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境界與人性的邊界
文 | 翦一休
當第一次來到海邊，遙看浪逐天際，你會無語；在夜晚凝視天空，滿眼星漢燦爛，你會沉默。這是因為大海的浩瀚和和星空的深邃，超出了你理解和想象的極限，以至於你無法找到合適的語言來表達它們在你心中引起的震撼和感動。當你提筆想寫寫維特根斯坦的人生故事的時候，相似的感覺也會湧上心頭。
維特根斯坦最為人所知的，無疑是他卓絕的智力。他是一個天才：十三歲就製造出了縫紉機，設計過發動機，做過建築師，當然，最重要的，是一手締造了兩個完全不同卻都有巨大影響的哲學學派。僅這一條，足以使他躋身於最偉大的思想家之列，而他的哲學也是長盛不衰的話題。與此相對照，關於他62歲的人生，雖然也有許多美好的故事在坊間流傳，卻可惜大都流於東鱗西爪的趣聞。事實上我一直沒有看到把維特根斯坦的人生故事講得很棒的文字，足以展示他獨特甚至古怪的個性當中光芒四射的稜角，凸顯他由鉅富而赤貧的一生所具有的神話般的品質。沒錯，維特根斯坦一直認為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生活無關，並且一貫對旨在以他神奇的人生故事來裝點他的哲學的企圖不以為然，我卻認為他的人生確有超出他哲學以外的意義，因而是另一本也值得鑽研的書。他的哲學和他的人生這兩本書，不必然互補卻可以都很精彩，它們可以分開來讀。
同時我也承認，當試圖從理性的角度來解讀維特根斯坦的人生的時候，我們很可能陷入了一個維特根斯坦深惡痛絕並與之戰鬥了一生的陷阱，即蓄意或無意地，有罪或無辜地闖入了他認為不可言說只能顯示的人生中涉及認知，情感，道德和宗教的某些領域。不過，我不自認為是維特根斯坦哲學的信徒，所以也不認為對他的人格世界我們必須保持沉默。相反，我相信維特根斯坦的一生，無論從人性，道德還是宗教的視角，都是一個有趣並且極富啟迪意義的思索物件。我相信他的活法，賦予了“活著”幾分新的意義，使他從已經逝去的人們當中脫穎而出，卻給活著或將要活著的人們豎起了一個楷模。
有趣的是，不講他的哲學而講他的人生，卻終究難免仍然帶有哲學的意味。因為，如果可以用羅素式的說法，把“人性”看成人類所有特質和可能的生活方式的集合，那麼，在我看來，維特根斯坦展示了一種完全與眾不同的人生態度，因而在擴充套件“人性”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方面，做出了獨特而無可替代的貢獻。可以說，維特根斯坦個人的人生境界使我們有可能在高度和維度的某些方面重新界定普遍的人性的邊界。這就像李白杜甫的詩歌定義了“唐代文學”這一概念—沒有李杜的唐代文學應該是另一番模樣吧。
塵世的負擔
維特根斯坦出生於一個當時歐洲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他父親是奧地利鋼鐵大亨，同時也是非常成功的投資人，在奧地利富甲一方。他極富音樂修養的母親把他們家在維也納的豪宅變成了上流社會文化精英的中心，人稱維特根斯坦宮殿，勃拉姆斯，門德爾松和馬勒都是家族的摯友。應該說，維特根斯坦是名正言順的富家公子。如果在當下，按照流行的戲碼，憑著富家公子的名頭，他早變成了全民追捧的偶像了。 然而維特根斯坦註定卻是這個富豪之家的叛逆，他對這個家庭一直都有距離感，一生都在刻意的淡化甚至隱瞞自己的家世，對這個顯赫的家庭所能帶來的無論是社會影響力，人脈還是財力上的任何益處，他都堅決地拒絕，其決絕程度，只有中國文革中家庭成員的劃清階級界限可以與之媲美。只是，文革之劃清界限是與被迫害者切割以自保，而維特根斯坦的劃清界限是與財富決裂而自清，兩者在道德上並無共通之處。至於為什麼維特根斯坦要和家庭保持疏離，並沒有一個公認的解釋，但應當不是基於某種道德的或意識形態的原因。我覺得還是數學家拉姆塞的解釋最靠譜：他從小接受的教育賦予他一種嚴苛的律己精神，絕不接受任何不是他自己掙來的東西。當然，更可能的是，他一生都沉浸在他卓越的智力帶給他的精彩的精神世界裡，世俗世界的七七八八的東西根本從來沒有進入他的法眼。
維特根斯坦對金錢似乎有潔癖。總的說來，他對金錢有一種其他人都不具備的超脫，由金錢激發出來的種種情緒上的衝動，就像對金錢的渴望，得到金錢的興奮，擁有金錢的得意或失去金錢的恐慌等等，對他而言都是全然陌生的感覺。而這可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他生而富有。在一戰開始前他在劍橋跟羅素學哲學的日子裡，維特根斯坦一直是很有錢的。他為自己挑選的傢俱時，對款式和質地極盡挑剔，劍橋傢俱店裡的東西他都看不上，最後是定製了傢俱，一副富家子弟的派頭。他和摯友品生特到挪威的旅遊的所有費用都由他一手包辦，這使得不用花一分錢的品生特覺得這次旅行像夢幻般美妙。1914年，維特根斯坦主動聯絡素不相識的出版人費克爾，表示願意出資10萬克朗援助“缺乏生計的奧地利藝術家”。當時的10萬克朗相當現在的50萬英鎊，那可是一筆讓費克爾喜出望外的巨資。當費克爾滿懷感激地來見這位慷慨富有的藝術保護人時，他那模樣是令人心悸的孤獨：金錢似乎從來沒能為他帶來他想要的快樂。一戰開戰後，維特根斯坦志願加入奧地利軍隊開赴對俄作戰前線。在服役期間他購買了25萬克朗的奧地利政府發行的戰爭債券。沒人會想到，這樣的大手筆，竟然出自一個正在前線冒著生命危險，忐忑不安的志願兵！
