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明 /文

3～12世紀的科普特藝術主要流行在埃及講希臘語和土著埃及語的當地人群中，主要見諸於石制浮雕、木製雕刻以及修道院的壁畫上。嚴格地說，“科普特”一詞用來修飾藝術，應該被限定在講希臘語和講埃及語的所有埃及人都承認基督教信仰那時起。最早的科普特藝術應該出現在4～5世紀之後，更確切地說，這個術語應該限定在對5～6世紀開始的修道院藝術和建築的描述。但作為一種文化力量，科普特藝術與它的文學作品大約是同時代的。在這個意義上，4世紀的前25年在東羅馬帝國班巖產區行政長官的系列肖像，和4世紀時奧克西林庫斯和阿納斯的裝飾性建築因素，通常都被包含在對科普特藝術的全面評述中。儘管從目的和主題上看，它們都不是基督教的，但作為一種特殊的基督教藝術還是慢慢發展起來了。

科普特的紡織品藝術風格可以追溯到2～3世紀甚至更早，一開始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希臘羅馬元素的影響，直到5世紀才產生比較獨立的藝術風格。科普特的紡織品藝術一般並不包含宗教目的。我們不可能像中世紀的西歐或像異端宗教中流行的那樣，把動物有意識地基督教化，如把紡織品上每一隻鳥和動物都看成與宗教密切相關的東西。設想一下，若把描繪在科普特紡織品上的每一個裸體男人和女人都當作伊甸園裡天真無邪的亞當和夏娃，這是多麼地荒謬。他們最多隻是後希臘神話中某些浪漫小說中好色的男英雄和多情的女英雄。

在藝術上，從埃及的文化遺存中不太容易找到基督教影響的證據。不像語言，科普特藝術與法老時期的藝術幾乎沒有什麼連續性，它僅繼承了這個國家的現行風格。科普特基督教藝術風格在它最初產生時，並不是基督教藝術家學校發明的一種新產品。其裝飾主題的選擇主要源於當時流行於整個東地中海沿岸地區並在宗教和世俗文獻中都有發現的後期羅馬藝術的所有組成部分，這也就是說它的主體可能來源於希臘化或羅馬化的藝術，而他們只用一種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些主題，從而形成了一種更為大眾化的自由藝術風格。

科普特藝術注重動態表現，刻意擺脫人物形態和特徵的自然主義和光線與陰影的現實主義使用，而朝著對主題純粹裝飾性處理的方向發展。把輪廓和細節簡單化，逐漸增加對主題的單調重複。這可以從公元1世紀後半期放在木乃伊臉上的早期彩繪面具或雕像製作得到印證。同樣的藝術表現手法，還能在裝飾圖案的紡織品以及4～5世紀的石雕上找到。

在科普特藝術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因素不可忽視。科普特藝術在很多方面體現出缺乏大量資金支撐的特點，如一般紀念碑幾乎不用昂貴材料，貴金屬工藝品極其罕見等，現在存世的只有極少數銀質小器物和青銅燈具。科普特藝術的創作者也不像是那種經過嚴格訓練、技藝高超的工匠，這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看出來。不過，科普特的平面體裁藝術確實是一種進步，它把人的形象和特徵從自然主義的透檢視中脫離出來，並且不再使用動物和植物裝飾。輪廓和細節更為簡潔，但圖案數量受到了限制。

埃及對基督教雕刻藝術的影響由於缺乏物證而難以確定，可以明確的是，大型雕像為浮雕所取代確實是科普特藝術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而在早期教會及基督教藝術的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則埃及著名的亞歷山大這座大都市。一些不知來源的基督教象牙雕像，在風格和題材上經常被認為是亞歷山大的作品，並且為希臘化美術工藝的延續提供了支援。亞歷山大與安提阿、大馬士革等東羅馬帝國的偉大希臘城市一樣，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屬性，很少受聯邦行省變動的影響。

亞歷山大還是一個真正具有創造性的國際藝術中心，其象牙製品有入藏大英博物館的聖美納斯小瓶等，其手抄本《科頓創世紀》等，雖出處不詳，但富有啟發性。那些手抄本精品與埃及歷史沒有太大關係，但由於風格相似，被稱為“亞歷山大體”。它似乎說明：純粹的羅馬藝術在亞歷山大持續存在。

在埃及腹地發現的藝術品與古典藝術品在比例規範和表現手法上相距甚遠。羅馬－拜占庭時期埃及的政治經濟條件無疑影響了埃及和科普特藝術的發展，導致出現更自由、更大眾化的風格。由於缺乏像埃及法老、托勒密國王和羅馬皇帝那樣的支援，因而造成了優秀工匠缺失、原材料昂貴、藝術水平衰退局面。原本法老時期在圓形建築物、紀念碑上配以雕刻作品的藝術特點蹤跡難覓了。

