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6日，浙江金華，小朋友們正在科技館體驗各種神奇有魅力的科技專案。 （視覺中國/圖）
家庭背景會影響個人發展，父母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兒童能獲得更多的資源支援成長，但家庭條件不太好的環境中，貧窮很可能會代代傳遞，影響著社會階層的流動，加劇一系列社會問題。而教育往往承載了人們改善代際貧困，促進社會平等的希望。然而，最近一項研究發現，在英國社會，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會影響兒童的學習成績，這種關聯在過去近一百年間基本沒有變化。
成績不好該怪誰
在對9萬多出生時間跨越1921至2011年的英國小學生進行縱向對比後，研究人員發現兒童在小學階段的學業表現與他們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之間相關性為0。28，再次證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會影響兒童的學習成績，而且從不同年代出生的人之間的變化來看，這種關聯差別很小。這意味著在過去超過95年的時間裡，雖然社會不平等的情況在變化，但來自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因素對兒童學習成績的影響，基本沒有變化，總體保持穩定。這一研究2022年4月發表在《學習科學》（npj Science of Learning）。
“這些結果表明，我們過去和現在為減少教育方面家庭背景不平等而做的努力已經失敗了。”參與該項研究的英國約克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蘇菲·馮·斯圖姆（Sophie von Stumm）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包括新自由主義和精英領導體制在內的一些個人主義意識形態，是家庭背景不平等之所以持續存在的核心驅動力。那種認為個體而非制度和集體應該對個人自己的成就負責的想法也被用在了兒童身上：如果他們在學校表現得不好，我們就認為是他們自己的過錯，同時還認為成績不好的小孩不值得更多的支援，而那些做得好的理應被提供更多更好的機會。”
蘇菲·馮·斯圖姆教授認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之所以會持續影響兒童的學習成績，將不平等的家庭背景轉化為相應的學生成績，這背後與一些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在教育領域的滲透有很大關係。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學生成績不好更多地被歸咎為學生個人有錯，而非教育制度和社會整體的責任；面對學生成績的差異，首先想的不是支援成績差的，縮小教育結果的差距，而是放棄他們，轉而支援成績好的去得到更多更好的機會。但這些不利於斬斷社會經濟不平等在代際間的傳遞，不利於建設一個更平等的社會。
因為實際中，家庭背景佔優勢，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環境可以從小給予學生方方面面的優勢。作為社會問題研究的一個常用概念，一個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指的是，相比其他家庭，他們能利用的社會和經濟資源的水平。比較典型的就包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職業和收入等情況，從物質方面看，經濟條件好的家庭衣食住行的水平和品質相對較高，而營養的食物和安全的環境對保障兒童身體健康成長有基礎性的影響；從文化方面看，父母的才能、價值觀和人生理想等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兒童，拓寬或者限制兒童的發展空間；除此之外，父母的人際關係和工作關係等社會關係網也會構成支援兒童發展的重要社會資源。
這些源自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因素有機整合之後影響著兒童神經認知的發展和未來在各級學校的表現，相關的關係已經得到了不少科學證據的確認，而最新研究將時間軸拉長，在近一個世紀的尺度上發現家庭背景對學業成績的影響可以一直持續。
這些發現基於英國當地16項出生佇列研究，透過代表性抽樣，研究人員可以獲取不同年代學生的表現如何受到家庭背景的影響。雖然這些調查並非按照統一標準，存在一定侷限，但透過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收入水平等至少一個指標，研究人員可以大致界定一個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對於這些5至11歲的學生，他們的考試成績、學術和認知測試成績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學業表現。在近一百年的尺度裡縱向對比之後，家庭背景與學業成績之間的相關性從最低的0。17到最高的0。37不等，平均下來也有0。28，並未發現系統性升高或下降的趨勢。
家庭背景的廣泛影響
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現象並非只出現在英國。紐約大學應用心理學家塞爾庫克·賽林（Selcuk R。 Sirin）在他對該問題的經典研究中，曾回顧過整個1990年代美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學業成績影響的證據，結果顯示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學生的學業成績有很強的影響。如果從超10萬人，近7000所學校的資料整體來看，二者的相關性平均為0。29，這與最新研究在英國發現的資料類似。但是這種相關程度會受到學生的年級、學校位置等因素的影響。
從年級來看，小學到中學，年級越高，學業成績受影響程度增加得越顯著，但高中例外，家庭背景對學業成績的影響程度沒有繼續明顯增長。考慮到學業成績是從小就打下的基礎，隨著年級的增長是一個累積的過程，那些受家庭背景所累在小學成績就不好的兒童很可能早早被淘汰了，因而沒有出現在後面更高年級的樣本中。而從學校的位置來看，社會經濟地位等家庭背景與學業成績的關聯在城市學校更弱，由於美國不同學區經濟水平有別，而學校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會決定所能得到的教育資助水平，因而資源更多的學校裡，家庭背景對學業成績的影響可能會相對減小。
