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迫徵發的辦法不僅說不上是徵兵制，而且比募兵制更壞。各朝代最初實行募兵制時，其實都還含著改良的用意。要使人民肯來自動應募，也就不能不把兵士的待遇提高一些。譬如在漢武帝時，初行募兵制，其軍隊除了有一部分是由歸順的異族組成，其餘的據說都是“良家子”。所謂“良家子”的意思是出身於正式戶籍，本有正業，並非奴隸、罪犯、遊民一類人。其所以能使“良家子”自動應募，不外因為相當提高了士兵的待遇，並給以較優的出路的緣故。又如在東晉時，謝玄創行募兵制，建立了當時最強的一支軍隊，在淝水一戰中用少數兵力打退了北方苻堅的八十萬大軍的侵略。這固然因為是反對異族侵略的生死存亡的一戰，士氣易於振奮，但士兵的品質也很有關係。因為在這以前的軍隊，多半是由於強徵奴僕而組成的，兵士的待遇和身份完全和奴隸一樣。謝玄用較好的待遇，用自願的方式，從人民中募集兵士，所以才建立了能用以抵禦外侮的軍隊。
但募兵制只是以利祿來誘人當兵，使當兵成為專門的職業，其流弊當然很大。
當兵的利祿究竟有限，而且戰爭頻繁，軍隊擴大時，兵士的待遇總是日形減低，結果自願來應募的人仍只是些社會上的無業遊民、流氓、地痞之類。水旱災常使農村中出現大批流民，城市不能容納他們；他們沒有別的出路，其中的壯丁也就只好湧到當兵這個職業中去了。所以“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成為民間普遍流行的諺語，其來源顯然是有很悠久的歷史的。
釋放罪犯，使充兵役的辦法在秦代和漢初早已行過。漢武帝時，最初雖限於從“良家子”中募兵，但以後為了戰爭的需要，也不得不採取這辦法，常一次徵發囚徒或無業遊民數萬人去打仗，甚至這幾乎成了擴大軍隊的惟一辦法。這種人本已流離失所，或被罪待死，自較樂於應募。但所謂發囚徒，發遊民，很顯然地已不純是自動應募，其中頗帶著強迫的性質。唐代於廢棄府兵制、改行募兵時，也曾走上強拉硬派的道路。有很多描寫唐玄宗時的情形的有名的詩篇都透露著這訊息。譬如：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pīng）。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杜甫：《新安吏》）
……翁雲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刀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白居易：《新豐折臂翁》）
這兩首詩，前一首所寫的還是府兵制沒有完全廢棄時的情形。“府帖”的選兵當是調遣原屬府內的農民，但這時的府兵制實已開始敗壞，所以府兵中多有“短小”不堪勝任的人在內。但也許這所說的“次選中男”，已經是從府兵以外的強徵，也未可知。至於後一詩所記的那個人，毫未受過軍事訓練，更是強迫徵調。詩中雖用徵兵字眼，但完全不是現代意義的徵兵，而只是募兵制發展到了強派硬拉的情形。此外如杜甫的《石壕吏》詩篇，更明白說出“有吏夜捉人”，連老婦人也要捉去，這自然是拉去充伕役，更可見當時徵兵役時的強制情形。募兵而發展為事實上只能以遊民、流氓、竊盜為物件，又不能不以強制徵發的方式來補充，當然就是最壞的情況了。——而這正是在歷代封建專制政治下的一般情形。
既然募兵中成分本來多半是無業遊民，那麼在每次戰爭以後要使之復員就是不可能的事。既已把這些人僱來當兵，就不得不繼續僱用他們。這些兵士，實際上都只能把當兵當做終身職業，除非他們因不願當兵而逃亡。一般說來，這種職業軍隊除了在作戰中瓦解流散或被消滅以外，是無法縮減的。唐宋元明清各代的軍隊都是這樣情形。唐末五代時，內戰更是連年不斷，軍隊大都由強拉而來，士兵逃亡甚多，這時還採取了在士兵臉上刻字的辦法，使他們永不能改業為民。宋代也還繼行這辦法。
在當兵成為終身職業時，行伍中遇有空缺，往往就把兵士的子弟補充，這本是很自然的事。但由此，兵士專業化的情形顯然是更加鞏固了。甚至有時這種世襲的辦法竟成為一種制度。如在唐代初年有所謂“父子軍”的，那是皇帝的近衛部隊，共三萬人，其中兵卒老死了，即以子弟填充，成為定例。明代初年的正規部隊名為“衛所”，其兵士都由開國時的軍隊中繼承下來，世代傳襲，規定不向衛所以外去徵募。不過這種衛所制度至明代中葉已敗壞，改行一般的募兵了。在那最重身份等級制度的魏晉時代，兵士的世襲制更是嚴格。當時的兵卒在法律上被特稱為“士”，以別於一般人民。他們不列入戶籍中，而有著特殊的“士籍”，並且“士家”只能和“士家”通婚姻。既入士籍之後，子子孫孫也都只能居於士籍中，也就是說，他們只好一直繼續著當兵，除非政府特許“除士名”，是斷不能改業的。
所以專制統治者雖然要靠軍隊的力量來維持統治，但對於兵士，卻只能用強制的手段來使之永遠成為自己所運用的工具。這使兵士的地位更降低到了極點。魏晉時代的“士籍”的固定化，是維持兵額的方法，但也是把兵士的地位極端地降落了。唐末五代和宋時在兵士臉上刺字，也不啻（chì）視兵士如囚犯，因為這本來就是對待竊盜的方法。唐宋以後，雖然沒有魏晉時那樣嚴格計程車籍制度，但是當兵的人及其子孫沒有資格應科舉考試，其社會地位正與當時最被賤視的倡家和優伶同樣的卑微。
在異族統治中國時，其基本的武力也是世襲軍隊。譬如清朝的八旗軍隊便是我們最熟悉的例子。蒙古人統治中國的元代也有以自己的部族兵組成的世襲軍隊，並且他們在招募來的異族軍隊中也建立了世襲制度。此外，在五胡亂華及遼金宋時期也都有同樣的情形。這種世襲兵本是遊牧民族中的部族兵的繼承；遊牧部族沒有專業的兵，每遇戰爭，人人都要拿起武器來。等到他們統治了中國後，原來的社會組織不得不瓦解，於是他們便把原來部族的武力繼續團結在世襲軍隊之中，使其永不致於渙散，成為維持種族的專制統治的最基本的武力。這種世襲兵，和魏晉時的兵剛好相反，是處於統治者的地位而坐食人民的供養，但其為固定的職業兵卻又是同樣的。
選自胡繩《兩千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