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讀明末歷史的時候，總是會想如果能有岳飛、戚繼光這樣的人來，就會如何如何。可是隨著對這段歷史越來越深入的瞭解，就逐漸明白，就算岳飛、戚繼光真的到明末，他們最好的結局也不過是第二個毛文龍、第三個毛文龍，更大的可能是連毛文龍都不如。
那毛文龍是誰呢？對歷史不熟的人估計不知道，這裡來科普一下。
毛文龍（1576年2月10日—1629年7月24日），一名伯龍，字振南，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人，祖籍山西平陽府太平縣（今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明朝末期將領。
少時不喜讀書，不事生產，遊手好閒。後出走投奔叔父，襲其職為百戶。天啟元年（1621年），升任遼東巡撫王化貞標下的練兵遊擊，率兵兩百攻破後金鎮江（今遼寧丹東東北九蓮城）。袁可立到任後，在皮島（今朝鮮椴島一帶）設定東江鎮時，任命毛文龍為副總兵，加授平遼總兵官，賜尚方劍，加封左都督，勢力不斷擴大，逐漸成為一個穩坐島中，享其榮華富貴的“海外天子”。
崇禎二年（1629年）六月，袁崇煥借閱兵為名，渡海來到皮島，毛文龍前往迎接。毛文龍見了袁崇煥，語多傲慢。袁崇煥便以邀毛文龍觀看將士騎馬射箭為名，將毛擒獲，數他十二大罪，取出尚方寶劍，將其斬首。後來，袁崇煥被崇禎帝所殺，兩大罪狀之一，便是擅殺毛文龍（另一條為私通後金）。 ［
當我們讀到歷史上岳家軍、戚家軍的事蹟的時候，總是感佩於其軍紀如何嚴明，戰鬥力如何強悍，可是往往忘記了這一切都有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他們至少要有足夠的軍餉，讓士兵不至於被餓死，有足夠精良的器械讓士兵來與敵人廝殺。
可是這樣的條件，在毛文龍那裡，卻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常年的軍餉不足讓軍隊維持生存不發生變亂都成了極其困難的事情。而毛文龍難得的是，在這樣艱苦的絕境下，他居然還能殫精竭慮，用各種辦法來維持住東江的力量，並且對後金起到了重大牽制作用，這不僅需要軍事上的天才，同樣需要經濟和人事管理上的天才。
但是常年索要軍餉讓他成了眾多文官厭惡的物件，不斷向朝鮮索要糧食供給讓他成了朝鮮君臣的眼中釘，用通商等自力更生的辦法解決部分軍餉又招來袁崇煥等人的猜忌心理。這最終把他推上了死亡之路。
皮島
明末所有問題的癥結，都在於一個字：錢！
如果明朝政府有錢，那毛文龍或許真的是無關緊要的，有他可以，沒他可以，甚至無論怎麼打都是贏。
楊鎬可以贏，如果不是朝廷眾多官員為省錢不斷催促，導致倉促出兵，那努爾哈赤不過是甕中之鱉。或者有足夠的軍餉，派五十萬以上的大軍征剿，每路都保證足夠的壓倒性數量優勢，那努爾哈赤再蹦躂，照樣是死路一條。
袁應泰和王化貞可以贏，遼東明軍之所以不斷有內奸叛亂，投敵獻城，其根源就在於長年軍餉不足，官兵待遇低下，生活苦不堪言。有足夠的軍餉，就能解決這些問題，守城也好，進攻也好都不是問題，努爾哈赤仍舊是死路一條。
甚至連袁崇煥這樣能力低下，毫無軍事頭腦，只知道修城守城的人也可以贏。就用最笨的辦法，一個城一個城的修過去，每個城都有足夠數量的軍隊和糧食，長城防線也有足夠的軍餉支撐重兵把守。那後金也確實就是籠中困獸，只能慢慢被困死。
至於孫承宗和熊廷弼當然就更可以贏了。
但問題是明朝政府沒錢，動不動就發不出軍餉，朝廷中的文官成天喊的就是要裁兵、裁兵。財政支出經常就是顧得了東，顧不了西，割肉補瘡，拆東牆補西牆。
