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侯楊方
清朝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皇權獨大。乾隆皇帝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本朝無名臣，亦無奸臣。”這句話是非常自大的，也是對清朝的整個統治方式的一個非常好的總結。
清朝在康熙以後，從議政王大臣會議到內閣，從內閣到南書房，從南書房到軍機處，都是皇帝個人的諮詢機構兼秘書處，並非最高層的決策機構，因此清朝皇權獨大，沒有任何機構與個人可以制約皇權。
自乾隆十三年起，年輕的領班軍機大臣、大學士傅恆成為乾隆皇帝最信賴、最重要的大臣，而雍正朝的老臣已經全部退出了政治核心，僅剩的張廷玉，如乾隆皇帝所說，也只是一尊擺設而已。但即使是最受信任的傅恆，也不過只是承旨辦事，轉述皇帝的命令，而不能對決策有任何的干預，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無論是康熙時期的內閣、議政王大臣會議，還是雍乾時期的軍機處，最多隻能為皇帝的決策起到諮詢作用，軍機處甚至連諮詢的作用也被削弱，只是皇帝的機要秘書處。
乾隆皇帝將他父親的“惟以一人治天下”的皇權至上推到了極致。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因尹嘉銓在著作中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為相國，被乾隆皇帝發現後嚴厲駁斥，說宰相之名從前明洪武年間就被廢了，後來設定了大學士，清朝延續下來，但是大學士的職責僅僅是票擬、承旨，絕非古代秉鈞執政的宰相！乾隆皇帝的這段話非常直白。
在他看來，大學士只是承擔檔案起草任務的秘書，甚至不需要出謀劃策，所有的權力、所有的決策均由皇帝一人掌握，大學士怎麼配稱為“宰相”？皇帝不僅要掌握最高的決策權，還要“親攬庶務”，掌握日常的行政權；乾隆認為他祖父、父親與自己祖孫三代對於國家大小事情都是一把抓的。
清朝皇帝的勤政可稱中國曆朝之最，一年中除了僅有幾天例外，從康熙皇帝開始的“御門聽政”每天都要舉行；所有的題本、奏摺都要求皇帝親自審讀、批示，而其中涉及的事情包羅永珍，五花八門，大到戰略佈署、軍隊調動、高官人事，小到家庭命案、各地倉儲、雨水糧價……
當時在軍機處任章京的趙翼親身感受了乾隆皇帝的作息：每天早上卯刻（五至七點）起床……從養心殿出來後，每過一扇門就要放一聲爆竹，趙翼他們在軍機處，聽到一聲聲的爆竹聲由遠及近，就知道聖駕已經到乾清宮了。軍機處的官員們五六天輪一次早班，就已經覺得很辛苦了，可是乾隆天天這麼早；這還是平時天下太平的時候，而遇到邊疆用兵打仗有軍報送來時，即使是半夜也要起來看奏章，把軍機處的人叫過來指示機宜。
郎世寧繪乾隆戎裝圖
皇帝將這些大大小小的日常行政工作全部包攬到自己一個人身上，勤則勤矣，但效果卻未必好。一個人的精力、時間總是有限的，而且隨著年齡增大，精力衰減，政務必然隨之懈怠，這在高齡的康熙皇帝與乾隆皇帝兩人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
與此同時，因為皇帝獨攬大小所有權力，大臣淪為單純的執行工具，缺乏主觀積極性和隨機應變的能力，一切都要等待皇帝的指示，一旦發生緊急情況常常應對不及，雍正年間對準噶爾的戰爭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此而敗。
康雍乾三帝都有過人的精力與責任心，以及超越常人的政治能力，他們可以幾十年如一日高強度地處理政務，乾綱獨斷體制適合他們，但並不適合他們的子孫；而清朝皇帝最重祖制，墨守成規，他們的後代皇帝在這個體制中就勉為其難了。
當然從另一角度看，在決策英明的前提下，乾綱獨斷體制也有其效率高、執行力強的長處，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數次重大征伐均出自於本人的獨斷，並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漢武帝的獨斷專行同樣也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歷史。但像這樣雄才大略的君主畢竟是極少數，更多的平庸或昏聵君主的獨斷專行卻帶來了災難。
晚年的乾隆皇帝志得意滿，極度自我膨脹，在貶低大臣的作用之餘還認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何則？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這意味著大臣僅是工具，只要執行皇帝的英明決策即可；在英明皇帝洞察一切的監督下，大臣沒有絲毫的權力與邪念，因此既不會建立功勳成為名臣，也沒有機會成為禍國殃民的奸臣，他們只不過是帝國巨大機器上的一個個零件，甚至螺絲釘。可以說，皇權的至高至尊，在乾隆朝達到了頂峰。
