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也是一段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1644年崇禎皇帝煤山上吊，到1662年永曆皇帝被吳三桂用弓弦勒死，近二十年的時間裡，南明政權、大順軍（李自成）餘部、大西軍（張獻忠）餘部、鄭成功部等各股抗清勢力，與清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顧城的《南明史》，聚焦於這二十年間的風雲變幻，以往我們總習慣於“歷史的必然性”，從“根本原因”出發，對這些朝代更迭一帶而過，對那些“偶然性”、“區域性的”關注甚少，但在這本書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歷史課本不完全一樣的東西。
比如南明政權在軍事實力上，並不是顯著弱於清軍，甚至在區域性戰場處於一定優勢，關鍵是亡於內鬥；比如鄭成功、史可法也並非課本上那樣的偉光正，鄭成功也曾在明清之間搖擺、尋求割據一方，而史可法“志大才疏”，在內部統戰工作上出現了一系列失策，沒有抓住清朝立足未穩時出師北伐，導致北方逐漸淪陷、自己也淪為弘光朝廷的邊緣人物，最終無奈以死報國。
內鬥就要亡國，亡國也要內鬥。
很長時間以來，我都不敢去看這本經典著作，雖然有很多自媒體大V推薦，豆瓣評分高達9。4，但我實在不願意去正視這段歷史，畢竟這是中國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每當回顧這段歷史，總有太多“假如、或許”的假想，還是更願意去看明初那段“天子守國門”的氣壯山河。
也是被這無趣的2022年折騰的，沒什麼心氣了，生活總要繼續，歷史總要正視，問題總要面對，哪怕沒有勇氣再讀魯迅，至少應該正視歷史。於是乎，又翻出了這本書，厚厚上下兩冊，啃了足足倆月。先說說兩點大的感受吧：
一是顧老治史非常嚴謹。書中引用了大量的素材，重要內容就全文附上，以免作者個人的情感或立場影響讀者的判斷，不會像當今媒體那樣斷章取義、甚至篡改事實，如果沒有充足的史料支撐，作者也會說清楚是他的猜測或推斷。當然，由於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書中會有一些“階級鬥爭”的理論，也能看出作者對於農民起義軍的親近之情。
二是歷史總是在重複。無論是什麼樣的歷史背景、社會制度、主義或文化，人性、利益是永恆不變的，南明政權所暴露的問題，在北洋軍閥、蔣家王朝的身上依然體現的淋漓盡致，即便在今天也能找到一些影子。可能這也是讀歷史的意義吧，談歷史總是比談時政要輕鬆得多，就像越來越多的中國電影將劇情設定於泰國。
簡單分享三個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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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順的敗因
大家都聽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出自顧炎武，原文如下：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百度百科的解釋是：
“亡國”與“亡天下”
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亡國”是指改朝換代，換個王帝，國號。而仁義道德得不到發揚光大，統治者虐害人民，人民之間也紛爭不斷，是天下將滅亡。保國這類事只需由王帝及大臣和掌握權力的人去謀劃。但是“天下”的興亡，則是低微的百姓也有責任。
當大順軍攻入北京城時，對於當時的社會而言，大順替代大明，是一次政權的交替，可謂是亡國，影響的還是“肉食者”的利益，只要處理好新興政權與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關係，這或許是又一次的政權更迭而已。但是對於關外的滿清政權，漢人視之為蠻夷，剃髮易服，是亡天下，是文化的滅種，必須要“匹夫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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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講，大順政權比滿清政權有著明顯的優勢，能更快地接收明朝的統治機器，安定天下。但是李自成犯了一個很重要的錯誤，就是依然以農民起義軍的姿態來對待官紳階級，對他們採用了消滅而不是招撫的策略，將很多精英力量從可能的盟友逼成了敵人。這一點和教科書上對農民軍“貪腐變質、失去民眾支援”的歸因總結恰恰相反。
反觀清攝政王多爾袞釋出的詔令，凡是前朝任用的官員，只要來投奔清朝，一律按原來的職級錄用，對於有重要貢獻的，毫不吝嗇的加官進爵。相比之下，一個政權還停留在流寇的階段，另一個已經是成熟的國家機器了。
輸在了內鬥
《鹿鼎記》裡有非常搞笑的一幕，小說設定的背景是康熙青年時期，此時距離南明滅亡已有二十餘年，沐王府與天地會還一直在為“擁唐擁桂”吵的不可開交，沐王府擁立的是桂王，也就是永曆皇帝朱由榔，天地會擁立的是唐王，也就是隆武皇帝朱聿鍵。哪怕此時反清復明的希望已經非常渺茫，大家還要為以後誰當皇帝先打一仗，真是好笑又可悲。
