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加

又是一個牛年到了。大家都知道牛是忠厚老實、埋頭苦幹的象徵，牛作為生產力工具，在古代農業社會地位尤為重要，官府對牛也都強化了管理，甚至立法保護；另一方面牛還是肉食的來源，所以牛自古就是犯罪分子覬覦的物件，為此發生了不少案件。為對付狡猾的犯罪分子，歷史上不少司法官員鬥智鬥勇，為牛的主人鳴冤，為牛正名。

巧斷盜牛案 彰顯法官智慧

我國古代立法保護耕牛有傳統，秦漢時期皆立法嚴禁殺牛，魏晉南北朝時期規定：“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並規定，對偷盜耕牛的人必須判罪。顧憲之（436年－509年），字士思，是晉代著名書法家顧愷之的孫子，他在南北朝宋時舉秀才，任建康令，齊時進拜衡陽內史、豫章太守等職務。他為官清正廉明，體恤鄉民，深受治邑民眾擁戴及同僚敬重，史家稱讚顧氏祖孫“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易遇”。據《梁書·顧憲之傳》載：元徽年間，建康縣一盜賊盜得一牛，被主人認出，盜賊仍堅稱是自家的牛。兩家多次對簿公堂，前兩任縣令都未能決斷。顧憲之任建康令後，兩家又來縣衙訴訟。顧憲之瞭解了前因後果後，立即下令，讓盜賊解開牛的韁繩，聽任牛自己走去。結果那牛頭也不回直接回了主人家。這正是老牛識途，盜賊無話可說，只得服罪。顧憲之巧斷盜牛案一時名傳四方，時人號曰“神明”，加之他“性又清儉，強力為政”，故京城內飲酒者得到好酒都稱“顧建康”，以讚美顧憲之為官如美酒一樣清醇。

無獨有偶，隋代有一位官員叫於仲文，他也有一個巧斷失牛案的故事。據《隋書·於仲文傳》載：“仲文少聰敏，髫齔就學，耽閱不倦。及長，倜儻有大志。起家為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傢俱認，州郡久不能決。仲文於是令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這個記載是說，於仲文自幼好學，從家中被徵召出任趙王的屬官，不久，升任安固太守。在安固，有姓任的和姓杜的兩家各丟失一頭牛，後來只找到一頭，兩家都來認領，府衙遲遲不能斷決牛的歸屬。到了仲文執政後，重新審理此案，仲文下令讓兩家把各自的牛群趕過來，然後把找到的那頭牛放開，結果那頭牛走到了姓任家的牛群中。為了進一步印證，仲文又暗中讓人稍微傷害那頭牛，結果發現任氏嘆息難過，而杜氏安然自若。於是仲文斷定杜氏作假，杜氏被呵斥詰問後認罪離去。

智破害牛案 愛民細緻入微

古代法律具有連續性，歷朝都是在前朝法律的基礎上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對於耕牛的保護也不例外。高浟（532年-564年），北齊高祖高歡的第五個兒子。他在轉任都督、定州刺史時，曾巧妙地破獲一起盜牛案。據《北史·高浟傳》載：當時，雖然有法律規定不準濫殺耕牛，但是由於牛肉的需求，盜殺耕牛的事件時有發生。一天，有一戶人家前來報案，說自己的黑牛被偷盜，牛背上長有白毛。縣裡的長史叫韋道建，他知道高浟在滄州任刺史時就巧妙地破獲過幾個案件，就對中從事魏道勝說：“使君在滄州任刺史時，擒拿奸人像神一樣明斷迅速。如果捉住了這個偷牛的盜賊，他就更神了。”高浟接到報案後，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便詐稱上面有命令，吩咐衙役去市場上買牛皮，只說官府徵用，高價收購。結果，衙役收購了一批牛皮回來。高浟讓丟牛者前來縣衙辨認，這人在一堆牛皮裡很快就認出自己牛的皮。由於衙役在收購牛皮的過程中已經對賣牛皮的進行了登記，因此很快就把盜牛賊抓到了。韋道建等人更加佩服高浟的斷案能力了。

而到了宋朝，為了保護農業生產力，更是頒佈法令，嚴厲禁止私宰耕牛，自己的耕牛也不能亂殺。北宋著名的清官包拯在任天長縣令時，也巧用計謀偵破了一個破壞耕牛案，令人叫絕。據《宋史·包拯傳》載：包拯上任不久，一個農民前來縣衙門告狀，有人把他家耕牛的舌頭給割掉了。他說自己早上起來喂牛時，發現牛躺在地上，順著嘴角正在淌血水。掰開牛嘴一看，裡面血糊糊、空洞洞的，牛舌頭不見了。請包拯為他做主。包拯聽後略作沉思，說道：“牛舌頭被盜割去了，耕牛已經不中用了，本縣準你回去把牛殺了，然後把牛肉拉到市場上去賣了。”那農民看到包拯胸有成竹的樣子，就回去照辦了。

