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流放期間，曾說世界上最殘酷的折磨便是強迫人無休止地做一件明顯毫無意義的工作。他發現，儘管被押送到西伯利亞的犯人所做的工作和農民相比並不顯得特別辛苦，但犯人卻是真正意義上的“苦工”，因為“農民勞作的時候， 起碼有一部分是為了他們自己，但是在勞改營，苦工之所以‘苦’，是因為勞作者從這份勞作中什麼也得不到”。

這讓我想起了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者所回憶的一件事：犯人們會被押到一片空地前，分為兩列，一邊負責挖坑，另一邊負責把土填回去，就這樣你鏟一下我推一下，反反覆覆，從早幹到晚。幾天下來，有人已經精神崩潰。

毫無疑問，這種所謂的“工作”是對人的巨大羞辱。

更讓人感到刺痛的是，這樣的“工作”絕不僅僅存在於集中營。戴維·格雷伯在《毫無意義的工作》一書中寫道：“現代工作制與奴隸制的本質是相通的——你的時間不屬於你自己，而屬於僱傭你的人。老闆購買了你的勞動時間（而不是你的勞動成果），所以在這個時間段內你不幹活就是偷竊了他的財富。如果你是做鐘點的，別太有效率，不但沒有獎勵，老闆甚至不會含蓄的點個頭表示知道了，反之，老闆會拿沒有意義的瞎忙工作懲罰你。”

凱恩斯的預言沒有實現

這本《毫無意義的工作》，原版名字是《狗屁工作》，其實更為貼切。格雷伯在這本書裡奉獻了無數金句，簡直可以讓每個打工人頻繁對號入座。

比如“當管理者試圖想出最省時省力的科學工作方法，並將它們應用到員工身上的時候，他們從未將這套科學工作方法應用到自己身上，或者即使應用到了自己身上，他們也會發現效果與預期的恰恰相反。於是在幾乎所有大型企業，當藍領工人承受著無休止的殘酷壓榨和失業威脅的時候，毫無意義的行政管理崗位卻一直在急劇增加”。

格雷伯在書中定義了“狗屁工作”和“狗屎工作”。“狗屁工作具備這樣的特點：完全沒有意義，甚至每日從事這份工作的人都無法說服自己，使自己相信這份工作具有哪怕一丁點存在的理由…

…狗屁工作是一份毫無意義、毫無必要且往往有害的工作，連其從事者都無法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有些工作沒意義到什麼程度呢？那就是做這個工作的人完全消失了都沒人注意到。這種情況通常會發生在公共部門”。另外，“‘狗屁工作’往往能帶來很不錯的收入，工作環境也極佳，只不過毫無意義；‘狗屎工作’恰恰相反，這些崗位對社會來說必要且有益，只是這些從業者收入很低且工作環境很糟糕。”

《毫無意義的工作》脫胎于格雷伯在2013年所寫的一篇文章，他發現“有一類工作，在圈外人眼裡閒閒沒事，而且每個人都不陌生：人力資源顧問、溝通協調人、公關研究員、財務策略師、商務律師，或是把時間花在給委員會充人頭、而這個委員會是要檢討委員會人浮於事的那種人……那時我想，會不會這些工作真的毫無用處，而且做這些事的人都心知肚明。”

於是，格雷伯寫了《論狗屁工作現象》。他引用了凱恩斯的預言，凱恩斯認為生產力的進步將使人類在20世紀末實現一週只工作15個小時，但現實顯然不是這樣，甚至恰恰相反。自動化和資訊化時代確實已經到來，但凱恩斯預計的大幅削短工時或是大量失業都未發生，因為人類社會又衍生了大批新的行業，如公關、規劃師、顧問、行政、營銷、諮詢、中介等。格雷伯認為，這些多出來的工作雖然已經佔據了全部從業人員的四成，但仍然是不創造社會價值的虛假工作，並且像寄生物一樣侵蝕著社會的健康。

格雷伯舉了很多類似的例子，比如為大型公司會議寫了份報告，拿到了1。2萬英鎊的報酬，結果那次會議根本沒有討論這份報告，比如開車幾百公里，去監督一個人的計算機從一個房間挪到五米外的另一個房間，又比如公司前臺的電話每天只響一次，其他工作就是負責把前臺盤子裡的薄荷糖裝滿，還有紐約的廣告製片人每天製造完全沒人看的廣告，還假造瀏覽資料欺騙客戶……

有意思的是，寫作這篇文章時，格雷伯估計的是全世界有20%的人做著沒有意義的工作。但隨後，英國調查機構的結果顯示，37%的人認為自己的工作對世界沒有貢獻。荷蘭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0%的人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有什麼存在的理由”。

