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9年，一場以改革為初衷、而後席捲北宋王朝的政治風暴，以燎原之勢燃燒起來。這場風暴發生在改革的倡導者、人稱“拗相公”的王安石和抵制變法的反對派之間。變法的反對者幾乎包括了宋仁宗時代的所有元老重臣。蘇東坡本是後起之秀，卻被這次改革影響了一生的命運。

傾情一生求變法 理想未竟暗神傷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趙頊走上歷史舞臺，成為北宋的

第六任皇帝。這時趙項只有十九歲，卻從父親手中接過一副沉重的治國擔子。擺在他面前的是一系列的內憂外患：軍費開支龐大，官像機構臃腫而政費繁多，加上每年供給遼國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廣大農民由於豪強兼併、高利貸盤剝和賦稅留役加重，屢屢暴動反抗。年輕的趙項不得不重新審視並思考祖輩們定下的治國方略。他深知，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初登大寶的他血氣方剛，處處流露著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氣，故他登基後就想大幹一場。趙項深信，只有變法才是解決危機的唯一辦法。在他的主導下，另一位著名的歷史人物也被推向北宋的最高權力中心。這個人就是

名相王安石。

慶曆二年（1042年），二十一歲的王安石進士及第。宋神宗即位前，王安石已是北宋官場和文壇的重量級人物。宋神宗上任第二年就將四十七歲的王安石從外省調回京城，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

照寧元年（1068年）臘月，蘇東坡把照顧父母墳塋等事宜託付給堂兄和鄰居。兄弟倆整理行裝，攜家眷自陸路返回京都。從此，他們再也沒能踏上故鄉的土地……

照寧二年（1069年），一場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社會改革運動，以洶湧之勢展開。其大刀闊斧的改革實驗，在中國歷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但它引起的衝擊和震盪直到宋朝滅亡才停止。

身為改革派代表人物，王安石最欽佩的變法者是商鞅。他曾經寫過一首《商鞅》詩，詩曰：“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他頌揚了商鞅取信於民和堅決變法的舉動，肯定了商鞅的治國方略。

王安石是個思想、稟性都異乎尋常的特立獨行者。他平日裡衣食樸素，無視他人的評價，即使當了宰相也依然如故。他天生博聞強記，從不死讀四書五經，農、林、工、商各類學問均有涉獵。在被宋神宗重用前約二十年時間裡，王安石遠離京都任職，儘管每任一地都頗有政績，但他屢次謝絕朝廷的晉升，寧願在偏遠省份當一小使。此舉使其聲譽越來越高，以至於後來朝廷官員都想一睹其風采。他在所治屬地建堤築堰、改革學校、創農民貸款法，把他的新社會理想小範圍地實施了數項，實施效果很好，他也因此深得百姓愛戴。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朝廷任命王安石為直集賢院、知製造，審查京城刑獄案件，他才從地方來到京師。朝中士大大一時之間引以為京都盛事。

王安石在或任取期間，朝廷規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語書文字，王安石認為立法不當，據理力爭後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因母親病逝，王安石辭官回江寧（今江蘇南京）守喪。宋英宗在位時，幾乎年年以高官厚祿徵召王安石赴京任職。可對於如此熱情的延攬，王安石每次均以服母喪和身體欠佳為由婉言謝絕，拒絕入朝，寧願留在家鄉。

這一段韜光養晦的歷程在常人看來很難理解，但王安石在等待自己的時機，一旦時機成熟，他勢必要為國家做大事。京都之外的政治實踐，已經為他奠定了政治生涯的基礎。朝廷中名臣重儒雲集，不同的政治觀點引發的從未停息的競爭讓他覺得無法應對。學識淵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曾公亮等人，都是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只要其中一人對他銳意進行的改革投反對票，他的新法就會舉步維艱，難以實行。加上他性格執拗，不擅長與人溝通，想改變成規、實踐政治理想卻不願作過多的解釋，所以他只能等待。

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來到京師，時人都視之為奇才。老一輩的名公巨卿如富弱、文彥博都對他頗有好評，歐陽修也對他很有好感。只有極少幾個人，如蘇洵和張方平等，不喜歡王安石不近人情的性格，並對他不修邊幅的生活表示厭惡。