金錢只是一個富豪之家的顯性資源，通常與之同來的還有數不清的隱性的社會資源，它們可不是那麼容易擺脫掉的。一戰結束後，維特根斯坦和其他五十萬奧地利士兵一起，成了義大利的戰俘。在戰俘營裡他認識了畫家德羅比。德羅比提起他曾為一位維特根斯坦小姐畫過像。當維特根斯坦說他見過這幅“我姐姐的肖像”時，德羅比睜大了眼睛，“那你是維特根斯坦家的囉？” 很明顯，那時的戰俘維特根斯坦看起來一點兒不像有錢人家的公子。為了把他儘早從戰俘營弄出來，維特根斯坦家透過梵蒂岡的關係派來一位醫生為維特根斯坦做了體檢，而後宣佈他的身體狀況不適合呆在戰俘營。維特根斯坦偏偏拒不接受這項特權，對當局堅稱自己身體完全健康而選擇和其他人一道繼續留在原地。一戰結束從戰俘營出來，當維特根斯坦回到維也納維特根斯坦宮殿的時候，他是整個歐洲最富有的人之一。然而僅在一個月之後他就幾乎一無所有了：他遣散了自己名下的所有財產，並且在法律上堵住了收回它們的所有可能。為了生計，維特根斯坦決定成為一個偏遠山區的鄉村小學教師，為此，快三十歲的他成天和一幫十七八歲的孩子一起坐在板凳上聽師範老師授課。師範老師偏偏對他的姓產生了興趣，問他是不是富有的維特根斯坦家的親戚。他回答說是。老師似乎並不滿足，又問：“是很近的親戚嗎？”維特根斯坦只好回答：“不很近”。沒人知道那一刻維特根斯坦臉上的表情和心裡的感受，不過從後來他寫給羅素的信上看，這類事情讓他煩死了，不是因為人家看不上他衣衫破爛一貧如洗的樣子，而是因為他為了打發這些無聊的問題被迫沒有說實話而引來的道德上的挫敗。
從志願脫富致貧的那時起，直到他死，他手頭從未有過很多錢。1919年，維特根斯坦需要去海牙面見羅素商討《邏輯哲學論》的出版事宜，但他沒錢買票。一直為這本書的出版前後張羅的羅素自作主張，把維特根斯坦留在劍橋的傢俱統統搬到自己家，算是把它們買下了，並以此為由頭給維特根斯坦籌了100 英鎊，這才使得這場會面得以成行。兩年後，羅素為邀請維特根斯坦到倫敦又為這批傢俱追加了200英鎊作為路費，說是這些傢俱實在太好不忍佔維特根斯坦便宜，並且惡作劇地告訴極愛整潔的他，很快自己有個孩子會出生在他的床上。1923年，拉姆塞到維特根斯坦教書的山區去看他，發現“他非常窮，起碼他過得很節約”，牆上刷了石灰的房裡只有一張床，臉盆架，小桌和一把椅子。早飯只有難吃的粗麵包，黃油和可可。生於富豪之家而絕不依附於家庭，靠自食其力生活，應該是一件令人敬佩的事情吧，但這種在我看來值得敬佩的品行，維特根斯坦覺得如此自然，他津津樂道的是和朋友外出旅行沒錢只好為人打短工釘木箱掙錢之類的事情。可以說，在這個生而有錢的人的生活中，金錢從來沒有佔據十分重要的位置，而這絕不是那些大權在握的統治者籍此自我標榜時的假清高。
家庭門第和社會地位，歷來是隔絕社會縱向流動的藩籬，而衝破這種藩籬的勇氣，往往成就一些或悲或喜的故事。在社會學上，不同社會層級之間流動的頻率，常常被用來衡量一個社會的開放程度。不過，這種在其他人生活中和社會學意義上影響如此巨大的社會分層，在維特根斯坦的眼中就像從來不曾存在過一樣。對這個著名的哲學教授來說，從事體力勞動不僅從來不是懲罰，而且幾乎就是他認為體面的唯一生活方式。在終於擺脫了家庭的光環或陰影之後，維特根斯坦於1929年重返劍橋，這時他的學術聲望，已經超過了他的導師羅素，他成了西方哲學界的領軍人物，劍橋最具人氣的教授之一。
不久，二戰爆發，為了躲避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維特根斯坦加入了英國籍。那時，倫敦處於德國戰機的狂轟濫炸之下，普通民眾在戰火和瓦礫中頑強地堅持抗戰。不願意置身事外的維特根斯坦覺得在戰火之中做哲學是件荒謬的事，所以離開了三一學院的教職，選擇去做一些最卑微的體力勞動。在申請成為救護車司機未果後，他去了倫敦一家醫院做勤雜工，負責把藥品從藥房分發給傷病員，幾周後又被調往實驗室去配製軟膏。這兩份工他做得如何是見仁見智的事：據說他把藥遞給傷病員的時候總是同時建議他們最好不要吃這份藥，我想傷病員一定被他搞糊塗了；直到他去世十幾年以後，醫院的工作人員仍然記得他配製的軟管是最好的。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這個哲學家，本是一個集德意志工匠精神，工科男的出身和工程師素質於一身的人物。他隱姓埋名來到醫院， 不過後來，醫院的人們還是知道了他的身份，把他稱為 “教授” 。對已年過五十的教授來說，醫院的體力工作是艱苦的，一天下來，他往往累得幾乎走不動路。然而他一直堅持著，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 “像一個騎腳踏車的人一樣，為了不倒下我不停地踩著踏板” 。儘管那是一個艱苦的年代，人人都很不容易，然而坦率地說，如果不是出於他一貫的自律和責任感的話，他並不是非得如此。這位著名教授，一生當中也做過花匠，木匠，小學老師，看門人，工程師，藥劑師，等等。對他而言，所謂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不是一個在理想世界裡應當被消除的社會頑疾，只是一個人心裡毫無意義的魔障。或者你也可以說，他根本就是一個生活在未來世界裡的人。
