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孟超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肝臟外科的開拓者和主要創始人之一，被譽為“中國肝膽外科之父”。他曾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是醫學界獲此殊榮的區區幾位科學家之一。

他還是作者的領導和老師，無數次為作者及同學們授業及解惑。為撰寫《吳孟超傳》，作者也曾多次採訪他，聽他親自講述自己的故事。

今年是吳孟超誕辰100週年，分享他生命中的若干細節，藉以追憶緬懷，也期待給讀者以啟迪——

吳孟超擔任第二軍醫大學副校長後，校領導和醫院的同事們都建議他不要出門診，他便聽從了大家的意見。可是，來找吳孟超看病的患者仍很多，有託關係直接找到辦公室裡來的，有等在手術室外的，還有“攔路求醫”的，這給醫院的管理帶來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吳孟超決心重返門診坐檯看病。週一，大學和醫院都有“星期一碰頭會”安排一週要務。吳孟超把出門診定在星期二上午，也可見他急切地要看門診的心情。

吳孟超的“星期二門診”共10個號，掛號必須實名，而且需要患者過去的病歷。這麼做是為了杜絕號販子炒號，否則吳孟超的一個號可以炒出幾千元。有人建議吳孟超的掛號費理當高一些，他不同意，始終與其他專家號一樣。

星期二，也可能碰上他外出主持學術會議，參加重大疑難疾病會診。但掛他星期二門診的號，並不因為他外出開會而停止，而是照常掛號，記下掛號者的電話號碼，待吳老回來就通知掛上號的患者，吳老補上給他們看病。

如果說吳孟超堅持“星期二門診”是先進事蹟，這裡其實是有憂傷的。這些迄今堅持的“星期二故事”，比過去更明顯地折射出貧富差距在以貨幣的形式改變著不同人群的命運。

手術室護士長程月娥曾這樣說：“吳老的病人都是‘最差’的。”我們問：“這‘最差’是什麼意思？”

她說：“一是病很重的，在很多地方看過了不能治的；二是很窮的，人家不願意收治的。”再細問，知道這“窮”的含義包括“一看就知道這是包不起紅包的”，何況病很重，說治不了，不收你，不算錯誤。

我們還得知，當時，在很多大醫院，即使面對病情十分重的癌症患者，即使知道已經無法治，只要患者有錢，頗有醫生不會不收治。手術治療，是通常的首選方式，也是多數人認可的尚存一線希望的挽救方式。只要做手術，就有紅包。如果手術後仍救不回來，“癌症是不治之症”原本就是很多人的觀念。手術本身有沒有風險？有，但所有可能的風險，都已經告知患者或親屬，其親屬已經簽字了。

當代醫學對於延長重病者的存活時間，還是有辦法的。如能延長一週，就有一週的費用，且是高昂費用。如能延長一個月，甚至三四個月，雖富翁，萬貫家財也可能被搬空……這樣描述，似乎很殘酷。但很難說這裡有什麼不對。難道看看治不了，就讓其回家痛苦地死去？患者家屬希望醫院收治，那是自願的。醫生說治不了，不收治的往往是那些一看就知其窮的患者。

當代醫學無疑在不斷進步，很多醫院的醫療裝置和環境也在改善，不少醫院還特設了“優質服務”，然而不斷進步的醫學技術，更好的醫療環境，尤其那些“優質服務”，是向富人傾斜的。

本書此前的篇章，多在描述吳孟超為攻克肝癌如何發奮地鑽研醫學醫術，現在他遇到了非技術問題。

這些非技術問題是大量的普遍存在的，甚至越來越嚴重。吳孟超能改變什麼嗎？每週10個號，常有外省來的沒掛上號的患者就坐在他診室的門外等，助手們看他們過去的病歷，擇其急重者加號，多時加到15個，看到下午2點，飯都顧不上吃。這個一生以征服肝癌為職志的人，看到有因窮而不被收治的肝癌患者，他會覺得這是自己的恥辱，這是他堅決要開設一個吳孟超星期二門診的重要原因。雖然他能做的也很有限，但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