更可悲的是，這種事情在當年也屢見不鮮，在隆武政權覆滅、清軍大軍逼近時，南明一時間又湧現了兩位皇帝，一位是隆武帝之弟、史稱紹武帝的朱聿鐭，另一位是當時的桂王、後來稱帝的永曆帝朱由榔，敵人都打到家門口了、先帝剛剛身死殉國，兩位新皇帝為了爭奪大統，還刀兵相見，真是“攘外必先安內”的極致演繹。最終，紹武帝只做了一個月的皇帝，就又死在了戰亂之中。
上樑不正下樑歪，皇帝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說下面的文武大臣了。文官延續了黨爭“至死方休”的歷史傳統，武將將崇禎末年擁兵割據的跡象發揚光大，對內鬥爭毫不手軟、對外投敵爭先恐後。都說唐朝亡於藩鎮割據，明朝亡於黨爭，這麼看南明是兼而有之了。
軍事是政治的延伸。南明的軍事實力並沒有很多人想象得那麼弱，在區域性戰場上往往處於優勢地位，但由於無窮無盡的內訌，削弱、抵消了自身實力，大批的將領倒戈、成為了清廷的馬前卒；即便堅持抗清的力量，也都往往各自為戰、從來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權威的、能排程所有資源的指揮中心，給了清軍各個擊破的機會。
內訌的典型代表就是孫可望，他原是張獻忠的義子，後帶領大西軍聯明抗清。他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大西軍將領一起，以雲南、貴州為根據地，建立了一個抗清勢力的大後方，並在永曆帝兵敗時，主動迎立永曆朝廷，之後又主動率軍進攻清軍，與東南的鄭成功勢力形成了很好的互動，迎來了南明中興最後的一個視窗期。
隨著抗清形勢一片大好，抗清領袖孫可望的個人野心也極度膨脹，此前他和李定國、劉文秀等原大西軍將領之前的關係，更像是盟友，他是帶頭大哥、而不是上下級，是集體領導而不是個人專權。但此時的孫可望已經不滿足於此，尤其是在被封為“秦王”之後，他欲效仿曹操“
挾天子以令諸侯
”，以秦國“國主”自居，無視永曆帝的朝廷，自建六部官僚系統，同時對李定國、劉文秀等的軍事行動處處掣肘，唯恐他們功高震主，在李定國東征湖南取得大勝時，甚至謀劃要誘殺李定國，之後孫可望甚至一度想廢帝自立。
經過孫可望的一系列操作，南明政權內部陷入互相提防甚至敵對的狀態，最終演變成內戰。由於孫可望不得人心，雖然兵力數倍於李定國、劉文秀，但部隊前線倒戈，並敗之後，孫可望投降了清廷，被封為“義王”，何義之有？真是莫大的諷刺！
更可惜的是，當李定國取代孫可望成為主要領導人之後，他也犯了孫可望的錯誤，對於劉文秀處處猜忌，將自己的嫡系部隊和原孫可望、劉文秀的部隊區別對待，寒了將士們的心，客觀上推動了部分部隊投降清軍，雙方實力此消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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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的另一面
歷史課本上的鄭成功，是正義感十足的民族英雄，但在顧老的書中，可能不完全如此。順治十年、十一年，李定國邀請鄭成功東西夾擊、收復廣東，以實現打通從雲貴到廣西廣東、再到福建沿海的戰略目的，但當李定國率軍在廣東苦戰時，鄭成功卻一直遲遲不肯發兵、最後象徵性派了一點部隊、到達前線後發現李定國兵敗、又立馬毫髮無損的退出戰場了，為什麼？
原來當時鄭成功正在和清廷和談，他希望清廷能將當年勾引鄭芝龍時許諾的條件兌現，即將閩、浙、粵三省交其管轄，經過反覆談判後，清廷同意的條件是：封鄭成功為海澄公、掛靖海將軍印、給泉、漳、惠、湖四府駐軍，並未達到鄭成功的心理預期，最後雙方因“不接招、不剃髮”的導火索而終止談判。
書中寫到，鄭成功從來都是把以他為首的鄭氏集團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無論是明朝還是清朝，誰能讓他割據一方、擁有
“比於高麗”的獨立性
，他就支援誰。在他寫給父親鄭芝龍的信中，原文寫到“清朝若能信兒，則為清人，果不能信兒，則為明臣而已”。
當李定國邀請他合攻廣東時，他不可能看不到，如果收復廣東，對於抗清局面會是一個怎樣的改變，從西南到東南連成一片，無論是軍事、經濟還是民心，都將有很大的改觀，但是合兵一處之後，他將如何面對永曆朝廷？他在朝中的地位將不如孫可望、李定國等深耕西南十餘年的勢力，自己相對獨立的自主權又將被削弱，所以他並不熱衷於收復廣東。
鄭成功的選擇是將永曆朝廷和李定國作為牽制清軍的力量，與此同時，以我為主，沿水路攻擊長三角，擴大勢力範圍。順治十五年，當清軍集中力量進攻西南、意圖一舉消滅永曆朝廷軍事力量時，鄭成功親率主力北上，準備攻取南京，可惜最終功虧一簣，折戟而歸。隨著西南戰場的戰事結束，南明政權的抵抗運動基本宣告結束，再後面就是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故事了。
我寫的這些只是這段歷史中的一點片段，如果有耐心可以找原書來細細品讀，可能讀的時候會比較壓抑，但歷史並不會給我們“如果”的機會，即便是有機會讓我們能親歷這段歷史，也未必能有更好的結局，《回到大明當崇禎》這樣的爽文，圖個樂子也就罷了。
不管是治國、治軍還是治企，底層邏輯都是一樣的，得解決好利益分配的問題，以及有匹配的組織形式，歸根到底都是“人”的問題，或者說“生產關係”，不宜簡單的用時代不同、或者存在某些特殊性為由，來掩飾矛盾、迴避問題。
幾千年的歷史，幾千年的人都在讀，但是相似的故事依然在一遍又一遍地上演著。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以上。
注：以上內容為我個人的讀後感，如有用詞不準、或措辭不當，還請海涵，有興趣者，建議去翻一翻原著，或許能有更多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