1949年，維特根斯坦得知自己患有癌症後，清點了自己的積蓄，那筆錢差不多夠他過兩年。對此他也不是特別上心，“那之後會發生什麼我還不知道，也許我反正活不了那麼久。”到了他生命的最後歲月，他的積蓄快要告罄，為此他的學生兼朋友馬爾科姆為他申請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然而在給基金會的信中，維特根斯坦坦白地詳述了六條自己不容樂觀的身體狀況，並總結道：“以我目前的健康狀況和智力上的遲鈍，我不能接受資助。”我常想，一個人得有多自尊多清高，才能和錢這麼生分啊！在我看來，世上再沒有誰比維特根斯坦更有資格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了。事實上，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本該有機會獲得資助維特根斯坦的榮幸的，如果不是維特根斯坦執意自我剝奪資格的話。
幸運的是，維特根斯坦的晚年一直到去世都被朋友和學生照顧呵護，貧窮並沒有傷害到他的身心。和休謨一樣，維特根斯坦死得很坦然。
我對於金錢和財富抱有足夠的尊重，我相信它們是人生成功的重要標誌。然而，現在流行的有關於金錢的看法要強勢很多，金錢已經成了度量一切成敗的標準。如果不是百萬富豪，你是不可以對金錢有所不恭的。對於這種金錢拜物教的流行我一直心有不甘，總盼望人生在世還有什麼別的追求可以和它抗衡，因此維特根斯坦讓我特別感動特別感慨。畢竟有這麼一個人，夠獨立夠強大，執著於自己的理念，一心只做自己熱愛的事情，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那份超越，清高和瀟灑，為人性的世界注入一股清流，使人的形象變得更加豐滿而美好。所謂“天才”，也許就是這樣定義的吧。
人間的冷暖
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多年交往永遠都是一個令人神往話題。沒錯，這個故事有一個童話般美妙的上半段，而下半段則透著世態炎涼的味道。很多人因此把兩人後期的分歧和不和看成兩人關係的主旋律，而把前期的美好只看成是必定要被主題沖淡的序曲，看成人生無常，人性荒蕪的又一個例證。我不這樣看。哲人的思想成長各有路徑，曾經相伴同行的哲人分道揚鑣，正如美人遲暮容顏老去，是令人傷感卻正常不過的事。我們知道，不管是羅素還是維特根斯坦，在暮年回首自己一生的時候都滿懷感恩之心，因此，我看不出把這段也許是兩人畢生最重要的友誼簡化成平庸的師生反目如何能與兩位哲人對自己整個人生的美好總結相匹配。我相信，以欣賞和讚美的心來看待這兩人的歷史性的友誼，是一種更加富有建設性的立場，因為畢竟，除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哲學史上還有哪對師生關係可以與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友誼相比呢？
1911年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相識，對兩人都是恰逢其時。剛剛出版的耗時10年寫成的《數學原理》幾乎耗盡了羅素的創造力，他迫切地希望找到一個傳人，來面對自己尚未能解決的一些難題。而年方22歲的維特根斯坦終於弄清了自己滿腔哲學熱情的突破口非弗雷格和羅素開創的數理邏輯莫屬。師徒的對接幾乎是無縫的：維特根斯坦未經引薦就徑直闖到羅素家中而羅素毫不見怪；羅素只看了第一眼維特根斯坦的文章就斷定他是哲學天才；羅素的認可把維特根斯坦從自殺的傾向當中解救出來； 維特根斯坦一到羅素的討論班就霸佔了班級討論……在羅素面前，維特根斯坦就像一個任性的孩子。下課後他纏著羅素不放，一直跟到他家裡，甚至在羅素換衣服時也不離開。據開明的羅素記載，他可以在羅素的房間裡像野獸一樣來回繞圈，一連三個小時一言不發。當羅素問到：“你是在思考邏輯還是你的罪孽？”他的回答是，兩者都是，然後繼續他的困獸般的踱步。我總是在試圖腦補這個著名的場景，在這三個小時裡羅素在幹什麼？看著他轉圈，還是做他自己的事？他不煩嗎？在羅素家裡維特根斯坦可真不把自己當外人，不過他一點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有什麼不妥，因為他滿腦子都是邏輯。當然他也知道羅素正好欣賞他滿腦子都是邏輯，於是乎他確信他有權享用這份欣賞。