張方平曾與王安石共同監督地方考試，因相處不融洽而拒絕與王安石結交。歐陽修想介紹王安石與蘇洵相識，王安石也很願意結識蘇氏父子，但是蘇詢與張方平是老友，因而回絕了歐陽修的美意。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時，在所有被邀請參加喪禮的人當中，只有蘇拒絕前住，並且寫下著名的《辨姦論》。有學者認為《辨姦論》並非蘇淘所作，而是保守派為打擊王安石變法傳出這篇文章，署名列蘇洵。無論文章出自誰手，《辨好法》近記舊運把工左石，竭力反對“新黨”變法。

相傳蘇潤寫《辨姦論》時，蘇東坡和蘇轍都認為父親對王安石指責大過，但是老友張方平卻持完全贊同的意見。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曾就改革一事試探過宋仁宗的心意。他上書論度，長達萬言。這份萬言書最核心的思想是改革吏治。它既是王安石長期在基層歷練和思考的結果，也是對十四年前范仲淹“慶防新政”精神的承襲。然而，宋仁宗看完萬言書後便束之高閣，沒有作出任何迴應。

王安石只得繼續等候時機。在隨後宋英宗當政的四年中，王安石雖多次蒙恩召，但都辭謝不就。這時，宋英宗的長子趙頊正以皇儲之身居於京都，而為太子掌管文書方面工作的是韓維。韓維早年曾與王安石議論不合，但此時卻極其佩服王安石。他經常對朝政發表見解，每逢太子贊同時，他就說：“這並非臣的意見，而是王安石的高論。”於是，趙頊對王安石的印象越來越深，加上他即位前已經讀過王安石寫給宋仁宗的萬言書並對其中的內容深表贊同，因而很期待有朝一日能借重王安石的政治才能治理國家。

滿懷治國抱負的趙頊剛繼位，便迫不及待地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緊接著又將他擢升為翰林。王安石與韓維保持著密切的聯絡，他知道施展抱負的機會終於等到了，但是他還是將進京的時間推到了七個月後。

鼎寧元年（1068年），王安石奉召入朝為官，並被恩准有越級進言的特權，不受朝廷現有官禮限制。這無異於拿到一柄“尚方寶劍”，他終於可以大刀闊斧地施展理想了。

王安石一到京都便受到宋神宗的召見。召對時，宋神宗詢問王安石：“依愛腳之見，朝政的當務之急是什麼？”王安石回答：“微臣看來，當前朝政以決定政策為首要任務。”宋神宗繼續問王安石怎麼

看待唐太宗，實際上是想透過這個問題看看他對自己的為君之道有什麼建議。王安石便回答說：“陛下應當以堯、舜為榜樣，而不僅僅是學習唐大宗。堯舜之道推行起來其實十分容易，後世的土人們並不真正瞭解先王之道，因而認為堯舜之施政不能再行實施。”

宋神宗對王安石的回答非常滿意，等到朝中官員全部退去，朱神宗將王安石獨自留下。他敞開心扉，與王安石探討國家治理與君臣之間的關係等話題。

他年方二十，滿懷雄心壯志，心中豪情萬丈，十分渴望建立一個國富兵強的帝國。由於性格使然，他的血管裡流淌著不安分的血液，在嗣位後一心要勵精圖治、攬轡澄清、變法圖強，而現在他終於找到了一個與自己心意相通的治國良相。他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實行王安石的變法計劃，即便犧牲其他大臣也在所不惜——這也就使這位年輕的皇帝每逢有賢德的老臣進諫反對新法時，頭腦中便浮現出堯舜時代“四凶”的影子來，以致許多優秀的人才飽受流放之苦。

熙寧二年（1069年），蘇氏兄弟回到京師。這時，王安石剛剛被任命為參知政事。王安石就職不久，便大刀闊斧地在朝廷各部門開展變法活動，清除異己分子。隨後兩年，一些沉穩保守的老臣紛紛離朝，御史臺遭到清肅排斥，繼任的諫官幾乎都是王安石提拔的。抗爭之事此起彼伏，整個官場一片喧鬧之聲。一些深孚眾望的朝廷重臣開始公開反對王安石，但年輕的皇帝不明白他們為何要反對。