但從全球來看，有證據顯示，在過去近半個世紀裡，相當多的國家見證了不同家庭背景學生之間學業成績差距的增大。簡單來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會影響學業成績，這種關聯的結果就是，家庭背景好的學生總體上傾向於成績也好，而家庭背景處於劣勢的學生在學業成績上也處於相對的劣勢，這會形成一個由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主導產生的學業成績差距。2019年，多倫多大學教育研究人員在分析了過去五十多年全球學業成績差距後，發現一百多個樣本國家裡大部分國家的這一差距增加了。這包含了對1964至2015年間全球近580萬學生資料的分析，無論是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職業還是家裡藏書的數量來代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學業成績差距都在增加，且增幅都在50%左右。這一研究2019年發表在《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在差距增加的趨勢之下，不同國家之間仍存在明顯差別。家庭背景所影響的學業成績差距在入學率快速升高的地方增大得更明顯，研究人員分析，這可能是因為，原本一些學生由於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處於劣勢根本沒有機會上學，而擴寬了入學通道後，反而把以往所隱藏的家庭背景相關的教育不平等給暴露了出來。這種差距增大的趨勢背後，正是學業成績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之間不斷強化的關聯。那麼，這種關聯具體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
2013年6月，寧夏銀川市六盤山高階中學，一名即將參加高考的學子正在埋頭苦讀。 （視覺中國/圖）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其實可以透過大量的機制去傳遞家庭背景的不平等，其中有兩個原理很關鍵，一個是兒童在家庭環境中經歷的語言社會化，再一個是兒童接受的課外教育。”蘇菲·馮·斯圖姆向南方週末記者分析，“不同的家庭與他們的孩子說話時的方式非常不一樣，這個過程從嬰兒早期就開始了。如果兒童從小生活在以兒童為導向的語言環境中，就能夠支援他們的學習，從而發展出更好的語言技能，這轉而幫助他們在學校裡做得更好。在一項研究中，我們曾證明，對於影響7歲兒童學校表現的因素來說，僅兒童的語言能力就相當於家庭背景效果的一半。”
至於課外教育，形式則更為多樣，既包括體育、音樂等各種課外課程，也包括遊玩、博物館探訪等體驗方式，還包括額外的學校課程及輔導。家庭在這些兒童教育上的投資是非常不均衡的，相比中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會保障孩子接受的教育不限於學校，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通常資源較少，難以為孩子負擔這些課外教育的內容，而且也不怎麼重視這些，甚至教育本身通常也不是他們特別在意的目標。
也就是說，家庭背景對孩子成績的影響，既不是從小升初開始的，也不是從小學一年級開始的，而是從一出生的嬰兒階段就開始了。特別是語言能力等早期認知刺激的情況，近年來已有不少研究用它們將家庭背景和學業成績聯絡起來。
2021年，哈佛大學心理學系的研究人員曾對百餘名兒童跟蹤進行了長期研究，以弄清家庭背景、語言、認知和學業成績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結果資料顯示認知刺激介導了家庭背景與語言能力，而語言能力介導了家庭背景與一年半後的學業成績。從家庭背景、認知刺激到語言能力的習得和學業成績的提高，父母如何對兒童進行高質量的認知刺激非常重要，除了在家裡為孩子創造一個良好的語言環境外，親自參與兒童的學習過程，給他們準備好學習材料，增加他們的經歷和體驗等，也都可能對兒童神經認知的發展有幫助。而這些認知刺激的內容，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所能提供的能力和意識是有差別的。為了讓兒童的成長更公平和平等，除了縮小不同家庭之間的物質生活差距外，也可以幫助父母獲得一定的家庭教育能力，為孩子創造良好的認知刺激環境，真正當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師。
當然，認知能力對學業成功也不是決定性的，鑑於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面非常廣，社會政策如何減少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對全社會的整體利益有著深遠影響。因為有德國的雙胞胎研究顯示，家庭背景差距大，會造成潛在的人才浪費。從繼續升學這個教育結果來看，隨著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個人的認知能力就顯得越來越不重要了。在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即便有較高的認知能力，上大學的機會也偏少。這些客觀上造成了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裡成長的孩子潛質被浪費了。
教育政策該如何改變
因此，基於英國家庭背景與學業成績之間近百年未變的關聯，最新研究在分析後認為，教育政策應該優先追求學習結果的公平，而不止是學習機會的平等。
這就需要學校提供的基礎教育能更好地滿足學生們不同的學習需求，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抱持人人皆可成才的目標，把教育資源向成績尚處於弱勢的學生傾斜。這樣才能儘可能減少家庭背景不平等所帶來的影響，雖然這樣的政策阻力重重。一方面對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會讓既得利益者的孩子優勢縮小，而這部分父母恰恰又是掌握話語權的人；另一方面，因材施教就必然要涉及教育機會分配的不平等，因而，如何平衡好教育機會平等和教育結果公平二者之間的關係，是未來特別考驗政策制定者的地方。
蘇菲·馮·斯圖姆認為，德國和芬蘭的對比就很有代表性，基於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學業表現，德國的學生在中學階段就早早分流到三種類型的學校，而芬蘭的學生，無論小學學業表現如何全部進入同樣型別的中學。結果就是，芬蘭有一個更平等的社會，社會和經濟方面的不平等都比德國要更少。
“雖然我們過去和現在為減少教育方面家庭背景不平等而做的努力已經失敗了，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情況未來無法改變。”蘇菲·馮·斯圖姆向南方週末記者強調。
她認為有兩點很重要，“一方面，在公認的精英領導體制的社會，教育政策幾乎不會把減少教育方面家庭背景不平等的目標作為優先事項，相反，通常想的只是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覺得國家資助的義務教育就足以讓所有的孩子平等地從教育中受益。但我們現在逐漸要承認，不是這樣的，孩子們利用教育機會的能力是有差別的。另外，社會傾向於認為兒童學習能力方面的差異是固定而不可改變的，但過去二十年我們已經知道，成功地幫助學習困難的兒童做得更好是有可能的，這樣就可以消除學業成績差距，如果我們更多地投資這些干預措施，將這些幫助更廣泛地提供給家庭背景處於弱勢地位的兒童，那麼教育方面家庭背景不平等的影響就會減弱。”
南方週末記者 王江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