由於羅素的名望和他對維特根斯坦的高度評價，維特根斯坦很快成為劍橋的新星。他認識了哲學家摩爾和經濟學家凱恩斯。這兩人與維特根斯坦的交往都持續到維特根斯坦與羅素斷交以後。之所以這樣，不是因為維特根斯坦對他們不同，倒是因為他們與羅素不同：摩爾出自本心的善良使他比羅素對維特根斯坦更寬容，幾乎到了受氣包的地步；而凱恩斯儘管一直是維特根斯坦的最寶貴的支持者，卻明智地和他保持著適當的距離，也許是因為他怕自己由於走得太近而受不了維特根斯坦那令人疲倦的對邏輯嚴謹和道德完美的熱烈追求。羅素的青睞也使劍橋的精英社團對維特根斯坦開啟了大門，他們開始找上門來對他進行近距離觀察。儘管對這類所謂上流精英白眼相看不以為然，維特根斯坦還是終於費神在他們的考察中露了一手，展示了一個天才的才智。但這可不是為了出風頭 —— 這類衝動與他的天性格格不入。他這樣做只是為了還羅素一個情，因為羅素到處宣傳他是如何非同尋常。而這時的羅素，因為想著自己肩頭的重負終於後繼有人，自認有些變懶了。
在學術上，老師很快就成了學生的聆聽者，並且越來越在意學生對自己的評價，兩個人友誼開始從伯樂與千里馬的抒情敘事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華彩旋律轉調。隨著對於邏輯基礎的更深入的討論，維特根斯坦開始和羅素有了分歧。在討論羅素的哲學時與老師暴跳如雷地爭辯之後，維特根斯坦的痛苦，失望和受傷甚至超過了老師本人。從這裡你可以看出他純淨的思考當中沒有摻進任何塵世的雜念，這是乾乾淨淨的哲學論爭。 羅素要面對的挑戰要大的很多。作為一個成名的受人尊敬的哲學家，羅素現在要接受一個青年小子的挑戰了。 以羅素一貫的瀟灑大度，這都不是問題。更大的困難在於，眼看自己嘔心瀝血建立起來的哲學大廈慢慢地被從底部被侵蝕，羅素慢慢失去了前進的動力：“我寫了許多知識論的東西，維特根斯坦對之作了最嚴厲的批評……我看出他是對的。我看出我再也不能指望在哲學裡作根本性的工作，我的衝動被擊碎了，就像波浪在防波提上撞成碎片。”儘管如此，羅素依然為維特根斯坦工作的進展感到由衷的高興。他對維特根斯坦的支援是出自內心的，慷慨大度的，令人敬佩的。後來證明，在容納別人和提攜後進這些方面，羅素比維特根斯坦好得太多。
維特根斯坦很快就對劍橋厭倦了。他忐忑地告訴羅素他想到挪威的某個偏僻海灣去隱居一段時間以便專心整理自己的思路。羅素對這個計劃的認同似乎使維特根斯坦如釋重負。他去呆了一年，而這一年的隱居成為他日後時常緬懷的一段時光。1914年7月28日爆發的一戰把劍橋的哲學家們送進了不同的陣營。凱恩斯投身英國財政部為戰爭出力，羅素因公開反對戰爭而入獄。維特根斯坦則自願參加了奧匈聯軍站在了英國的對立面。沒有人認為維特根斯坦參軍是出於愛國熱情，有人甚至懷疑他自願參戰只是為了“體面地死去”，這種猜想有他獲得的若干次勇敢嘉獎作為支援。 但如果你讀過了他在前線的日記，就會知道這種猜想真是無稽之談。一個更加合理的解釋應該是這樣：富於宗教氣質的，道德上狂熱的完美主義者維特根斯坦相信，只有儘可能地靠近死亡，才能激發出生命的內在動力，洗脫自己身上的不潔。“ 當我面對死亡，我應該有機會成為一個體麵人”。
在軍隊裡他幹過雜務兵，站哨，管探照燈，管過槍械庫和車站。1916年3月，終於如願以償轉到前線部隊。很明顯他是不適應的，槍炮聲使他緊張，因此他的日記裡出現了許多勵志的給自己加油打氣的話，像個初入職場的大學生。這個志願兵對他的上級沒有多少尊敬，“他們多半都像豬”。
如果說在劍橋的學術界他覺得迷失了自我的話，戰火和麵臨死亡的恐懼反而激發了他的哲學創造力。他一邊削土豆一邊想自己的邏輯論證，把自己比作磨鏡片的斯賓諾莎。從他的戰時日記來看，他的思維的活躍程度是驚人的，到戰爭臨近結束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已經接近於完成《邏輯哲學論》的寫作。一個就連劍橋校園都嫌過於喧囂，不得不遠遁挪威山林才能收拾起思路的人，卻在炮火中在戰壕內在戰俘營裡，完成了一部思路如此嚴謹，文體如此獨特的世界哲學名著，真是一個奇蹟。“戰爭拯救了我的生命， 我不知道沒有它我會做什麼”。事實上，戰爭確實在維特根斯坦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於戰爭結束後的若干年內，他仍然習慣於只穿軍服類的制服。