在宋神宗看來，王安石要求變法既不是為了升官發財，也不是為了攬權，完全是出於一片報國之心。雖然貴為宰相，王安石在生活方面卻極為樸素。金錢對他毫無吸引力，權柄亦非他的追求，他這種無私為國的精神感動著宋神宗。在他眼裡，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師益友。變法前期，宋神宗對王安石言聽計從，幾平所有大事都要找王安石商量。新法實行之後，一石激起千層浪，朝中所有的反對聲都直指王安石。宋神宗雖然有過遲疑和動搖，但最終還是堅定地站在王安石一邊。

對此，反對派認為是王安石使用計謀，讓皇帝覺得這場紛爭是皇帝和反對派奸邪大臣之間的殊死之戰，因而視王安石為奸邪之人。宋神宗很是不解，他詢問王安石：“怎麼會鬧得這麼厲害？為什麼那麼多大臣、御史和滿朝的讀書人，都群起反對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道：“皇上要師法先王之道，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這些舊臣。舊臣與皇上之間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他們獲勝，朝廷大權將落入他們之手；若皇上獲勝，朝廷大權仍由皇上掌控。那些自私的大臣存心阻擋皇上行先王之道，自然會鬧出這一番紛亂景象。”

王安石對自己的財政經濟學說堅信不疑，加上一群力圖創新的年輕追隨者，王安石的激進變法箭在弦上，蓄勢待發。

實行新政的動機是富國強兵，這是毋庸置疑的。宋朝承紛爭殺數的五代殘唐五十年後，一直未能強盛起來。而西夏、契丹（又稱遼）、金卻不斷侵擾宋朝邊境。每與這些周邊勢力短期交戰，宋朝幾乎都是訂約言和，和約的條款無不是讓人忍辱蒙羞的條款。作為被番邦承認的天朝皇帝，理當接受進貢。但現實恰恰相反，宋朝每年須賜予周邊番邦鉅額的金銀綢緞，這自然使得國庫財力大量外流。而國內行政又一向鬆弛散漫，朝廷經費常常呈現捉襟見肘的狀態。王安石認為自己是財務奇才，能夠憑藉納稅徵兵的制度設計為國庫籌集錢款。而且他在西北地區派駐重兵，用武力來恢復國威，曾發動數飲戰爭，只有一次落敗。為繼續作戰，籌措戰爭經費，國家財改制度必須做出改變。這也是王安石政策中最能打動君心的要點之一。新政最重要且最為人所熟知的共有十四項，可概括為三種類型。一類是財經政策，可稱為富國之法，包括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等六項；一類是養兵政策，可稱為強兵之法，包括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等五項：一類是用人政策，可稱為取士之法，包括改革科舉制度、整頓太學、惟才用人等三項。其中最重要的是財經政策，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王安石的財經綜合改革方案几乎是一套現代的集體經濟政策，遠遠地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

彼稱此之為流俗 此謂彼之為亂常

從變法開始，北宋官員從上至下逐漸分成兩大陣營。這兩大陣營都人才濟濟，哪一派取勝，就將對方全部打倒，並全面推翻對方的各項政策。這樣的紛爭最終演變為朋黨之爭，後來兩派的裂痕愈來愈深，鬥爭也越來越激烈，直到北宋滅亡才停止。

在朝廷上，王安石批評反對派，說他們是惡意阻撓新政；反對派則攻擊他濫用權力，“視民間清論為流俗，視異己者為腐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即副宰相，變法提議得到宋神宗支援，他的權力無形中擴大了。次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開始大規模推行新法，引起朝野內外關於變法的激烈爭論。爭論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個是關於青苗貸款法，一個是關於御史的自由諫言權。

爭論的雙方，反對方是朝廷的元老重臣、卓有才幹之士，且人數眾多；堅持變法的一方，則罕有才幹卓著的老臣，主力多是熱心追隨王安石的年輕官員。但是，王安石有神宗的鼎力支援，而且他的那些追隨者多是正在成長的年輕人，他們不僅雄心勃勃、精力充法。還頗有智慧。但在反對方眼裡，這些人被視為陰險詭詐的小人。然而王安石逐漸對所有的“流俗”之輩持輕視態度，在爭辯無效後，認為他們不足與謀。他不但疏遠了那些年邁忠厚的元老大臣，其至連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韓維、呂公著等，也因為意見分歧而與他們斷絕了往來。這樣一來，他就陷入了孤立無援的被動局面，沒有得力的老臣和年輕人才可用，於是他便大範圍地從中下層提拔官員。這些被拔升者，有些並沒有才能勝任職位；有些對他唯唯諾諾、畢恭華敬，以利用他牟取私利；有些確實有才能的後起之秀在不自覺間陷入黨爭風波，被人利用。