這時候毛文龍的存在就提供了一種在軍餉極度緊缺的情況下，用最省錢的辦法戰勝後金的可能性。確實東江軍隊處於極端艱苦的條件之下，確實毛文龍自己也不斷上疏叫苦連天，但只要有毛文龍在，他以自己的品格和才能，仍舊能把東江維持下去。
明朝政府方面確實是苦，而後金這方面其實更苦，遼民反抗幾無休日，要以區區一個遼東，災害連年不斷之時，常年維持十萬有戰鬥力的軍隊，談何容易。即便充滿遮掩和粉飾的滿文老檔裡，到天啟七年的時候，都有金人統治區飢寒交加，為了免於餓死，人吃人的記錄。
“時國中大飢，其一金斗糧價銀八兩，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時國中銀兩雖多，然無處貿易，是以銀兩賤而諸物昂貴。良馬一、值銀三百兩。壯牛一，值銀一百兩。蟒緞一，值銀一百五十兩。毛（）布其值銀九兩。盜賊蜂起，偷竊牛馬，人相慘殺，至國中大亂。”
其實早在天啟五年的時候，後金方面因為毛文龍的存在就已經感覺難以支撐了。在努爾哈赤給毛文龍寫招降信的同時，還讓手下的漢人給毛文龍寫了一封信，備極哀楚乞求之辭：
“我眾漢官致毛文龍書曰：‘今金國汗欲棄遼東之地移向本土。豈能棄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眾官商議，致書老爺乞一生路。老爺若以我等不得已而降之，被強迫而生之，憐憫於我等，則望親書保問或札付寄來。我等若有可能，即奪一城池居之，若不能則登一千山。乞老爺務將所思繕文訓示，並速將來人齎回，持久恐被發覺。’並令於先致之書至毛文龍後暗送此書，途中逢人則執之並出示此後致之書”
這封信的動機當然是出於詐偽，但欲行詐偽，也必須先設法用真實情況來取信於人，否則其偽無從售矣。則這封信裡描繪後金窘迫情狀，甚至打算放棄遼東回到老巢本土的打算，應該是反映了部分真實情形的。
崇禎元年算起，再撐個兩三年，後金不能攻到關內搶劫，也只有徹底崩潰一條道路。
一般鹽商海商有錢是不必說了，就是做小食品買賣的，資產都可達千萬以上。萬曆年間于慎行在《谷山筆塵》裡說
“自古都邑大賈、名俠皆有稱號，或以所居或以所業，如漢書所謂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箭、張禁酒、趙放。又如貨殖傳所載，翁伯販脂、張氏賣醬、盾氏灑削、濁氏胃脂，其所貨至為纖嗇，往往鼎食擊鐘。蓋大都人眾，所取宏多，故雖負販之資亦至不貲也。今都城如賣醬、屠沽有千萬之資，其名亦與古同，可見古今風俗亦不甚遠。”
明代的商人有錢，明朝的制度長期以來一直是重商抑農，對商業提供種種優惠輕稅乃至免稅政策，賦稅的大頭都壓在農業之上，這導致商人的財富無法轉化為國家的實力。而到了張居正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之後，更加劇了這種情況。這一點在《谷山筆塵》中也有一段議論：
“陸贄論兩稅之弊曰，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什計算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物輕資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音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好，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財用不得不闕。此數語者，可謂盡兩稅之委曲矣。兩稅之法，即今之條鞭。條鞭以地產為率，而不計其資，故農困而商寬，與陸公所陳，大略相似。”