誰知，兩天以後，又有人來到縣衙擊鼓告狀。包拯一看，只見那人賊眉鼠眼，滿臉橫肉。包拯心裡就有數了，問道：“你有何冤枉？”那人說舉報某某違法私自宰殺耕牛並出賣牛肉。包拯耐心聽完，驚堂木一拍，大聲喝道：“好歹毒的刁民，割了人家的牛舌頭，反倒來告人傢俬宰耕牛，真是膽大妄為，你知罪否？！”那人頓時嚇呆了，心裡想包大人真是神靈，於是對割牛舌的罪行供認不諱。原來，這個罪犯和那個農民因日常糾紛結下了怨恨，就幹出了這件喪盡天良的壞事。沒想到，才幾天，就被捉拿歸案。

調處牛糾紛 化解鄰里矛盾

由於古代牛在生產生活中的重要性，除了出現盜牛案件，日常生活中，因為牛引發的糾紛也很多，如何巧妙處置，也考驗官員的從政經驗和斷案智慧。唐代裴子云擔任過衛州新鄉縣令，他曾斷過一起舅舅企圖侵吞外甥小牛的案件。據唐代《朝野僉載》記載：當時有個青年農民，被徵派去戍守邊防。臨行前，他留下六頭母牛讓其舅舅代為餵養。五年後，青年農民從邊境回來，得知這五年間，母牛生下了三十頭小牛。他去找舅舅想要回母牛和小牛，但舅舅卻說這五年間死了兩頭母牛，也沒有生下小牛，只能歸還他四頭母牛。青年農民很生氣，告到了縣衙，縣令正是裴子云。裴子云對這個案件進行了一番研究，最後他搞了掉包計，把舅舅傳到了縣衙，裴子云說：“本縣發生了一起偷牛案，現在偷牛賊已被抓獲，指證說是與你一起偷的三十頭牛，並把牛藏在你家了。”舅舅一聽嚇壞了，這下罪責大了，驚慌之下說道：“我家的三十頭牛都是我外甥寄養的母牛所生，實在不是偷來的。”裴子云一聽，便追問道：“誰可以給你作證？”舅舅說：“我的外甥可以為我作證。”裴子云就把那青年農民從內室叫了出來，說道：“你舅舅說的你都聽見了，他已經承認三十頭小牛是你的。既然是這樣，那請舅舅立即歸還他牛吧。”舅舅這回真傻眼了，無話可說。裴子云接著說：“但念在你辛辛苦苦養牛五年的份上，可以給你五頭小牛作為報酬。外甥沒意見吧。”那青年農民連連點頭。就這樣，案件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到了清朝，對於耕牛的保護一如既往，處理調解其中的糾紛，也是官員義不容辭的責任。清代康熙年間的廉吏于成龍，也曾處理過一起這樣的糾紛案件。據《清代名吏判牘七種彙編》載：羅城縣郊區農村的鄭立仁養有一頭耕牛，有天跑到鄰居顧福寶的地裡，吃了不少豆苗。顧福寶與之理論，鄭卻出言不遜，顧福寶一怒之下，便將鄭的牛牽走了。村裡的地保出面調解，讓鄭賠償顧的豆苗，顧歸還鄭的耕牛。本來事情到此就了結了，哪想，本地有一訟師，專門包攬詞訟，竟然挑唆鄭去告狀，把爭吵說成是顧家群毆鄭氏一人，牽牛說成是搶劫。鄭立仁聽信了訟師的挑唆，不服地保的調處，到縣衙告狀。于成龍接到報案後，對整個案件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瞭解，在問明案情後，做出瞭如下判決：“吃了豆苗，牽走耕牛。固然罰之太重，卻是事出有因。縱牛吃人青苗，苗主牽人耕牛，縱牛牽牛，皆有錯也。牛無意識，人有常規。偶失看管，情有可原；拒不理賠，何其霸道。鄰里之間，阡陌相連，風馬牛羊，常相及也。偶有侵害，在所難免。牽人耕牛，理也有虧。地保已作判斷，賠償也是應當。聽信他人讒言，忽然又要翻悔。你不和平息爭，反要挑起詞訟。牽牛說成搶劫，爭吵說是群毆。小題目作出大文章，刁民一個；細微事掀起翻天浪，真是愚頑。須知一紙入公門，九牛拖不轉；數言惹奇禍，滿門盡遭殃。耕牛之事，依地保處置可也，誣告一節，本官饒你這回。再要聽人讒言，本官嚴懲不貸。”

耕牛在古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了嚴格的法律保障措施，更需要嚴格的執法者，上述執法官員的做法就是例證。只有依法管理、依法辦案，時刻把百姓的利益掛在心上，才能為百姓做主，抓獲犯罪分子，保護老百姓的耕牛安全，從這個角度來說，就是保護生產力，保護百姓的飯碗。從而也給我們今天的牛年留下了許多佳話，發人深思。

作者：劉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