最終，王安石變法主要依靠兩個人：一個是曾布，一個是呂惠卿。兩個人都十分活躍、富有才幹、能說會道，反對派認為他們是陰險膠詐卻有權謀、極具說服能力的人，尤以呂惠卿為甚。

反對派的領袖人物是為世所景仰的司馬光。作為宋朝宰相，他與范仲淹齊名。他和王安石在治國理政的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在其他方面卻彼此欣賞。兩人都坦率真誠、忠於自己的信念且潔身自好，無論是對待金錢物質的態度還是個人私德方面，他們從未受人指責，堪稱世之楷模。

然而，歷史就是這麼令人遺憾，兩個有諸多相同點的文學家卻成了政治上的死敵。因為他們兩人的政治鬥爭，且雙方堅持各自的信念，致使宋朝朝廷淪為黨爭的戰場。司馬光作為一個政治家，因為反對變法，被認為是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儘管他曾表態“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但實際上，後來重回權力中心的他卻因不滿王安石變法而不擇優劣地盡罷新法，又將宋神宗時期用軍兵生命奪取的土地無償送還西夏以求和平，致使日後的新舊黨爭論為意氣及權位之爭，雙方官員不再集中關注國政運轉。事實上，變選多年後，朝中很多大臣看到了變法帶來的好處，不贊成全盤廢

除新法，包括初期反對激進變法的蘇東坡也認為應該將新法中有益民生的部分保留，但持這一觀點的官員又一概被司馬光等手握重權的人殘酷打擊。

置身於變法派與反對派之間的宋神宗無法掌握局勢的變化。早年，當朝氣蓬勃的宋神宗初登皇位時，他寄厚望於司馬光，希望他能和王安石一道輔佐自己早日挽救危局，實現國家的振興。

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則主張節流。因政見不同，司馬光和王安石在一些問題上常發生激烈爭辯，有時兩人在皇帝主持的議政會議上也毫不相讓，爭得面紅耳赤。尤其青苗法頒佈後，司馬光認為縣官靠權柄放錢收息要比平民放貸收息危害更大，故而表現出強烈的不滿。

曾與范仲淹共同防禦西夏、為人爽直的名將韓琦，在大名府目睹了青苗法貸款發放的情形後，也上疏反對青苗法，認為青苗法根本不能“抑兼併，濟困乏”。韓琦的奏摺呈送到宋神宗手中。宋神宗和王安石討論了奏摺的內容。宋神宗就韓琦提出的問題向王安石發問，王安石認為這些問題都不成立。事後，他將韓琦的奏疏拿到變法的領導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作逐條批駁，並公佈於天下。後來韓琦又上疏，申辯愈加急切，他還對免役法、市易法等也提出了反對意見。

如此一來，王安石的地位受到挑戰，宋神宗開始流露出中止青苗法的意向。他左右為難，一邊是剛直不阿的老臣，一邊是銳意革新的宰相，到底應該怎麼辦？為了獲得更確切的資訊以便決策，宋神宗派出專員到外地視察。派出的專員也深知利害關係，回報時說青苗法很得民心，並沒有強迫貸款這樣的事情。宋神宗於是決心貫徹新政。

此番波折過後，王安石的地位又得以鞏固，司馬光被降為制誥。

不久，韓琦也辭去河北安撫使一職，只留任大名府知府職位。面對上述情況，官卑位低的蘇東坡憤怒不已。這時他只有三十二歲，在職史館，且僅限於執筆為文，與政治決策毫無關係，但是他天性組白直率，加上正是意氣風發的年紀，難以抑制的滿腔激憤促使能洋洋灑灑地給宋神宗上了兩次奏摺，一次是在照寧二年（1069年）十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三月。

蘇東坡的兩份奏摺措辭尖銳，鋒芒畢露，立即引起了朝廷的關性。在第一份奏摺裡，他直指王安石創設的制置三司條例司使民心不悅，這個新部門“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他勸諫宋神宗“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隨後又從多個角度分析變法的利弊得失，希望宋神宗能明察秋毫，以天下黎民百姓為根本。這篇奏摺近萬言，言辭懇切、謙恭，從中可見蘇東坡對國事的關注和愛護黎民的赤子之心。蘇東坡這兩篇不平而鳴的長篇大論上呈後如石沉大海，沒有收到任何反饋。