這種衰退從尼羅河三角洲古城遺址特拉努提斯（Terenuthis）發現的遺蹟上也可窺知一二。一些描述死者的山形牆具有混合建築風格特徵，墓碑的右下角有一個彎臂祈禱的女性畫像，這在早期羅馬的基督教肖像畫中經常可以見到。還有，在奧克西林庫斯和赫拉克利奧坡里斯發現了一系列可能不全是屬於基督教建築的浮雕；在赫拉克利奧坡里斯還發現了大約4世紀的作品，其影象主題明顯來自於古典神話，其浮雕看起來很突出，具有強烈的光影效果。由於這些浮雕都塗上了顏色，其精細不足這樣的缺憾因而常常被人們忽略了。

目前對於科普特雕刻或雕塑的研究還很有限，找不到明確的邏輯關係，說不清發展過程和細節，對有些雕刻或雕塑的遺存很難確定具體年代。總之，一些塑像無論動態還是靜態造型都比較呆板，有一種雕刻或雕塑內容向世俗化過渡的趨勢，幾乎見不到聖經故事描述的場景。最成功的雕塑可能是那些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彩繪柱頭，最著名的就是薩卡拉的傑里米亞修道院和巴維特（Bawīt）的阿波羅修道院的大柱子，那些花籃狀的柱頭都用繩紋、葡萄藤和葉狀物裝飾。前者應該屬於拜占庭的柱式仿製品，後者是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引入君士坦丁堡的。由此可見，儘管在6世紀埃及和拜占庭的宗教和政治存在很大分歧，但即使在埃及腹地，科普特藝術依然受到來自拜占庭的影響。此外，拜占庭的影響還見諸於巴維特的其他建築元素。在一個雕刻精美的（石灰石）壁柱上，一面是一名由幾何圖案和植物環繞的聖徒，另一面是一位站立在葡萄藤和群鳥之上的大天使。

埃及是否在基督教藝術和肖像畫法的演進中發揮了明顯的創造性作用，至今仍有爭議。有學者認為，這兩種題材相隔好幾個世紀，幾乎沒有文獻記載它們之間的聯絡。如前所述，基督教在形成和發展中都受到埃及文化一定程度的影響，因而藝術上繼承和發展是存在可能性的。在基督教肖像畫法中倖存的某種東西源於埃及象形文字“生命”（安柯）的寫法，埃及基督教對聖母和耶穌“情有獨鍾”，體現在藝術上那就是他們的形象大量出現，特別是聖母哺育耶穌的形象會讓人們有意無意地聯想起伊西斯給嬰兒荷魯斯餵奶的青銅和紅陶雕像。埃及藝術家一直喜歡把伊西斯變相反映在後來的基督教藝術中。

在被伊斯蘭征服前，科普特音樂是在皈依基督教的埃及人後裔中流行的一種禮拜音樂。科普特人的禮拜儀式甚至音樂都受到來自耶路撒冷、敘利亞甚至阿拉伯地區的影響，他們從這些地方繼承了豐富的傳統音樂。這種音樂原來只是在科普特人的口頭上代代相傳，直到近代，人們才發現了一些科普特音樂手稿和一些帶有音樂符號的禮拜書。從演奏情況看，科普特聖歌大多由悅耳的樂章組成，或者按照一定規律的曲調，由歌手即興填詞演唱。對歌手而言，記住所有的宗教儀式是很難的，所以經常有人在他耳邊提醒，使他能夠從容演唱適合該儀式的優美歌聲。在科普特宗教儀式中，有時還會使用一些類似古埃及的打擊樂器，而這些樂器人們是從一些遺存的壁畫和浮雕中得知的。有學者深信，科普特的禮拜儀式保留了古埃及的一些顯著特點。

科普特藝術也許是一種更具個性化的聯邦藝術。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但他們的征服運動並沒有使這種藝術突然中斷，科普特的工匠們在傳承伊斯蘭藝術方面發揮了媒介作用，這在地毯掛毯等織物以皮革製品上都有體現。在建築方面，清真寺殿堂裡高高的講壇可能就源於科普特教會的讀經臺。

在伊斯蘭藝術創作方面，埃及科普特人給予阿拉伯人的貢獻更大，即使後來的埃及人幾乎都成了阿拉伯帝國的臣民。超越埃及的地域邊界，科普特藝術的遺產都是富有爭議的。在基督教時期的藝術中，與當地努比亞的文化因素相比，埃及對南努比亞的貢獻不是那麼大。像衣索比亞藝術那樣，努比亞藝術與科普特藝術有明顯區別，這一點在法拉斯壁畫中、教會石雕以及當地帶有裝飾藝術的陶器中，都可得到證明。例如，在西方，前加洛林藝術中的某些裝飾圖案，被發現源於《希波萊薩克遜文集》抄本註釋中的交叉圖案，這甚至已被確認為科普特藝術的起源。這種可能性也許不應該從手中扔掉，但是作這樣主觀而推測性的設想必須慎之又慎，直到能從一些古代遺址中的發掘中找到西歐和東地中海沿岸地區存在商道的確切證據。埃及儲存古代遺存的能力確保科普特的藝術資料能夠作為一種豐富而多產的來源存在。當所得資料的細節研究引向對它的年代知識和起源更清晰的理解時，當基督教遺址的挖掘能夠提供新的有力證據時，人們定能發現埃及的科普特藝術遺產較之察爾西頓會議之後對埃及歷史作用的合理估計，意義更重大，甚至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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