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小果案、操場埋屍案、湖南文烈宏涉黑案、海南黃鴻發案…當它們聚合在一起，便是《掃黑風暴》。
“反腐掃黑劇”是近年來湧現出的型別劇中的一個重要品類，始於1995年的《蒼天在上》，2003年曾掀起一個小高潮。“反腐掃黑劇”的優勢在於，它能給觀眾帶來“崇高感”的體驗，這是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其他型別劇，很難給出的體驗。
然而，在創作上，“反腐掃黑劇”也存困境：
大多數觀眾並不是為了受教育來觀劇的，而是為了娛樂。
於是，人們更多從情節是否曲折、畫面是否刺激、懸疑力度是否足夠、想象力是否宏大…等角度來看“反腐掃黑劇”。
正是帶著這種兩難，《掃黑風暴》艱難起舞。
如果說，《掃黑風暴》擁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恰恰源於它很好地平衡了“思想性”與“娛樂性”的關係，使它既好看，又不是隻剩好看，它呈現出如深淵般的、難以直視的人性，為“崇高美”提供了可能。
打破傳統“反腐掃黑劇”的結構桎梏
《掃黑風暴》的結構非常有特色——頭緒複雜，大量使用倒敘、追憶，不斷有新線索插進來，每個線索都有遮蔽，單個事件的進展不完全是線性的…由此帶來強烈的跳躍感和壓抑感。
仔細梳理，《掃黑風暴》採用的也是傳統的兩線式：
一方是掃黑機構，透過偵探手段，逐漸抵達事實；
另一方是黑惡勢力，層層攔截，不斷製造假象。
兩線式的魅力在於懸疑性強，不論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掌握的都不是完全資訊，吸引觀眾去推測：
下一步，情節該怎麼推進？
然而，兩線式的缺點也很明顯，即非黑即白、過於漫畫化——好人處處都好，壞人則無惡不作，不僅行為粗鄙，生活作風、生活方式等都令人不齒，甚至面帶兇相，一望即知。
採取兩線式敘述，有不得已的因素，“反腐掃黑劇”是長線懸疑，需要將長懸疑與短懸疑結合起來，如果不是一個個懸疑點連續爆發，觀眾很難支撐下來，如果最後的大反轉力度不夠，觀眾會感到被戲弄。
只有把正與反雙方極端化，才能形成足夠的敘事張力，才能滿足觀眾對“故事性”的需要。
如果說兩線式是規定動作，那麼，一部“反腐掃黑劇”成功與否，便取決於能否在自選動作上發揮好。
《掃黑風暴》設計了一條獨特的故事線：十年前，警察李成陽（孫
紅雷 飾）
被栽贓陷害，而他的父也同時離奇死亡，這讓李成陽對“誰是真的，誰是假的”產生了懷疑，他搖身一變，成了新帥集團的“二當家”，一度成為“掃黑專案組”遇到的最大困難，但事實上，他一直在暗中調查師父的死因。從劇情走勢看，李成陽必然會再度逆轉，成為“掃黑”成功的關鍵。
在正面故事線與負面故事線之間，插入李成陽這個敘事斜線，便顛覆了傳統敘事結構的桎梏——善與惡的對抗之外，還有人性深處的博弈，每個人都是複雜的，在我們的內心深處，都是既有善念，又有惡念。“掃黑除惡”既是社會行動，也是靈魂博弈，後者的戲才更高階。
正因有了李成陽這個斜線，《掃黑風暴》中不少人物更多元有趣，如馬帥（寧理 飾）作為新帥集團老總，又有仗義、平民化的一面；明明是一個打手，臉帶刀疤，卻滿口塑膠英語的大江（蘇可 飾）；而高明遠（王志飛 飾）等人的隨和、已無鋒芒掩蓋著他們黑惡的本質。
在《掃黑風暴》中，每個角色都有自身的複雜性，說明結構改造給人物塑造創造出了更大的空間。
孫紅雷擔起了一臺戲
然而，結構突破也會帶來風險——對演員的要求更高了，尤其是敘事斜線的關鍵點李成陽。
李成陽亦正亦邪，既有強烈的正義感，又不得不屈從於現實，身為新帥集團的軍師，他必須匪氣十足、能力出眾，才能震懾手下，但改變自己是需要說服自己的，所以他對馬帥的私忠，在李成陽身上，有強烈的“猴氣”——士大夫般的高傲，看不起比他能力低的人，卻又天性叛逆，無法收殮自己的鋒芒。他想“士為知己者死”，但又深知那些作為並不光彩。
怨恨、憤怒、傲慢、冷酷、真誠、原則、忠誠…這些相互矛盾的品質呈現在同一個人身上，給表演帶來巨大的困難。