而此時王安石對御史臺的清除正在進行中。起初，王安石只是警告朝廷百官不要對新政妄加批判，他與對經濟政策持不同意見者進行激烈的爭辯。後來，對於批評指責他的御史，他不再解釋，尤其是受到御史中丞呂誨的彈劾後，他乾脆將他們一律予以撤職。一天，呂海和司馬光給皇帝講解經典後出宮殿，向司馬光透露將要彈劾王安石，並且從袖子裡取出彈劾奏章給司馬光過目。司馬光看到他的奏章言辭激烈，說道：“他現在深得人望。我們這些人哪有能力動得了他？”呂誨聽罷，大驚失色：“連你也這麼說！”儘管如此，目海還是堅持彈劾王安石。他在彈劾奏章裡措辭尖銳地說王安石“執邪見，不通物情。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其彈劾結果就是，他被革職處理，並由此拉開了王安石排除異己的序幕。

此後，官員們批評朝政的權力受到限制，官府組織機構的功能

遭到重創，從而引起了官場震動。御史臺官員群情激憤，他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保住固有的監察權還是等候被人清除？為了爭奪權力、幾位御史決定殊死一搏，他們聯名上書彈劾王安石，請求皇上免去其相位。王安石得知後非常生氣，試圖將他們全部投進監獄。司馬光和範純仁則認為如此對待御史非常不妥。經過雙方的辯論和商討，六名御史遭到貶謫，被下派至邊遠外縣。

面對這一情形，範純仁決定挺身而出。範純仁是范仲淹的兒子，在範種淹去世後才出來做官。他在政見上與司馬光同屬保守派。他上奏彈劾王安石，認為王安石改變祖宗法度，搜刮錢財，使民心不得安寧，而招致那些看不見的怨恨。宋神宗不解其意，連問“看不見的怨恨”所指為何。範純仁借杜牧所說的“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來作答。宋神宗讚許他的表態，採納了他的意見。於是，範純仁寫了一部《尚書解》獻給宋神宗。

為了維護御史的權力，他請求朝廷撤回貶謫御史的公文，結果因此遭受流放。後來，司馬光復相，堅持要廢除青苗法時，範純仁又認為不需要廢除，因為此時青苗法已收到良好的實踐效果。他希望司馬光虛心“以延眾論”，不必因人廢言，應儘量採納有可取之處的主張。可惜司馬光並不這麼認為，為此，蘇東坡、範純仁等人惆悵地嘆息道：“奈何又一位拗相公。”

隨著舊官員的被貶或請辭，朝廷上的局勢迅速發生了變化。朝中眾臣對當權者的看法，由期待變成懷疑，由懷疑而心生迷惑，由迷惑而感覺憤怒直至恐懼。

熙寧三年（1070年）三四月間，御史臺遭到大規模整肅，大量後起之秀佔據相應職位。王安石僅用短短一個月時間，便雷厲風行地完成了在御史臺清除異己的工作，可見他意志之堅定以及改革源辦事效率之高。司馬光極力向宋神宗痛陳利害關係，但收效甚微。

朝廷內外，人人自危，就連王安石的老師歐陽修也選擇退出仕途。照寧三年（1070年）六月，歐陽修以太子少師的身份辭去一切聯務，白隱林泉。歐陽修其實並不反對變法，不過他更傾向於科舉改革。他大力值導詩文革新運動，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義文風和詩風，並取得了顯著成績。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及散文創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相當於唐代的韓愈。他薦拔和指導了王安石、曾鞏、蘇淘、蘇軾、蘇轍等散文家，對他們的散文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

至此，王安石的改革派氣勢達到頂點，對朝堂的掌控達到最嚴，而反對派的聲音也並未消失，他們依舊向宋神宗痛陳激進改革的弊病，希望說服皇帝罷黜王安石一派，停止變法。

上書萬言諫人君激惱權臣遭貶逐

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風波中，蘇東坡的老友範鎮也不可避免地被捲了進去。範鎮比蘇東坡的父親大兩歲，比蘇東坡大三十歲，在仁宗朝中狀元，為翰林學士。他很欣賞蘇東坡兄弟的才華，對他們很照顧。後來蘇東坡和弟弟蘇轍每次進京述職，都借住在範鎮家。範鎮去世後，蘇東坡在輓詞中寫道：“高齋留寓宿，旅食正蕭然。”透過範鎮去世前後自己的境況對比來感謝範鎮留宿的情誼。