戰爭壓倒了學術，也隔絕了學者之間的交流。1914年10月，維特根斯坦在自己的前線日記中寫到：“過去幾天我經常想到羅素。他仍然想著我嗎？”羅素也有相似的心境。1915年冬天， 他們曾有一次通訊，信中維特根斯坦告訴羅素，他正在寫文章，但在羅素看過之前他什麼也不會出版。他說萬一他死於戰爭，他會託人把書稿寄給羅素。羅素的回信滿心歡喜，他急切地要維特根斯坦立刻就把書稿寄給他。然而自此之後，他們就斷了聯絡。5年之後的1919年，羅素在《數理邏輯導論》的一個腳註裡地寫道：“我過去的學生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向我指出‘重言式’對定義數學的重要性，當時他正研究這問題。我不知道他是否解決了這問題，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這樣深沉關切的語調出現在一部數理邏輯的專著裡面， 極其罕見。哲學家是理性的代表，而倆位當事人更是理性和邏輯的世界頂尖高手，他們之間這樣一種惺惺相惜的呼喚和牽掛，給人帶來動人的溫暖，哪怕戰火也不能阻斷。
戰後兩個人的聯絡迅速恢復，主要是因為《邏輯哲學論》的出版工作。這部現在享譽世界的名著，當時卻像垃圾一樣在德國英國的擔心賠錢的出版商腳下被踢來踢去。有人想讓維特根斯坦自費出版，被他嚴詞拒絕了：“把一部作品這樣強加於世界是不得體的。。。寫作是我的事，但世界必須照正常的方式接受它”。有眼不識泰山的出版商們的冷淡使維特根斯坦心灰意冷，他想到了自殺。羅素又一次把他救了出來。在與出版商多方聯絡之後，羅素覺得推薦信之類的東西恐怖怕不夠，他得寫一片序言才行。於是便有了羅素接管維特根斯坦的在劍橋的傢俱為維特根斯坦買機票的故事。維特根斯坦飛到海牙，和羅素一起一段一段的讀這本書，最後羅素寫成了一篇導言來幫助讀者理解這本書。羅素的導言並未使維特根斯坦滿意，但羅素的名氣如此之大，以至於出版事宜竟然因此有了著落。出版商的口氣基本上是這樣：他們很榮幸出版羅素先生的導言，當然，附帶地也樂於出版維特根斯坦先生的文章。為了出版商的這種輕慢作者的態度，羅素曾多次向維特根斯坦道歉。在羅素心裡，自己的導言一點不重要，重要的是維特根斯坦的書能付印。終於，《邏輯哲學論》德文版於1921年出版了。這本在哲學史上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大作，以期刊的名義，帶著扎眼的編輯錯誤，以拙劣的印刷質量，在種種學術的，人事的，技術的，商業的糾葛的包圍之中，終於跌跌撞撞地問世了。作者本人和他的導師兼朋友羅素為了它的出版所經歷的挫折所耗費的精力， 現在想想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然而也正是這一年，羅素和維特根斯坦作為朋友的關係宣告結束。事情的起因是他們在奧地利的一次計劃已久的，後來證明是發生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的見面。那時剛走出戰爭的奧地利一片蕭條，小鎮因斯布魯克找不到合適的旅館，最後他們合住了一間房：羅素夫婦睡床，維特根斯坦睡沙發。這必定是一個難熬的夜晚再加一個心煩的早晨。他們吵架應該不是因為他們哲學上的分歧。很可能是與宗教和政治有關。維特根斯坦是一個宗教情節很重的人，而羅素是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這種差別在戰前還不明顯，但戰爭強化了它：維特根斯坦戰火中帶的唯一的一本書是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是宗教幫助他度過了5年的戰爭時光；而羅素一直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對戰爭和宗教的批判態度也越來越激烈，也曾為反戰坐牢。爭論中維特根斯坦一定非常激烈，不過這是他的一貫風格，以至於他自己並不覺得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討論，事後還給羅素寫過兩封信。兩封信羅素都沒有回。看起來，叫停兩人朋友關係的人應當是羅素，因為他看出他為自己的定位與維特根斯坦已經沒有了交集。
兩人雖然不再是朋友，而且對他們的分裂也都開誠佈公，但同事和同行的正常交往仍然維持著。1930 年，維特根斯坦需要羅素為他的研究寫一份評估報告來申請研究基金。這時的羅素，可謂焦頭爛額：兩個孩子都在生病，懷著別人的孩子的妻子快要分娩，實驗中的羅素自辦高中的財務困難，等等。儘管如此，羅素仍然擠出時間聽維特根斯坦講解他的新的思路，對它他既不贊成也搞不太懂， 然後兩易其稿寫了詳細的報告，最終幫助維特根斯坦拿到了基金。是羅素和摩爾主持了維特根斯坦的博士答辯，並且放任那個想拿學位的傢伙反倒像老師一樣趾高氣昂。在維特根斯坦方面，儘管他在朋友和學生面前並不刻意隱瞞他對羅素後期哲學和人生觀的不滿，但就像他的學生馬爾康姆注意到的，在公開場合維特根斯坦對羅素總是畢恭畢敬的，他對其他人可從不這樣。這就是兩位哲人後期的同事同行關係。是的，他們不再是朋友和知音，但是，在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小人反目潑婦撕逼之類的狗血劇情。
