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意識全球第一
韓國語中有“人間”一詞，意指“人”。從詞的結構上來看，作為主體的人，要和某一客體之間形成關係時，才能成為“人”。
“我”是不能獨立存在的，只能存在於與異性、與家庭、與民族、與共同體、與國家等眾多客體的關係中。
民族不同，與某一客體的關係就會有親疏遠近之分。例如，有的民族看重與父親的關係，而有的民族則更看重與共同體的關係。
因此，有的民族因其風俗和先天條件，家庭優先於國家，而有的則是民族優先於家庭。
那麼，我們所屬的朝鮮民族最看重與哪一客體之間的關係呢？重視的程度又如何呢？這個問題需要探討一下。因為這是瞭解韓國人、瞭解歷史的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
西方文化發源地之一的古希臘，那裡的人最重視城邦這一客體。因為在地理上他們常常面臨海盜和受侵略的危險，他們的生死存亡與城邦的存亡密切相關。
較之家庭，沙漠民族更重視部族。因為遊牧生活無法以家庭為單位，而必須以部族為單位遷徙。以家庭這一規模，是無法對抗沙漠中惡劣的自然條件的，也無法抵禦侵略者。
伊斯蘭民族之所以對猶太人部族執著地抱有成見，正因為他們是生活在沙漠地區的遊牧民的緣故。
穿越絲綢之路的過程中，我曾見到並採訪過阿富汗的庫奇族牧民。在他們身上，找不到一絲一毫所謂阿富汗國民的國家意識。他們四處遊牧，全然不顧國民的一切義務和權利。他們從不受阿富汗法律的制約，而只執著於庫奇族的律法。他們會獻上自己的兒子，作為祭祀儀式上的祭物。他們認為這是光榮的事情，並親手將自己的子女送上犧牲的祭壇。在他們的價值觀上，國家、家庭之重，較之部族之重，簡直是九牛一毫。
韓國又怎樣呢？家庭之於韓國人，可謂是重之又重。這雖然是處於季風氣候民族的共同特點，但韓國的家庭中心主義較日本和中國要更加徹底。
韓國人不會為了家庭之外的共同體而拋卻私心，但在家庭之中，卻懂得犧牲一己之私，這一民族性也許是全世界中最為極端的。
歷史上，為了父母、為了家庭的名譽而不惜犧牲生命的事例比比皆是，且這種犧牲被歷史評價為最高貴的犧牲。
獨居的家也是“我們家”
看似兄弟倆的兩個小孩在玩放風箏。問小的那個：“這風箏是你的嗎？”小的搖頭說不是。又問大的：“那這風箏是你的吧？”大的同樣搖頭。再問：“那這風箏是誰的？”兩個小孩異口同聲地回答說：“是我們的。”這個“我們”，是全體的“我們”，不僅包括弟兄倆，因為爸爸有時也放風箏，所以也包括爸爸在內。
由此可見，在風箏的歸屬上，“我”被“我們”埋沒了。不僅僅是作為玩具的風箏，所有的什物及有價值的東西都是如此，所謂“我的”，所謂個人所有這一概念，韓國人是極度缺乏的。個體埋沒於集體，這是韓國人很突出的意識之一。
日本人、中國人抑或西方人，在指稱父母、家庭，以及自己所屬的學校、社群、單位、團體、民族、國家時，不使用表示複數的“我們”，而說“我的媽媽”“我的家”“我的學校”“我的國家”，唯獨韓國人說“我們媽媽”“我們家”“我們學校”“我們國家”。
“我們”這床溫暖棉被下蓋著的，是韓國人的赤子之心。寒冷的冬天，大家把腳放進炕頭的被子裡，形成了共同體的紐帶感。在流浪乞討的飢寒交迫中，興夫的老婆對全家人說，咱們一家二十七口，還是各奔東西、各自為生吧。興夫卻說：“要沒有二十七口子背上的暖和氣，就該凍死了。”興夫的話是對“我們”這一紐帶感的準確詮釋。
靠著抱團取暖，我們才能夠在數千年間歷經窮困、飢餓、欺侮、亡國，堅強地活下來。
其實，西方的“我的家”和韓國的“我們家”在結構上是不同的。被家務事搞得筋疲力盡的主婦有個共同的願望，那就是鎖上門好好休息一天。主婦們的願望，正說明了韓國的房屋結構特點——沒有可以將自己隔絕開來的空間，抵制個人的私密性。
換言之，西方的房屋在結構上有著隔音的厚牆和房間門，房間門上有鎖，可以提供徹底隔絕的自我空間，而這在韓國的房屋是不允許的。韓國的房屋是所有家庭成員的，是“我們”的空間。當然，房間是隔開的，但這種隔斷不同於西式房屋的物理上的隔斷，而不過是精神上的隔斷罷了，就好像是畫出—道分界線。韓國的房屋採用紙糊的橫推門或隔扇門，任何時候都可以進進出出，聽得到聲音，也可以隨時探望。這種精神上的隔斷只針對尊重這種隔斷的人，因此即便屋裡只有一人，旁邊的房間空著，也總是感覺到旁邊會有人在，精神上不可能獨自存在。
“我”埋沒於“我們”之中
家是“我們”的共同空間，由此形成了韓國人特有的“乾咳文化”。這種咳嗽不是生理上的自然現象，而是為告知自己的存在而發出的人為的咳嗽，韓國人對此駕輕就熟。跨進屋來時乾咳，表示“我進來了”；在屋子裡乾咳，則表示“我在裡面”。移至某一空間時，一定要先乾咳一下，發出訊號。韓國人之所以有“乾咳文化”，是因為空間不是自己獨有，而是“我們”大家共有。不僅是乾咳，韓國人常常自言自語也是出自這一緣故。
例如，明明沒有聽眾，也會說——“天氣怎麼搞的”“風真冷”，或狗遭數落雞遭攆；明明沒必要問，也一定要問上一句——“餵豬了沒”“衣服幹了沒”“爺爺來了沒”。這並不是為了傳達話語本身所包含的內容，而是一種進入共有空間的訊號，和乾咳的性質相同。
因為韓國人的家是“我們家”，所以先得收發“我們存在”的訊號。縱然有門相隔，也必須要有一雙透視的眼睛，用心靈之眼關注著旁邊房間裡有誰，以及正在做什麼。因此，韓國人用眼說話要多於用嘴。
食文化也不例外，“我”同樣埋沒於“我們”之中。西方人把大容器中共有的食物倒在各人的小盤子裡，把食物變成自己的，然後再吃。而韓國人則是先將食物上桌，大家一起夾著吃。因此，擺到桌上的食物，從湯水到醬料都是“我們”的。
祭拜完後，將祭拜的食物倒入盆中，做成拌飯，你一勺我一筷地吃掉，這種飲食習慣強化了彼此之間的紐帶感，也是韓國所特有。這種拌飯裡一定要有供桌上供奉過的食物，透過這一媒介，把大家族的“我們”聯絡起來，不僅僅是現在活著的後孫們，還包括已經去世的祖先。
孩提時，如果沒等到吃祭祀拌飯就沉沉睡去，那麼母親就會把飯留下，待第二天早上再給我們吃。母親這麼做，飽含著母性的眷顧愛憐，她不想讓年幼的子女遊離在大家族的“我們”之外。
以前的小孩子，不會隨隨便便摘自家院裡的果子吃，哪怕是一個柿子，一顆栗子，或一根黃瓜。如果摘了吃，就會有脫離“我們”的犯罪感，因為摘的是“我們”的東西。新果和新谷要先供奉到祖先的祠堂，然後大家族的“我們”才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