最有趣的是，有些工作崗位上的人消失了，大家也不會注意到。話說西班牙一個公務員拿著薪水卻不上班，天天在家研究哲學，還成了專家。他足足缺崗六年才被發現，而且東窗事發的原因是因為他工作年限夠長，單位要獎勵他一枚獎章，結果發現找不到人……

假裝工作的人，內心遭遇的或許是毀滅性打擊

更弔詭的是，現實中人們的工作時間並沒有減少，但實質工作時間卻可能真的實現了凱恩斯所說的每週15小時。那麼其他時間呢？答案是在摸魚，在假裝工作。

人們為什麼要假裝工作，還要做那些自己不喜歡也未必擅長的事情？這是基於一種深刻的心理暴力。格雷伯坦言：“如果你私底下覺得自己的工作不該存在，談論勞動尊嚴未免太奢侈。”

支援人們假裝工作的是虛偽和無目標感。按照格雷伯的說法，就是當一個人被僱用後以為自己有用，結果卻發現事實完全相反，而自己還得假裝自己和這個崗位有用，虛偽和無目標感就產生了。

很多人會認為，這種工作沒什麼問題，反正有錢拿就行，卻忽視了它對心靈的摧殘，甚至是毀滅性的打擊，它“不僅僅是對自尊感的摧毀，還直接動搖了自我意識的根基。”

正如書中所言：“當你在工作中，僅有的挑戰是要接受根本沒有任何挑戰這件事；你施展才能的唯一方式，是變著花樣掩飾自己無法施展才能這個現狀；你需要消化自己已然成了寄生蟲和大騙子這個事實，雖然你的初衷絕非如此，但痛苦會隨之而來。在此種情況下，你必須非常自信，絕不能開始自我懷疑。（而這種自信本質上是有害的，畢竟，你之所以會深陷此類處境，不正是源自你上級那愚蠢又過分的自信嗎？）”

但即使人們意識到這種精神暴力的存在，仍然很難告別“狗屁工作”。這是因為在長期以來的社會觀念中，“人應該有份工作”已經成為一種思維定式。

也正是因為這些觀念的存在，即使“我們的社會可能已被無用的工作滲透到千瘡百孔，而人們對此也避而不談……大部分人不喜歡他們的工作，若是能找到藉口不去上班，人們會很開心，但這樣的事實甚至被認為是不能在電視上承認的。當然這裡指的是不能在新聞類節目中承認，但偶爾會在紀錄片或單口喜劇中被提及。”

當然，在格雷伯看來，觀念絕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權力才是。

“狗屁工作”的本質是權力壓迫

格雷伯在書中寫道：“一個人若是在內心深處知曉自己的工作毫無存在的必要性，那還談什麼工作的尊嚴？心中的憤怒和憎恨怎麼可能不洶湧？”

面對憤怒和憎恨，管理者採用了轉移視線的辦法，“使這股憤怒和憎恨精準地投向了那些真正做了有意義的工作的人身上，真正有產出的工人被無情地壓榨和剝削”。格雷伯指出，在現實中，那些真正對社會作出巨大貢獻的人，比如護士、清潔工、幼師和社工等，都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在歐美國家，一些真正有價值的職業甚至會被歪曲為“拿政府低保的寄生蟲”。

書中揭露了一個相當歪曲的社會倫理：

人越是從事有意義的工作，越是為興趣而勞動，就越難獲得酬勞。

而且，這樣的人往往因為自己的工作沒有肉眼可見的社會價值，而遭到其他人的怨恨。事實也的確如此，“自1980年代的合併和收購狂潮以來，企業承受減肥和提升效率的壓力節節高升，但壓力的矛頭幾乎無一例外地指向金字塔底層的人，指向真正在製造、維護、修繕、運輸貨物的人。”

主導這一切的，恰恰是權力。在資本主義社會誕生之前，人類的勞動很多時候是處於自給自足狀態，即使存在僱傭關係，被僱傭者的懈怠也不會帶來太大的經濟問題，忙一陣閒一陣很大程度上看的是天時，而不是人為因素。但當資本主義社會誕生，大機器生產成為主流後，因為生產力的提高，社會需求的增加，人們對僱傭關係和高效生產明顯重視起來。在資本擁有者看來，我花錢僱傭了你的時間，你不好好幹活就是偷竊了我的財富。即使沒有那麼多工作，已經購買的時間也不會還給被僱傭者。