範鎮曾在仁宗、英宗朝任職於中書省。他個性之強，不讓鋼鐵。宋C宗在位時，多年無嗣，嘉祐二年（1057年）突然發病，引起群臣你慮，性惶不可終日。朝臣希望皇上儘早選定儲君，以安人心，但來仁宗總想由親生兒子接管河山，故不願過繼太子。擁立之事牽涉政治集團的宗派鬥爭，一旦失敗，便有可能身敗名裂，故群臣都“莫敢先言”。唯有範鎮下定決心，縱然掉腦袋也決計要“死於職”不願在未來爭奪望位的亂軍中淪為“炮灰”。他三次面見仁宗陳述見解，十九次上奏本章，力述立嗣之理，即使鬚髮變白，他仍不放棄。朝廷無計可施，只得將範鎮的知諫院職改為集賢院修撰。即使如此，他還累申前議。最終在韓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仁宗才確立趙曙為繼嗣。

現在遇到王安石變法，他不同意改革，又給年輕氣盛的宋神宗上表章，連上五章後，王安石親自作文予以駁斥。範鎮自覺辯論不過王安石，勢力也不比王安石，決定辭職。辭職前他又上一疏，並在辭呈上直言不諱：“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宋神宗將此奏疏交給王安石看，王安石臉色驟變，拿奏摺的手不由自主地發抖。但迫於“不殺大臣”的祖宗家法，宋神宗沒有殺範鎮，只是罷免了他的官職。

從這些事情既可以看出範鎮作為保守派的堅定，也可以看出他的剛正與耿直。對於範鎮的人品，蘇東坡十分仰慕。範鎮被罷官當天，蘇東坡去他家裡祝賀：“您的官位雖然丟了，您在群臣後學中的名聲卻更加響亮。”

範、蘇兩家始終保持著情誼，最後從同鄉變成了親家。蘇東坡有三子：長子蘇邁、次子蘇迫、三子蘇過。其中，蘇邁的女兒嫁給了範鎮的一個遠房侄孫，範鎮的孫女又嫁給了蘇過。蘇轍生有四子：長子蘇遲、次子蘇適、三子蘇遜、幼子蘇遠。其中，蘇遠續娶了範鎮之子範百揆的女兒。

對於親成兼晚輩的蘇東坡，範鎮一直關懷備至。蘇東坡剛做官沒多久，父親蘇淘在開封去世，他須將父親的靈樞運回四川老家安葬。當時交通不便，從開封到眉山要走整整一年，東坡兄弟途中路費短缺，範鎮知情後慷慨解囊，提供幫助。範鎮被罷官，好友司馬光憤憤不平，也心生去意。起初，司馬光被派往陝西做外任官，但他留戀京都不想離開。他和王安石誠懇、嚴肅地討論了新法，書信來往約有三次，最終沒有談妥，二人完全決裂。宋神宗原本希望司馬光繼續在朝為官，並再三授予他官職，但司馬光都婉言謝絕，他決定辭去一切官職退隱。此後十六年間，司馬光閉門不出，傾力編撰鴻篇鉅著《資治通鑑》。

範鎮和司馬光的辭任，使年輕氣盛的蘇東坡不再保持緘默，開始給宋神宗寫萬言書。

熙寧二年（1069年）五月，蘇東坡蒙皇帝召見，首上《議學校貢舉狀》，主要談論教育文化，獲得皇帝的稱讚，並命他“盡陳得失，無有所隱”。蘇東坡馬上認真遵辦。同年十二月，作為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①、權開封府推官2的蘇東坡，又向宋神宗上書，議論的內容仍然是文化，落腳點在“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這是蘇東坡在不到一個月時間裡的第三次上書。第一次議學校貢舉，第二次諫買浙燈，特別是第二次對皇帝的勸諫，宋神宗從善如流，放棄了買新燈的打算。這讓蘇東坡感動不已。這次上書他依舊盡其所能地懇求皇帝改變主意，但現實形勢對他十分不利。

