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出現後，此後任何國家建立都會面臨著都城選址的問題，選址在何處、如何對已選地址進行改造等等，這些必須慎之又慎，因為這關係著一個國家現在與未來的繁榮昌盛，實在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重大戰略。

經過我黨幾十年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終於在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28響禮炮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建立起真正屬於人民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新中國建立之初，實際上已經選擇北京（北平）作為首都，作為中國古代眾多朝代的國都，這裡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而接下來的事就是將這座歷史悠久的古都進行改造，讓它符合此後我國發展的需要。

北京作為一個歷史悠久五朝古都，其實際價值不可估量，而對首都進行改造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主持如此浩大的工程，國內外對此都極為關注，如何能打好這一仗，對於新中國極為重要。

因此那時我國邀請了許多國際、國內著名的專家學者，組成了以建築學家為首，包括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等各領域專家的專家團隊對首都改造進行論證，參與到北京這個城市的規劃建造中。

經過長時間的反覆討論，最終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方案：一是徹底摒棄北京原有的建築風格，在廢墟中重新建立新的城市，另一種是保留北京原有的風貌，在附近建立新城作為首都。然而出於各種原因最終採納了第一種方案，北京古城牆在喧囂中成為廢墟，這成為了梁思成心中永遠的痛，也是國人永遠的遺憾。

梁思成是清末戊戌變法領導者之一梁啟超之子，出身書香門第的梁思成自小飽受家族氛圍薰陶，因此在學術造詣上十分高超。作為清華大學的高材生，對於建築學更是有著濃厚的興趣，因此在畢業後又先後在美國賓州大學建築系、哈佛大學建築系進行深造學校，回國後創辦了中國現代教育歷史上第一個建築學系。

1949年新中國決定對北京這個古老的城市進行改建以滿足作為首都的功能，此時的梁思成也接到邀請，同時受邀的還有一位名叫陳佔祥的建築學者，而這兩人之前有過接觸，因此在受邀的同時就聯絡到對方，而且兩人對於北京這個城市規劃的想法是不謀而合的，因此兩人決定合作一起對北京這個城市進行規劃，這個規劃也被稱之為“梁陳方案”。

這個方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北京古城原有古建築風貌，他們決定在空間大的北京西面建立新城市，並把西城作為核心的行政中心，並把原來北京的老城進行古建築修繕，將東城打造為核心的歷史文化中心。這樣既保留了北京城珍貴的歷史文物，也能滿足了當時國家發展的需要。另外，一旦將來出現人口居住壓力，也可在東城古建築地區之外，再建立新居住區，緩解城中心的壓力。

但是，梁陳方案不被蘇聯專家所認同，他們認為要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在長安街兩岸建設新的行政中心，並在北京城進行新的改造和建設。這一方案深受蘇聯以發展工業為重的思想影響，他們認為這樣的方案能夠為工業的發展提供大量的土地、人口、基礎設施等優勢，唯一的的弊端就是會大量地破壞歷史留下的古建築，這也正是梁思成等人所堅決反對的。

經過深思熟慮，國家最終選擇了蘇聯專家的方案。今天我們不能說誰的方案錯、誰的方案對，更不能說當時決策的錯誤，這只是特殊歷史條件下所表現出的歷史侷限性。

當時新中國剛成立，面臨著一窮二白、內憂外患的險惡局面，此時發展經濟、解決人民的吃穿住行，增強國家實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蘇聯專家提出的方案符合當時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的。

而且北京城作為眾多朝代的都城，被民眾認為是皇帝老兒居住之地，新中國剛剛成立必須要讓民眾感受到耳目一新的感覺，從心底真正認可新中國，蘇聯專家方案更符合中國民眾當時的心理。

我們從另一方面來看待“梁陳方案”，其實也存在一定的弊端，首先是行政區面積大、功能單一，且又密集，就是在一個區域集中了所有中央行政機關，而公職人員的住所被設計在西郊，非常不方便，而且最大的問題就是安全性，一旦其它國家對我國進行襲擊，那麼如此密集的行政區會導致國家中樞機構瞬間癱瘓，造成的損失將無法估量。

其次梁思成對於辦公樓採用四合院的設計，佔地面積大，建築成本也比較高，而且對於古建築的修繕更需要花費大量資金，對於當時一窮二白的新中國更重要的是恢復城市正常的運轉，保障人民正常的生活，新中國必須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關係生死存亡的關鍵生存問題上。

假如當時選擇的是梁思成的方案，那麼北京將會為世界保留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也會緩解北京如今的交通、住房擁擠的壓力，如今雄安新區的設立不正是沿著梁思成的構思在前進嗎？到底誰對誰錯我們無法評判，歷史也無法倒退，而事物的發展也總會付出一定的代價，正如硬幣的正反面一般，重要的是以史為鑑，創造未來！#真知新座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