羅素在哲學的建樹和自成體系方面要遜於維特根斯坦，但羅素年歲稍長且成名略早，因此羅素註定要在維特根斯坦出道的時候扮演師長的角色。應該說，這個角色他做得無可挑剔甚至可圈可點，極富哲學大家的胸懷和英國貴族的風度。也許是因為個人的偏好，我對羅素在演繹師長方面的所做所為持有的尊敬和好感，似乎要比能從維特根斯坦那裡看到的要多要高。這或許就是智商和情商的區別。如果說維特根斯坦的智商高於羅素的話，那麼他的情商，至少在情商的許多方面，比如控制情緒，認知他人情緒和處理相互關係方面，肯定不及羅素。羅素以他慣有的大度這樣評價他和維特根斯坦的區別：“他更清澈，更有創造性，更有激情；我更寬廣，更富同情，更健全。”羅素還不忘謙虛了一句：“為了對稱我誇大了這一對應，但這有點意思”。在我看來，這番對比還是中肯的。
尼采曾經把生命比作在兩個完全相等的虛空之間的火花，介於出生之前和死亡之後的黑暗之間。按照這樣的看法，生命的意義超出了生命的起始和終結。我願意以類似的視角來看待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友誼，把他們的友誼放到人類思想探索的長河當中來定位： 在探索人性的無限可能性的跋涉途中，羅素和維特根斯坦是劃過黑暗的天空的兩顆燦爛的流星。在某一時刻，在某一點上，兩顆流星有了交集，他們的碰撞迸發出了絢麗的光芒。然後兩顆星各自東西，繼續前行。無論從經驗的歸納還是慨率的計算上說，兩顆流星的相撞或兩個絕世天才的相知相惜，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一經出現，便成絕響。然而這千載難逢的相遇的意義，並不自動向所有的人展現，你得有一顆感恩的心和一雙誠實的眼睛。能夠領略到這個歷史巧遇的神奇並受惠於它，是一個人的福氣。
內心的拼爭
如果說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是以清澈純淨為特徵的話，他的內心世界卻複雜而多層次， 我很難想象還有誰能比他在內心裡有這麼多來自家庭，社會和人的天性的壓力要平衡。
維特根斯坦生於這樣一個家庭：他的家庭極其富有，卻是新近富起來的人家。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對於貴族的風度和品味表現出了略微多一點的關注，不像對其他世俗的追求比如金錢，地位，女色和名望那樣不屑一顧。他希望被人看成具有貴族的外表和教養，樂於被人覺察出那些他確實生而具有的貴族氣質：熱烈，自律，清晰，有責任感。他和家人的關係遠談不上疏遠，但回到家裡和家人度過的時間總是讓他煩惱，因為他認為這是一種對自己正常理性生活的干擾，是生命的浪費。
維特根斯坦又生於那樣一個時代：世界格局劇烈動盪，族裔衝突空前慘烈。他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 一戰中他是德奧聯軍的志願兵在前線對俄國作戰，二戰中他站在英國一邊在後方為對德作戰出力。在兩次大戰中站在對立的陣營似乎並沒有給他帶來困擾，也許是因為他之參戰並不是出於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愛國主義情操，而只是聽從自己道德的召喚。他在英國生活了大半輩子，也入了英國籍，但他對英國的態度很複雜：對劍橋他從來沒有喜歡過；他作為志願者為反對德國的英軍服務，卻對英國的戰時宣傳呲之以鼻，在其中英國被描寫得戰無不勝，而德國一副捱打的慫樣。有一次他的學生馬爾科姆談到了英國的“民族性格”使英國人不會使用暗殺的手段對付希特勒，他是如此光火以至於幾乎和馬爾科姆絕交。是的，他生氣固然與馬爾科姆的思維方式有關，但文化對立和族裔疏離也應該是原因之一吧。維特根斯坦的祖上是猶太人，從他的父親那一輩皈依了新教。由於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猶太人，因此他沒有猶太身份認同的困擾，但猶太問題對他始終是一個特別敏感的領域。有人甚至辨認出了他輕微的反猶傾向。至於納粹政權是否認為維特根斯坦家是猶太人，那是另一個問題。
維特根斯坦到哪兒都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羅素把維特根斯坦看成是所謂天才的完美典範：真情，深刻，熱烈而強勢。他很獨斷，有不容抗辯的家長作風。羅素說他表達自己的意見，就像沙皇下諭旨一樣，而拉姆塞和圖林都不約而同地批評維特根斯坦試圖把“布林什維克主義”引入數學哲學，我猜那是指一種顛覆性的革命，同時帶著專橫的，排他的，專制的風格。他是性情中人，但做他的朋友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友誼而妥協不是他的風格。