他開門見山地說出自己上奏的目的，並向宋神宗提出了三個願望，即“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圍繞這三點，我們看到了一個公忠體國、直言敢諫的蘇東坡，他引經據典、深入淺出地引用若干歷史故事，來闡明個人的觀點。

（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取六馬。”言天下莫危子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優辨。聚散之間，不容毫屋。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骨，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這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表志，則救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言，路伯石以安巨室，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義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透過文字，可見真誠無畏的蘇東坡先講道理，指出“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突出“結人心”的重要性。他用比喻和若干歷史人物的事例說明取信於民的重要性。透過正反對比，他義正詞嚴地指出了結人心和揹人心的不同結果，矛頭直指王安石變法的推動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

在他看來，這個新設的機構給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而造成了嚴重的後果：賢者憂，小人謗，商賈不行，物價騰。……這些狀況確實讓人擔憂。此外，不僅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背棄人心，重法中有關農田水利、差役、青苗放錢等政策也是如此，因而，他都予以批駁。

同時，他勸宋神宗“厚風俗”，並說理道：“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幕，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一番話可謂至情至理。隨後，他擺出了一連串令人無可解駁的歷史事實，規勸宋神宗“崇道德而厚風俗”，不要“急於有功而貪富強”。

隨後，蘇東坡再以人的身體作喻：“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天。人之壽天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元氣如何養？慢慢養。

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巴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珠。故巨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

為此，他又舉出若干古代聖賢的事蹟與歷史典故，但似乎言猶未盡，又列舉了神宗的祖父仁宗的例子。

仁祖之取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明章。然考其成功，則日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子府庫，別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退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

好的風俗是立朝之本。類似論據還有諸葛亮用黃忠、漢文帝不用費誼、景帝用晃錯等，有了這些論據，蘇東坡的結論就順理成意得不由人不信服了。

關於朝廷如何“存紀綱”，蘇東坡從國家權力的平衡說起。除了平衡之外，他還提出了一個更好的辦法，即保護言論自由，尤其是臺諫的言論自由。

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臺諫未必個個都是賢人，所言亦未必全部正確，那麼它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呢？蘇東坡給出了他的答案“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臺諫有了言論自由，才能監督王朝綱紀。

蘇東坡相信皇帝能夠從良臣能吏之掛冠去職、輿論之向背中看清楚國內的不和與紛爭。在數度對新政進行指責之後，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和當權者已不為清議所容。他在奏章的最後說，他並非詆譭新法，只是想談談不同的看法，“以贊蟻之命，試雷霆之成，積其狂愚，豈可數赦？”他說自己深知皇帝聖明，定能察知為臣者的一片忠心。

然而，蘇東坡的這份奏疏上呈之後，又石沉大海。次年三月，他又一次上書。宋神宗已臨時下詔，嚴禁強行推廣青苗貸款法，但是他並不打算廢止全部措施。蘇東坡引用孟子的話說，此舉正如一個偷雞敗想改過向善，決定每月只偷一隻雞，這計宋神宗和王安石

都很不高興，但他們也沒有打算處罰蘇東坡。致使情況惡化的是蘇東坡在任股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時，出了一道鄉試考題“論獨斷”全題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小白專任管種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這一舉動徹底激怒了王安石，也讓宋神宗對蘇東坡的印象發生改變。

司馬光離開京都回洛陽之前，辭拜皇上。宋神宗對司馬光提到蘇東坡的人品似乎欠佳，他認為司馬光對蘇東坡的評價過高。可見蘇東坡攻擊王安石變法的過激言辭與舉動，讓宋神宗對蘇東坡產生了不好的印象。

王安石的親戚兼隨員謝景溫舉報蘇東坡，說蘇氏兄弟運送亡父靈樞乘船回四川老家途中，曾濫用官家的兵卒，購買傢俱瓷器，並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朝廷於是派人到蘇氏兄弟運靈柩所經各省路途收集證據。但最終官差回報稱無所獲。

依照當時蘇東坡的政績，宋神宗有意讓他官居知州職位，但王安石與謝景溫卻強烈反對，使之任附近一縣的通判；而後宋神宗予以改動，任命蘇東坡為杭州通判。蘇東坡對御史的彈劾未予理睬，他任憑官府調查，自己則準備攜帶家眷前往杭州赴任。