所以，“假裝工作”就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它絕不僅僅是被僱傭者在消耗時間，也是老闆權力的體現。比如開會，工作過的人都知道，大多數會議都是沒有意義的，大多數所謂議題都不會有結果，甚至可以說，將大家集中在會議室本身就是一個毫無必要的行為。但在會議上，無論是領導口若懸河幾個小時，還是領導強迫每個人輪流發言，誰都要說幾句，每一種情況都是領導意志的體現。

格雷伯以銀行為例，有人說銀行80%的崗位其實都可以輕易被自動化取代，銀行高層也對此心知肚明。可現實卻是投資銀行一邊主導其他企業併購和裁員，一邊讓自己的企業膨脹出大量無用崗位。他認為之所以會有這種局面，是因為這些無用崗位本質就是“幫閒”，銀行“由一支支封建扈從組成，每一支都對主管負有義務，宛如效忠封建君主”。

這其實也是《毫無意義的工作》一書中的核心觀點：

現代企業其實一直在走向“管理封建制”。

在古代的封建制度下，生產者向領主繳納賦稅，領主又用這筆資源維持自身的運轉，並分配給手下。這種體系本質上是政治體系，領主所依靠的是政治權力和手段。工業社會誕生後，政治和經濟成為兩個雖然緊密聯絡，但仍然可以分開而論的體系。但如果重新使用古代封建制的思維去思考當下的工作，一切似乎又說得通了——各種金融機構的存在，本質就是對資源的榨取，然後再進行分配。

甚至可以說，如今的勞動者，地位比起古代的生產者更為不堪。因為古代生產者擁有一定的自主性，也掌握著一些生產資料，而現代勞動者面對的是層層管理，而且並不掌握生產資料，工作的房間、電腦都屬於單位。這也是為什麼現代中產很容易階級滑坡的原因，很多看似風光的高薪人士，一次失業就萬劫不復，正是因為他們手中沒有任何生產資料。

書中寫道：“基於佔有和分配財貨（而非製造、輸送或維護財貨）的政治-經濟體系，其人口一大部分會致力於在體系內上下疏通資源，這樣的體系會傾向將自身組織成繁複、次第井然的階序，擁有多個層級。”這種行政和管理崗位無限度增加的情況，最終形成的是封建化的管理制。

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喬治·奧威爾的那段話：“這種沒完沒了延續毫無意義的工作的衝動，實際上不過是來源於對暴民的恐懼：暴民這種動物如此低等，以至於一旦讓他們獲得閒暇，就會立刻變得危險，還是讓他們忙忙碌碌沒有時間思考來得安全。”

格雷伯的“狗屁工作”並非都是沒必要的

格雷伯的理論相當解氣，但並非沒有可商榷的地方。

他列舉的“狗屁工作”，包括以下幾類：一類是馬屁型，僅僅是為了讓領導覺得自己很重要，比如前臺、行政助理和門衛等；一類是打手型，完全是利益集團的附庸，包括公關和公司律師等；一類是補丁型，處理那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問題，比如航空公司負責安撫行李延誤旅客的人員；一類是打勾型，比如那些寫空泛報告、分析績效和負責公司內部宣傳的人員；一類是監工型，屬於不必要存在的上級，管理那些不需要管理就能運作的人，包括大部分中層管理人員。

但在實際上，這些崗位並不全部都是多餘的。比如公司前臺和門衛，本來就是現代分工的工種，與領導的虛榮心關係沒有那麼大。至於公司律師這樣的法律顧問角色，本身也是現代經濟催生的職業，公司之間的矛盾並不能完全避免，這個時候就需要專業人士……

同時，將現代商業社等同於古代封建制，雖然確實存在相通之處，但也多少有些生硬。畢竟，現代社會迸發的巨大生產力，創造出的社會財富，都超越了人類此前數千年的總和。同時，現代文明社會所依託的法治等保障，也讓人們過著更安定的生活，而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人類都飽受戰爭、饑荒和暴政之苦，朝不保夕。

但不可否認的是，

格雷伯提出了問題，也給予人們啟示——當工作無意義時，我們該如何審視自己的人生？

畢竟，“人們並不會將個人的職業視作後人對自己的主要評價來源。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後，在墓地前是找不到刻著‘蒸汽管裝修工’‘辦事員’‘護林員’這樣的墓碑的；相反，墓碑上刻下的，是人們生前曾共度時光的伴侶和後代的姓名，而這些都是我們在世間曾經存在過的證明，是我們曾經付出和收穫的愛的見證，是與生命本身息息相關的一種情感傳遞。”

什麼更重要？答案不言自明。

作者| 葉克飛 編輯|羅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