必須承認，孫紅雷的表演是《掃黑風暴》中的一個突出的亮點，甚至可以誇張點說：一個人托起了一臺戲。
在《掃黑風暴》中，孫紅雷設計的標誌性動作——呲牙笑，既可以用來掩飾與昔日同學、掃黑工作組中的骨幹何勇尬聊時的尷尬；也可以用來表現翻臉前的狠厲；還可以在得知馬帥去世時，表達極度痛苦與絕望…
這個標誌性動作詭異、兇狠，隱喻著內心的波瀾，卻又充滿神秘感，讓人既感壓力，又不知這壓力來自何方，透過“讓你猜”，便充分調動起了緊張感。
孫紅雷在表演上刻意留白，而不是撐滿，緊緊扣住了李成陽這條線的核心——捉摸不定，但他的任何動作，都可能決定整個敘事的結局。
當然，劇中幾名老戲骨都有非常精彩演繹，也成就了孫紅雷的表演。
沒有徐英子姐弟的故事，就無法建立道德立場
在《掃黑風暴》中，徐英子（楊雨潼 飾）、徐小山（劉檸昊 飾）姐弟的遭遇催人淚下：徐小山因參與網路賭博，欠了一筆錢，恰好在上廁所時，意外聽到喝醉的孫興（吳
曉亮 飾）
承認自己殺過人，便拍下影片，試圖敲詐。結果，孫興反而利用和公安局的關係，將徐小山拘捕，反過來敲詐他一大筆錢。為了交納鉅額“打點費”救出弟弟，姐姐徐英子不得不去借裸貸。
徐英子、徐小山姐弟以為滿足了孫興的金錢要求就能苟安，但二人的生命還是被黑惡勢力吞噬了：徐小山被滅口，徐英子自殺。
一些觀眾覺得，這一故事與整個破案無關，是在煽情。這其實是誤讀，“反腐掃黑劇”的根本在“反腐掃黑”，要用真實的案例告訴觀眾，為什麼要“掃黑除惡”，不“掃黑除惡”的結果將是什麼。離開了這個根本，“反腐掃黑劇”便喪失了道德立場，成了服務於觀眾追求好奇、新異、刺激心理的娛樂劇，永遠也擺脫不了懸念而懸念、為離奇而離奇的俗套。
應該說，徐英子姐弟的故事是《掃黑風暴》中有機的組成部分，它告訴觀眾：黑惡勢力不會只因為普通百姓“擋了財路”“商業競爭”等“大事”，才會伸出罪惡之手。黑惡勢力的本質源於人性惡，它是無法自我控制的，一旦姑息，它就會迅速膨脹。
在《掃黑風暴》中，連李成陽都發出“綠藤市的天太黑了”的感慨，這為全劇提供了邏輯基礎：有黑必打，有惡必除，除惡務盡。唯有徹底消滅黑惡勢力，才能確保徐英子、徐小山姐弟的悲劇不再發生，才能確保普通民眾的安定生活。
寫崇高是“反覆掃黑劇”的正途
美國學者戴維·莫利在《傳媒、現代性和科技》一書中指出，影視具有被建構起來的多義性，創作者需提供具有“方向”或“封閉”結構的資訊，使它成為在多種解讀可能中，具有傾向性。
完全封閉、只有單一含義的作品是不存在的，但創作者有義務引導多種含義，使它指向其中一個含義。這就帶來兩個問題：
其一，指向的手段是否高明；其二，含義是否足夠深刻，這最終決定了作品的品質。
“反腐掃黑劇”不應成為黑白雙方鬥智劇；不應變成炫耀貪腐分子、黑惡人員高消費生活的劇；更不能因為存在個案，便使觀眾對社會真實狀況產生誤會。事實是，用曝光尺度、故事懸疑度來衡量“反腐掃黑劇”，顯然是一個錯誤的尺度。
邪不壓正，這是一切社會不可讓渡的原則，黑暗只能維繫一時，光明終將取勝，因為不論時代怎麼變化，人心總會嚮往公正、良善與秩序。背離了這一方向，“反腐掃黑劇”很難有未來。
從這個角度看《掃黑風暴》，方能明白截止目前更新至26集，它已經贏得了極佳的口碑。就算騰訊影片針對會員再收費搞出個無恥的超前點播，累計播放量還是超過了30億，因為它不是隻關注離奇的事，更在於寫出人性的厚度；它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有更深的思考；它不是一味追求懸疑，而是更多去凝望人性。
每個人都是善惡的聚合體，在向善的一面往下挖，自有一片幽暗的天地，不僅是自私，還有支撐自私的那些人性惡。這覺得了，人生是漫長的博弈，那些讓人敢於凝望深淵，並始終能獨立在岸邊的力量，就是崇高。在《掃黑風暴》中，不論是李成陽，還是林浩，閃耀的正是這種崇高感。
事實證明，寫好崇高，“反腐掃黑劇”就能立住，就能真正贏得觀眾，而這，正是《掃黑風暴》的成功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