兄弟共度話別離 詩書易成意難平

照寧四年（1071年）七月，蘇東坡攜家眷離開京都開封，前往杭州上任。從此，江南一帶成為蘇東坡的詩情噴湧之地。他先後任職於杭州、密州、徐州等地，除了為人稱道的政績，更留下了一篇篇讀傳幹年的佳作。他以天真歡快的心情與近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羈，將所網聽見、所思所感盡情地歌唱出來，寫就了一批或感傷淒涼，或該諧幽默，或憂慮憤怒的詩詞歌賦。蘇嫩此時正在陳州（今河南周口）擔任教授，自甘淡泊。陳州恰在蘇東坡治下的視察行程之中。如此一來，蘇東坡便有機會時常去弟弟家裡小住了。

蘇轍曾在守喪期滿後返回京師，在制置三司條例司做檢校文字的工作，因與王安石議事時多有不和而被外放。蘇轍此時正在而立之年，本應馳騁抱負，有所作為，卻不想遭到貶謫，心中難免落復難過。蘇敬家裡貧窮，住宅通仄且低矮，與他高大的身材形成反差。蘇東坡為此寫詩《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

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

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

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雨立求秦優。

眼前勃蹊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遊。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

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齏鹽甘似蜜。

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

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族旄。

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

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垂。

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

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

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

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詩作的題目雖是“戲”，實是安慰、稱讚蘇轍。後半部分是蘇東披的自嘲，不如意的心境躍然紙上。

他們的老朋友張方平也退隱在城裡居住，他們時常以酒飯相約這果，親人朋友相聚，日子悠閒平靜，雖然清貧，但其樂無窮。他們讀論國事、家事和個人的前途及如何保持健康長壽的秘訣。他們還相互指出對方的性格缺點並給出中肯的建議，蘇轍勸誠蘇東坡說話要有所保留，不要總向別人坦露自己的心思，寫文章也不要直抒見解，要注意收斂。

兄弟二人雖然有相似的政治立場，卻因截然不同的個性特徵及處世方式而呈現不同的風格。哥哥輕快、天真、好辯、開闊、百無禁忌，弟弟內斂、務實、拘謹、寡言、平靜沉穩。這種差別也體現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在蘇東坡的文學天地裡，不限題材，不限內容，什麼都可以入詩成文。他的作品承載了豐富的生活內容，既有對內在的探求，也有對外界的開拓，還有對人生的思考。他的作品充滿了鮮活、生動的形象或意象特徵，既風趣幽默又飽含哲理，散發出人性的光輝。蘇轍的才氣不如蘇東坡，但是他的文章內容充實，淳樸厚重，深沉而有韻味。

赴任途中，蘇東坡在弟弟家裡逗留了兩個多月。臨別時，兄弟二人難含難分，蘇轍一直將兄長送至潁州（今安徽阜陽）。到達潁州後，他們又拜訪了歐陽修，並停留了一些時日。

千里相送，終有一別。出發前夜，他們在潁河的船上吟詩論政，徹夜無眼。他們討論孟子所言“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中飽含的深義，探討“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降”“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等為官治國之道。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表達自己的

心境。 是夜，蘇東坡寫了兩首詩其一

征帆掛西風，別淚滴清穎。留連知無益，惜此須史景。

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

寡辭真吉人，介石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輒醒。從今得閒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

其二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沾胸。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問我何年歸，我言歲在東。離合既迴圈，憂喜迭相攻。悟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多憂發早白，不見六一翁。

“六一翁”是六一居士歐陽修。詩中的“飛蓬”一詞可以說是預言了蘇東坡自此開始的命運……

清晨的陽光灑滿湖面，蘇東坡與弟弟揮手告別離去。抵達杭州後，蘇東坡把兄弟舟船夜談論政的結論與體會寫成詩稿《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並寄給蘇轍。

其一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

遲鈍終須投動去，使君何日換聾丞。

其二

聖明寬大許全身，衰病摧頹自畏人。

莫上岡頭苦相望，吾方祭灶請比鄰。

此後，兄弟二人便如扁舟般在宦海中浮沉起落，箇中滋味被他們記諸筆端，再透過相互唱和給予對方溫存的慰藉與扶持。兩兄弟這種親密無間的深情厚誼藉由他們的詩歌作品被歷代文人稱頌，成就了一段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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