荒而逃，尚未逃出的六百多名朝臣全被殺死。
七十多歲的王涯被戴上腳鐐手銬，遭受毒打，無法忍受，只能違心地承認和李訓謀反。
在這次政變中，有四名宰相被殺，牽連遇害的朝臣家眷有一千多人。新任宰相李石每次奏事，常常遭仇士良斥責，李石雖時常與仇士良抗爭，但卻遭其暗殺，不得已李石提出辭職。
至此“天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南衙在與北司的鬥爭中完全落敗，南衙中許多官員依附宦官，而北司終於成功的掌握禁軍、左右內政，並擁有參與決策、左右皇位繼承的權力。
穆宗以後的八位皇帝中，除了敬宗系由太子身份繼位外，其餘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帝， 均為宦官擁立，宰相被他們排除在議定皇儲的程式之外。
840年至859年，武宗宣宗二帝重振朝綱，武宗李炎在位期間，倚重宰相李德裕，澄清吏治，發展經濟，實現會昌中興。
宣宗李忱勤儉治國，體恤百姓，減少賦稅，使本已衰敗的朝政復興，史稱大中之治。
南衙在這近二十年時間裡也得以重新振作，恢復一定獨立的行政權，不過宦官專政已成尾大不掉之勢，南衙再難和北司抗衡，武宣中興不過是迴光返照。
第四階段：懿宗至昭宗，北司獨攬大權，南衙名存實亡
懿宗、僖宗、昭宗期間，宦官開始參與到行政過程之中，並進一步獲得“貼黃”權力，即在臣下呈給皇帝的白色奏章下面貼上黃紙寫的最終決議，這就使他們代替宰相擁有決策權。
此時宦官參與中央決策被廣泛接受，南衙無任何反抗的力量，宰相的獨立行政權力不復存在，宦官權力達到頂峰。
最終導致這種情況：
“唐末議政程式原則上應於延英由宰相、樞密共商，但事實上變成樞密直接決定宣行，完全非中書所能控制。”
尤其是僖宗時期的大宦官田令孜，僖宗甚至稱呼其為“阿父”，僖宗朝所有的重大決策都掌控在田令孜手中，北司對南衙的壓制一直持續到昭宗時期的黃巢起義。
後續
席捲全國的黃巢起義後，北司領導的神策軍遭遇重創，全軍覆沒，中央權力中心幾乎瓦解，藩鎮勢力坐大。
不甘心被宦官控制的昭宗與南衙聯合推翻北司，雙方都聯合藩鎮勢力來打擊對方。
宰相崔胤想借朱溫的力量誅殺宦官，大宦官韓全誨則和李茂貞聯合，請來其幾千兵馬駐守京城，保護長安。
903年朱溫圍困長安，李茂貞將韓全誨等二十多名宦官斬殺，後來朱溫打進長安後將剩下的幾百名宦官殘酷地殺掉，困惑中晚唐的宦官問題終於被朱溫解決了，北司勢力至此滅亡。
而南衙命運也好不了哪去，904年朱溫商議將唐昭宗接到洛陽，擔心唐室大臣反對，於是誅殺宰相崔胤等人。
後來又在滑州白馬驛一舉屠殺裴樞為首的朝臣三十多人，並把這些屍體投入滾滾黃河之中，南衙勢力也隨著這股濁流消散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