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時，雖然國家統一，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但封建社會固有的矛盾也在發展。由於長期以來，未經大規模農民起義的衝擊，地主、官僚佔有大量土地的情況，沒有得到緩和，如大貴族楊素，除按官品佔有永業田和職分田外，還曾兩次得到賜田一百三十頃。
這樣一來，就使許多農民不能按均田制的規定得到土地，隋朝均田制規定，一夫受田百畝，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八十畝為露田，但實際上有些“狹鄉”每丁只能有田二十畝。這種根本問題的存在，決定階級矛盾必然逐步激化。
隋文帝雖然以“節儉”被史書所稱道，但統治階級的本性決定這隻能是一些表面現象，實際上仍然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腐敗，不惜興師動眾，勞民傷財。
開皇十三年（593），楊素給他修仁壽宮，由於工程大，時間短，勞動者死亡上萬人，隋文帝同獨孤皇后看到仁壽宮豪華壯麗，對楊素大加稱讚，並賞錢百萬，錦絹三千段。同時，隋文帝還隨心所欲地加重刑罰，任意殺人。如前所說，甚至規定凡盜一文錢或邊糧一升，以及三人共竊一瓜者，也要處以死刑，這些都是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的因素。
至於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如爭奪太子地位的鬥爭等，也無不影響政權的穩定。因此，魏徵說：“跡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並非沒有道理。
如果說隋文帝時階級矛盾正在發展，那末，隋煬帝的各種倒行逆施的暴政就迅速激化了階級矛盾。
隋煬帝一登上皇帝的寶座，就開始了窮奢極欲、縱情聲色的腐化生活。
首先，他不滿足於京師的物質享受。仁壽四年（604）七月做了皇帝，十一月他就東赴洛陽，下詔營建東都。詔書中說修建要“務從簡約”，但事實則完全相反，第二年修建東都時，“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
所筑西苑，“週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蓬萊、方丈、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竟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
同時，還派人“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如果說修建東都是為了把政治中心東移，減少每年大量向京師運糧的困難，即使有些浪費，也還算做了些有實際意義的工作。
但事實並非如此。隋煬帝在位總共不到十四年的時間，以他為中心的政治集團，大部分時間是四處巡遊，不在洛陽。
大約統計，隋煬帝在洛陽的時間，斷斷續續，總共不過四年左右。
在京師的時間不足一年，其他時間都在各地巡遊。
在封建社會里，皇帝是地主階級的代表，是一切國家事務的最高決策者。他到哪裡，也就是政治中心到那裡了。
況且，隋煬帝每次遊幸，都興師動眾，“從行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由此可見，在隋煬帝外出期間，大批國家官吏與軍隊都不在洛陽，洛陽既未真正起到政治中心的作用，從而也就無法肯定他修建東都的積極意義了。
其實，營建東都只不過是隋煬帝“無日不治宮室”的一個方面。儘管“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
因此，很多宮殿，遍佈各地。他每次到各地宮殿遊幸，都極奢侈豪華。最突出的是南遊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蔑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
遊幸次數之多，時間之長，而且如此闊氣排場，均為前所未有。
其次，隋煬帝為了炫耀自己的顯赫地位，往往不惜一切代價，大肆揮霍，浪費難以數計的人力和財力。
大業二年（606），突厥啟民可汗來到隋朝，隋煬帝“欲以富樂誇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伎人皆衣錦繡繒彩，舞者鳴環佩，綴花毦；課京兆、河南制其衣，兩京錦彩為之空竭”。
大業六年（610）正月，“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隋煬帝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鉅萬”。周邊一些民族派人到洛陽豐都市（東市）交易，隋煬帝就“命整飭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鬚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慚不能答”。
隋煬帝就是這樣，把民脂民膏大肆揮霍，致使人民負擔急劇加重，階級矛盾很快激化。
至於隋煬帝貪戀聲色的糜爛生活，一直到他在江都面臨末日的時候也沒有任何收斂。
徭役繁多，破壞生產階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莫過於隋煬帝勞民傷財，破壞生產。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如果停止勞動生產，人們就會因凍餓而死，這個國家或民族自然就要滅亡。這是人人都知道的真理。
正是這種人人都知道的真理，隋煬帝卻置若罔聞。他既想要得到勞動人民的各種生產成果，卻又例行逆施，把大量的勞動力用於非生產方面，使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
大肆徵發勞動人民服役，就是這種矛盾的突出表現。
仁壽四年年底，隋煬帝剛剛即位，就“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渡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
大業元年，楊素營建東都，每月役丁二百萬人，由於“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同時，又徵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徵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在這年遊江都時，僅攬船工就用了八萬餘人。
大業三年五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幷州，以通馳道”。七月，又徵發丁男百餘萬修築長城。
大業四年正月，徵發河北百餘萬人開永濟渠，丁男不足，婦女也被徵發了。七月，又徵發二十餘萬人修築長城。
把這樣多的民力用於非生產方面，必然導致生產停滯，不能發展。
當然，運河的開鑿有利於經濟文化的交流與發展，與其他勞民傷財的工程相提並論似乎不甚妥當。其實，認真分析一下，也並無不妥之處。有利於經濟文化的交流與發展，是開鑿運河的客觀效果。
在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人們需要用絕大部分時間去從事保證人類生存的農業生產。隋煬帝強迫農業勞動者去從事遠遠超出勞動者的負擔能力的巨大工程，顯然是脫離實際的。用大量勞動者的生命去滿足自己遊幸的需要，即使客觀效果有好的一面，也不能忽視勞動者的悲慘遭遇，去歌頌發號施令者的功績。
拋開大量勞動者的傷亡，生產的中斷，去侈談長遠的效果，就是割斷歷史。如果不是農民戰爭推翻隋煬帝政權，為生產的恢復與發展開闢道路，運河的客觀效果是不能顯示出來的。
由此可見，嚴重破壞生產力的結果，是勞動者走投無路、被迫造反。反之，如果隋煬帝不是勞民傷財，破壞生產，社會財富會更加豐富。
在社會財富更加豐富，勞動者的負擔能力許可的情況下，用較長的時間去開鑿運河，無疑會促進歷史的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