和很多哲學家一樣，維特根斯坦獨身。他應該並不是同性戀，因為他也曾對女性產生過戀情。也許是因為他對在極高的智力層面的充分交流的渴望阻礙了他與在情感層面更為敏感的女性產生共鳴，他的密友大都是年輕聰明心地單純的男性。他的感情是內指的，在意的是他自己是否愛自己的愛人而不是愛人是否愛他。在這一點上他和羅素完全不同。羅素在與奧特琳戀愛的時候對宗教更為寬厚，因為奧特琳是一位虔誠的信徒，而他因著對她的感情在不知不覺中軟化了對教會的敵意。類似這種愛愛人之所愛的事情不會發生在維特根斯坦身上，因為他的感情是更加私密的：他所愛的人對任何他以外的人和事的關注，會被他視為是對他私人領域的干涉從而感到不適和不快。和品生特一起在冰島旅行時他特地選了一個空無一人的旅店，維特根斯坦很享受這份與眾隔離。後來旅店來了第三個旅客，品生特跟新來者進行了交談，這使維特根斯坦很不高興。為了避免和新來者打照面，他要求旅店為他們提前一小時開飯，不幸旅店居然忘了。維特根斯坦於是拉著品生特到小鎮上去找吃的，可什麼也沒找到。最後他寧願在房間裡以餅乾抵了一頓飯，而且直到第二天才慢慢高興起來。把這類事情看成是維特根斯坦在嫉妒那是太低看他了，他只是不能容忍因為外人的介入降低了他和密友的關係的品質。他的感情世界正像他的哲學：要麼全盤接受，要麼形同陌路。
維特根斯坦的一生都為一種道德拼爭所主宰。有人達到較高的道德水準，自然而水到渠成，比如摩爾之出於天性，比如康德之出於心中的律令。但維特根斯坦的道德追求是一種搏鬥，一種掙扎。對他來說，坦誠地直面自己內心，克服怯弱，避免因驕傲和虛榮而起的不誠實，才是真正的道德。有兩個例子很能說明他的道德觀。
一次，維特根斯坦和羅素討論了狄更斯的《大衛 科波菲爾》當中的一個情節： 大衛的朋友斯提福茲引誘艾米莉背棄了她與漢姆的婚約與他私奔，為此大衛很生氣。維特根斯坦認為大衛對斯提福茲生氣是錯誤的：他可以難過，卻不應該因此放棄對朋友斯提福茲的忠誠。於是羅素問維特根斯坦：如果你和一個女人結婚，她卻和別人跑了，你會如何？維特根斯坦說他會很悲傷，但不會憤怒或仇恨。按照維特根斯坦的看法，和一個女人結婚是出於對她的愛，這個初心必須保持。在她出走以後隨之而來的憤怒和仇恨，卻另有源頭，有些來自內心的負面情緒比如你受傷的自尊心，另一些來自外部的壓力，比如社會對對第三者的消極看法，已及對於婚約的承諾的通常見解等等。沒錯，它們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卻與你當初的愛沒有關係。所謂道德，就是如何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而保持初心。此心不渝，是為真誠，因而道德。在我看來，要實踐這樣的道德生活，需要一顆多麼強大的心啊。
除了憤怒和仇恨，怯弱和驕傲也是道德的敵人。1936年聖誕期間，維特根斯坦決定對自己的道德生活來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清理，與自己過去的不誠實做一個了斷。他把自己曾有過的不誠實的行為列了一份清單，奔波於維也納，劍橋和當年他教書的奧地利山區之間，找到當年的當事人，逐個面對面地懺悔。這些“不誠實”標準非常苛刻，有些簡直到了荒謬的地步。比如，曾經，有人告訴他一個共同熟人去世的訊息，他做出吃驚的樣子，而事實上他早已知道這件事情；他並不是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是個處男；他沒有糾正人們以為他有四分之一猶太血統的看法，儘管心裡知道他是四分之三的猶太人。（有趣的是，他去世後人們發現他的猶太血統應該少於四分之一。）有一件事情則可能比較嚴重，發生在他當山區鄉村教師的時候：他是一個暴躁的老師，不能容忍遲鈍木訥的學生，而且出手不知深淺。他曾揪著一個女孩的頭髮把她拖來拖去，以至於她耳朵流血。他也曾把一個體弱的男孩揍昏過去。後來維特根斯坦被學生家長告上法庭，他卻當庭否認了虐待學生的事。這個謊言折磨了他16年。維特根斯坦的懺悔之旅是正式甚至是強勢的：每個當事人都事前收到通知，不容推脫，並且預定了時間地點。懺悔很有儀式感，維特根斯坦面對面地跟當事人說話，手裡捧著講稿，通常嚴肅偶爾激動。懺悔的聽眾的反應相當不同： 好心的摩爾為他所受的折磨而難過；崇拜他的弗朗西斯感動得一塌糊塗；不明就裡的人們覺得有點尷尬。當他輾轉趕到山區，登門向那個被他揪過頭髮的女孩道歉時，此時已經成年的女孩只輕蔑地冷笑著在鼻孔裡哼了一聲。我相信維特根斯坦那時候一定是很崩潰的。如果真是這樣就對了，因為他的懺悔之旅的目的，就是要徹底清除自己的驕傲和怯弱，並由此求得內心的拯救。
