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立波

咸豐三年二月十二日，曾國藩給咸豐皇帝上了一道特殊的奏摺，該奏摺叫《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折》。

此時太平軍已經迅速崛起，一路勢如破竹，但是就在整個大清都在關注這場戰事的時候，曾國藩卻將打擊黑社會作為首選目標。

曾國藩畫像

在大清整個官僚系統看來，曾國藩這道奏摺顯得非常不識時務，沒有抓住重點矛盾，因為現在大清的目標是如何迅速平定太平軍，而曾國藩也是被咸豐任命為在湖南籌辦團練的在籍侍郎，他應該集中辦理如何打太平軍才對，為何突然的要在這個時期對地方開展一次全方位的打黑呢？

曾國藩這個時候看到的是根本，而朝廷官員們看到的是表面。因為曾國藩認為，地方黑惡勢力不穩，不僅會失掉民心，而且這些匪患隨時會加入太平軍一起作亂，因此他想要從根子上掐斷這個危險的苗頭。

曾國藩真容

在奏摺中他這樣說：“湖南會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粵逆入楚，凡入天地會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餘孽未盡。”就是說已經有很多人跟從了太平軍作亂，剩下的人留下來禍害本地老百姓，打家劫舍，殺人放火。而且人數越來越多，幾乎蔓延全省甚至整個大清。緊接著曾國藩又詳細列舉出這些黑惡勢力的名稱： 串子會、紅黑會、半邊淺會、一股香會等等，他們成群結黨，聚集在山谷中。

導致這一現象的出現是因為近些年有關部門不作為，甚至互相遮掩包庇，“以求日日苟且之安”曾國藩最後向皇帝表示，“臣寓館設審案局，委派委員二人，拿獲匪徒，立即嚴訊。即尋常匪痞，如奸胥、蠹役、訟師、光棍之類，亦加倍嚴懲……不誅鋤其刁悍害民者，則善良終無聊生之日。不敢不威猛救時，以求與地方有益。”

對於這個奏摺，曾國藩可謂咬著牙寫的，在奏摺中他表示，自己如果得到批准嚴辦黑惡一定會痛下殺手，絕不手軟，但是肯定會落得個殘忍之名，也在所不惜。

事實證明，曾國藩被後世的一些匪患後人起歪號攻擊為“曾剃頭”也早有心理準備，但是他只希望能夠換來“良民有安生之日”，這種真男子、大氣魄的勇於自我犧牲的精神在咸豐時期可謂相當罕見，因為當時的大清官員不會做如曾國藩這樣的“愣頭青”，相反都是秉持老城以為高深，繼承了“多磕頭，少說話，不辦事”的大清優良做官秘訣。

曾國藩的定力一方面來源於湖南人特有的倔強，決定的事，甚至撞了南牆也決不對頭，必須頭破血流，他依舊對當朝位高權重的把持者多有強烈不滿和批評，在給郭嵩燾的書信裡，他大談對祁寯藻、杜受田、賈楨、翁心存、僧格林沁，這些人或是宰輔、或是帝師、或是皇親國戚，在當時都是頂層絕對權力核心人物。然而曾國藩卻對他們卻多有意見，認為他們對國家朝政和社會風氣不負責任：“往在京師，如祁、杜、賈、翁諸老，鄙意均不以為然，惡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癢……”這些位高權重或名譽崇高的人物，鮮有立場鮮明，勇於擔當，常常是以老城持平的形象示人，大多都繼承了嘉慶時期曹振鏞“多磕頭、少說話”，或是沒醉的葫蘆一般官場油條。

曾國藩字跡

對於這些官場作風，曾國藩打心裡產生厭惡，與此同時他加大了對自我的監督和約束，以超強的意志力，用儒家優秀的立身之法不斷錘鍊自我。雖然深知“吾生平短於才”、“秉質愚柔”的自我評價的同時更是對自己清醒的認識，於是僅僅結合自我短板進行克服。這樣的時候，他就更謙虛，更勤奮。

“百端拂逆之時”、“打落牙齒和血吞”是痛徹心扉的深刻領悟，這並不是一切強者的姿態，而是一個天生弱者戰勝困難走向成功的自我磨礪。如果後人說他，走向成熟，獲得成功，那麼曾國藩的一切墊腳石就是感於此，來於此。

曾國藩書法

此後不久，咸豐帝批准了曾國藩所奏，專門審理地方黑惡勢力治理案件，開啟了大清有史以來強度最猛烈的曾國藩氏打黑。

曾國藩要求，凡是地方有黑社會，土匪、流氓、搶劫犯被抓獲，不必經過地方州縣，直接送到他這裡，經過審查，一旦坐實，立即砍頭，或者用棍子活活打死，有的則用鞭子抽死。曾國藩對此解釋說：“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敝處所為止此。”

僅僅用了四個月，審案局就“計斬決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斃杖下者二名，監斃獄中者三十一名。”而曾國藩自己確實付出了聲名的沉重代表，被後世一直叫到今天的“增剃頭”，可惜絕大多數人並不知道，曾國藩為什麼要這樣冷酷，其最大原因就是保護普通百姓不受到禍害，迅速蕩平了湖南匪患繼續為惡，也大大壓縮了他們加入內亂的可能性，湖南街頭再也沒有出現調戲強暴婦女、毆打百姓，搶奪財產的惡性案件，然而遺憾的是，曾國藩最終在這段為民除害的歲月裡，給自己留下了沉重的負擔，受到多方打壓，最終不得不去衡陽練兵，忍辱負重之後開始出征太平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