清代皇權獨大，沒有任何個人或集團能與之抗衡。中國歷史上的外戚、權臣、宦官等侵奪皇權的專權現象在清代都不復存在。在乾隆皇帝看來，這種無名臣、無奸臣的狀態是社稷之福。乾隆皇帝因此宣揚：“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彷彿者。”
清朝吸取了歷代的經驗教訓，實質上是集中國曆代帝王統治術之大成。
然而，絕對皇權存在一個巨大的風險，與皇帝本人有無足夠的能力與精力密切相關。如果是康雍乾三帝以及漢武帝、宣帝這樣政治能力、精力、責任心超強的皇帝，官僚的權力就會被大為壓縮，同時政治運轉極為高效，對權貴、官僚階層的打擊力度、對中底層的保護力度——兩者未必同時存在，但各有側重：康熙皇帝側重於保護中底層，漢武帝側重於打擊、抑制高層，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與漢宣帝則兩者並重——也會相應增強；反之，皇帝的能力與精力不濟，官僚的權力就會相應擴張，但即使是中智之主，也可以從中平衡、調控，維持政權的穩定，仍然可以保持中央權力的平衡，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中後期，皇權逐漸削弱，官僚與宦官的權力開始增長，但還可以維持政權的有效運轉。
如果遇上平庸之主，如漢元帝、成帝，明萬曆帝、天啟帝、崇禎帝，官僚集團內部就會出現激烈的朋黨之爭，因為他們僅是職業經理人，可以重新換個新東家投靠，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顧政權的安危而內鬥不止，皇權在內鬥中逐漸削弱，直至政權崩潰。
最典型的莫過於明朝末年，國家財政崩潰，在關內李自成等起義軍與關外滿洲集團的雙重打擊下，明朝政權命懸一線，但官僚集團（含宦官集團）卻仍然內鬥不止，將國事、戰事當成打擊政敵的工具，完全不顧政權的安危。在最後關頭，崇禎帝要求官僚捐銀招募軍隊抵抗，但官僚集團卻陽奉陰違抵制，結果政權滅亡了，千萬家財也被李自成一網打盡。
清乾隆《萬國來朝圖》區域性
清朝皇帝對明朝政局的混亂印象最為深刻，因此他們全力集中皇權，建立了絕對皇權的乾綱獨斷體制，不讓任何一個利益集團有獨大、專權的機會，讓他們全部處於皇權的絕對控制之下，就是為了避免重蹈明朝的覆轍。
即使是皇權與士大夫官僚集團共治較為平衡、穩定的宋朝，當遼軍南下至澶州（今河南省濮陽縣）時，也出現了官僚集團為了各自的利益，紛紛要求放棄都城開封南遷至成都或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市）的情況，幸而被宰相寇準制止；靖康年間，金兵南下，在最需要當機立斷的時刻，官僚集團又為了和戰爭論不休，內鬥不止，朝議未決，金兵已經渡河圍城。
乾隆皇帝自豪地宣稱“我朝自定鼎以來，綜理政務，乾綱獨攬，從未有用兵大事，臣下得以專主者”，即國家重要的軍事全部由皇帝一人決定。掌握的權力大，就意味著承擔的責任重，也就要求皇帝本人的政治素質與能力要強。雖然康熙皇帝建立了秘密立儲的制度，但如何確保皇位繼承人素質的問題仍然是乾綱獨斷體制的最大隱患，因此這個體制的繼承人風險要遠高於皇帝與官僚共治體制。
（本文選自侯楊方
所著《治世 : 大清帝國的興亡啟示》
，由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
授權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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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 : 大清帝國的興亡啟示》
侯楊方 著
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
2022年5月
上承緒業、下啟宏圖的皇太極究竟有哪些用人之術？一生英武的康熙大帝為何晚年悲催？雍正和乾隆究竟誰是更殘酷的君王？從康乾盛世到晚清敗局的轉折有哪些發人深省的啟示？木蘭秋獮和帝王南巡為鞏固王朝統治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一錯再錯的咸豐皇帝如何影響了近代中國走向？
本書講述了明朝滅亡後，清朝重建統治秩序，開創封建王朝最後一個盛世的歷史。作品細數清朝十二帝治國理政的成敗得失，洞悉中央帝國權力和制度執行的內在邏輯。從籠絡人心、皇權鞏固、內政民生三個方面，詳細分析了清王朝統治的權術策略，分析了封建時代帝國統治的特點，展現了王朝盛世與沒落的演化過程，給人以警醒和啟示，是一部治世史、興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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