每一個人都有不誠實的時候，有一些人事後也都能認識到自己的不誠實，有一小部分人甚至可以捫心反省自我糾正，然而很少人能像維特根斯坦一樣，能以這樣的決絕，用這種不同尋常的方式把自己的隱秘的不誠實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他這樣做其實只是出於他完全不同的道德觀。在他看來，道德並非得自於遵從由外部施於人的信條，道德是人在內部覓得的品質。道德與其說是一種教化，不如說是一種救贖。這種道德觀使他對任何忘我情懷和獻身精神都滿懷敬意，對崇高充滿嚮往。一戰後俄國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曾經強烈地吸引了維特根斯坦，犧牲小我以投身於一項宏大的運動從而實現“自我的昇華”的共產主義實踐似乎在他心裡引起了某種共鳴，以至於他產生了移民蘇聯做一個體力勞動者的願望。 毫不奇怪，這種浪漫的熱情在他短暫的訪問了蘇聯之後慢慢減退了，一個用烏托邦遮掩的極權體制和一個獨立的人格之間的不相容，用不了多久就會顯現。不過，維特根斯坦對另一種獻身精神始終保持著尊敬，那就是宗教信仰。
維特根斯坦的強烈的宗教熱忱卻是他留給人們最深刻印象之一。“我不是一個信教的人，但我禁不住從宗教的角度看每一個問題”。我猜想維特根斯坦的宗教熱情不僅來自他強烈自律的道德觀，也來自他對形而上學的認同。在由他和羅素共同催生的，後來變成英美哲學主流的分析哲學運動當中，他是為數不多的對形而上學抱有同情的人之一， 這使他成為以拒斥形而上學為號召的早期分析哲學的一個有些格格不入的教父。他從來認為形而上學表達的，是一種類似於宗教信仰的人類情感，代表著人們試圖超越理性的努力。理性和信仰的分界處，永遠是思想交鋒的火線。堅信理性的人們，總希望把理性的疆域不停地向前推進。 曾幾何時，在布魯諾哥白尼時代，理性需要像宗教獻身一樣的熱情來催生。不過到現代，人們已經開始把理性當成了常識和生活習慣了。與此相對照的是堅持信仰的人們，在他們看來，無論理性如何發展，總有一個神秘的領域是理性永遠無法達及的，那便是對生命意義的探尋。那是一片人們特地保留下來的場所，為的是讓靈魂獲得安寧得以休息。維特根斯坦是介於兩個陣營之間的一個孤獨的靈魂。是的，他是正宗的理性陣營出身，卻對宗教信仰心有慼慼焉。如果說當康德把現象界以外的領域留給信仰時還有些無可奈何的勉強的話，維特根斯坦對信仰的態度更加正面和肯定：“有信仰的人像個走鋼絲的人。你看上去他就像在空氣裡行走，但他腳下也許的確有什麼東西”。那些支撐著人們行走的信仰包括上帝，生命的意義，意志，命運，幸福，生死，永生和良心等等主題。當你發現它們同時也是形而上學的物件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對宗教的熱忱就變得毫不奇怪了。
但切不可把維特根斯坦對信仰的同情僅僅與基督教連線起來，因為他對宗教的尊重覆蓋了所有宗教形式，包括原始部落的宗教。維特根斯坦不是教徒，因為他不能使自己相信教徒相信的東西，他也從來不遵從教徒的實踐。信仰於他，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他也許沒有像康德那樣走得那麼遠，把所有的有組織的宗教活動都看作對信仰的歪曲，但他一定斷然不會同意，他心中對上帝的體驗，是一種應該，同時也可以，拿出來與人分享的感悟。晚年他曾借居衛理公會教長摩根家，摩根問他是否相信上帝，他的回答是：“是的我信，但在你信仰的東西和我信仰的東西之間的差異也許是無限的”。
維特根斯坦信仰的上帝確實是存在的。他一生當中所有他覺得應當懺悔的事情，他都留在自己的心裡沒有忘記，他把它們揹負在自己的身上直到生命的盡頭。他以他絕頂清澈的大腦，記住了自己童孩般的純真，並以信徒般的虔誠堅守著。我也曾有過純真，也曾為失落了純真而懊悔，然而時至今日，我幾乎連曾經的的懊悔也已經失落了。這就是我們大多數人的宿命：和世界相安無事，內心覆滿灰塵。維特根斯坦沒有和大多數人一樣選擇隨波逐流，他選擇了拼爭，為了自己心中道德和信仰的淨土。他在心裡設定要與之戰鬥的，包括卻不限於很多我們早就視為理所當然並會坦然接受的東西：對世俗名利的不懈追逐，出於本性的食色之慾，對尊嚴的無所謂態度，淺薄的自以為是，自我放縱導致的懶惰，不思進取的愚蠢和渾渾噩噩。他討厭平庸，市儈和老好人，連自私自利甚至自我保護都不肯容忍——因為生命的意義就在於不懈的追求真理。他要抗爭的物件也許真是太多了，真不知道人在這樣重壓之下該如何生活。 他總有自殺的傾向，以前我總以為這是他出於對自己性取向的罪惡感，就像他的哥哥們。而現在我終於明白，自殺對於他，是在外部世俗世界的逼迫如此之大以至於他感到堅持自我已經力不從心的時候，寧為玉碎的最後反抗。信徒把拯救自己的重負加之於基督肩上，從而獲得靈魂的寧靜；而這個充滿宗教情懷的人卻一直堅持著自我救贖，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他告訴世人最後的話是：“告訴他們我有過美好的一生”。在這個時候，我相信他已經準備好了接受對自己一生的最後的審判，而那高高在上的法官就是他自己的良心，那常駐他胸中的上帝。
做人，其實也可以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