明代的官員作為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言人，常常無所不用其極的為資本家利益奔走呼號。最有名的就是萬曆時期，萬曆徵收一個礦稅，文官群體就鬼哭狼嚎，在奏疏裡描繪出種種可怕情形，簡直把當時描繪的暗無天日，山崩地裂。而實則在擺脫了當時的利益紛爭導致的惡意醜化攻擊，譁眾取寵的描黑汙衊，在眾多人後來的回憶裡，萬曆時期卻是一個無比美好的時代。
《樵史通俗演義》開頭就有一段話
“且說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四海賓服，五方熙皥，真個是極樂世界，說什麼神農、堯、舜、稷、契、夔。傳至萬曆，不要說別的好處，只說柴米油鹽、雞鵝魚肉、諸般食用之類，那一件不賤。假如數口之家，每日大魚大肉，所費不過二三錢，這是極算豐富的了。還有那小戶人家，肩挑步擔的，每日賺二三十文，就可過得一日了；到晚還要吃些酒，醉熏熏說笑話，唱吳歌，聽說書，冬天烘火夏乘涼，百般頑耍。那時節大家小戶好不快活，南北兩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員都上本淚聒也不震怒，人都說神宗皇帝真是個堯、舜了。一時賢相如張居正，去位後有申時行、王錫爵一班兒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權柄又不弄權柄的，坐鎮太平。至今父老說到那時節。好不感嘆思慕。”
即便到了遼事大起的萬曆末期和天啟時期，日子還相當舒服。陳舜在《亂離見聞錄》中回憶說：
“予生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廿六日卯時，父母俱廿三歲。時丁昇平，四方樂利，又家海角，魚米之鄉。鬥米錢未二十，斤魚錢一二，檳榔十顆錢二文，著十束錢一文，斤肉、只鴨錢六七文，鬥鹽錢三文，百般平易。窮者幸託安生，差徭省，賦役輕，石米歲輸千錢。每年兩熟，耕者鼓腹，士好詞章，工賈九流熙熙自適，何樂如之。”
在崇禎十四年的明朝檔案裡，還有這麼一則：
“兵部為臺兵缺餉乏食萬難，殺子充飢死守事，職方清吏司案呈……，”
就在明朝滅亡前夕，崇禎十六年十二月，李自成就要打過來的時候，擔任防守重任的大同總兵姜鑲還在泣血上疏呈報軍隊缺餉五月的窘迫情狀：
“第雲鎮，藩封重地，兵素稱雄，無奈缺餉五月，值此三冬，歲已雲暮，枵腹難堪，又兼馬匹至（京？）川，四師凋敝空群，兵皆徒步，前已具疏，至今無濟，惟望俯鑑急迫，措發錢糧，以濟飢軍燃煤，使人心固結，而戰守有資”
明朝其實是被自己計程車兵推翻的！李自成軍隊的核心骨幹是明朝發不起軍餉而叛亂的邊軍，清軍進關後攻城掠地的主力也依舊是明朝那些因為領不到軍餉還備受百姓官員辱罵歧視的軍隊。
明朝的官員不明白，當國家遇到大規模自然災害，遇到外來侵略，這個時候就應該轉入緊急狀態，國家經濟也應該進入戰時執行軌道，而不能再按照和平時期那一套，死守著法律來。
在文官看來，軍隊不過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為國家服務是應該的。既然是國家機器，所以就應該用最大的警惕來對待，防止其力量超過必要的限度，而對人民利益造成損害。
所以他們成天都是用多疑的態度，用防賊的眼光來看待武官和皇帝。一到軍官索餉的時候，就認為軍餉都是被軍官貪汙了，是在冒領，索要軍餉都是來騙錢的；一到皇帝要求調撥軍餉的時候，就認為皇帝內庫裡有的是錢，只不過皇帝是守財奴，吝嗇不肯拿出來用。
明朝的皇帝反正是被文官的口水噴慣了，受點汙衊也就算了。可對軍隊的官兵來說，文官政府不肯給足夠的物質待遇，也就罷了，反正餓死是死，戰死也是死，左右都是一死。可問題是在精神上都是飽受屈辱，動不動就被懷疑是貪汙軍餉，軍餉沒有，為了生存去搶一點東西，就被罵得狗血噴頭，這事情確實是沒有辦法維持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