進入21世紀，獨立的東方肝膽外科醫院成立後，吳老的星期二門診依然雷打不動。有變化的似乎只是：吳孟超從80歲變成了90歲，依然坐鎮星期二門診。

我們曾多次去觀摩吳孟超門診。肝臟腫瘤患者一般都是有若干親人陪護來的，吳老的診室裡備有一排長沙發，可供多人坐下。吳老看著他們走進診室，總是笑容滿面地請他們坐。

患者坐到吳老的身邊後，吳老總是先跟病人聊幾句家常，然後摸摸病人的額頭，檢視病人以前的檢查報告。之後，他讓病人躺在檢查床上，隨手就為病人拉上布簾。他並不急於檢查，而是來回地搓著手，把手搓熱了再去觸控病人的身體。做完檢查，他順手為病人拉好衣服，還彎腰把病人的鞋子擺到適於病人下床的地方。整個過程已習慣成自然，猶如吳老必做的功課。

吳孟超出門診時為病人看片子

之後，他回到座位，又看病人的CT片子，邊看邊在一張“紙片”上記著什麼。門診的病人全部看完後，他又來到B超室，逐一為本日的每一個病人做B超。這時，B超室的醫生操作著，吳老拿著他剛剛記的“小紙頭”，指示B超室醫生注意看哪兒哪兒。間或以學術語言探討。然後繼續在他的“紙片”上記下什麼。對每個病人都如此。最後他把那“紙片”裝進衣袋，隨身帶著。

“吳老查房和吳老看病，是慢得出奇的。”不記得這話是誰說的了，但這是吳孟超身邊的工作人員誰都知道的。這“慢”，反映的就是出奇的認真和仔細。凝聚在這整個看病過程中的恐怕不僅僅是醫術。

某天，吳孟超正看門診，一個小夥子徑直闖進來。吳孟超的助手讓他到門外排隊，他便哭了。他哭著說：“我沒掛上號。我姐陪著我在火車上站了26個小時才到上海，我們住不起旅館，能不能今天給我看病。”

助手看吳孟超，吳孟超說：“加個號吧。”

這是一個來自貴州銅仁的苗族小夥子，在浙江打工期間查出肝硬化，做了多次治療都沒有效果，現在其他醫院已經說沒法治了。吳孟超給他做了基本檢查，又給他做B超，邊檢查邊與他拉家常。在拉家常中知道，小夥子家在貴州山區，幾年治病把打工攢下的錢花光了，還欠下幾萬塊外債，這次來看病，買不起臥鋪，又沒買到座位，所以同姐姐在火車上站了26個小時到上海……檢查完，開出住院單，吳孟超拍著小夥子的肩膀，送他到走廊上：“安心在這裡治療。”

回到B超室，吳孟超告訴協理醫生：“手術已經沒有意義了，只能中西醫結合治療，儘量提升他的生活質量。”

又一天，一個叫洪珍蘭的香港病人來到吳孟超門診。

她因劇烈腹痛曾入香港伊莉莎白醫院治療。醫生為她做腹腔探查手術時發現肝右葉癌腫已破裂出血，即關閉腹腔，告知其夫她患晚期癌腫，無可救治，病程不過三個月。她已絕望，忽有人指引她到上海找吳孟超。

洪珍蘭出身於香港貧民區的華工家庭，家境窘迫，連她丈夫陪伴來上海的錢都拿不出，她是孤身一人來上海求治的。所謂不放棄、不拋棄，在吳孟超收治這個患者身上或可說體現得淋漓盡致。洪珍蘭先後14次入院，5次接受手術，每次都由吳孟超親自主刀。住院期間，吳老中秋給她送月餅，外出開會也常打電話來詢問她的病情。吳老還特意為經濟拮据的她申請減免大部分醫療費。他說：“把手術費免了吧，就算我是加班做義工。”吳老還說：“華僑也不是個個腰纏萬貫，許多老華僑在海外一生漂泊，境遇淒涼，我們要多關心。”

洪珍蘭奇蹟般地痊癒了，出院的時候，她跟護士們擁抱，哭著說：“我沒辦法報答！”

項王氏母女的求醫經歷，反映了外籍華人的一種艱難。

項王氏是一位加拿大籍華裔老太太，她的名字總讓人聯想到項羽家族。她的丈夫是位數學家，臺灣“中研院”的院士，因病早逝。項王氏辛辛苦苦將一雙兒女撫養大，兒子在美國獲了數學博士學位，不料卻因車禍喪生。女兒曾因不順心的事自殺未遂，留下終身殘疾並伴有精神分裂症，不久又發現得了肝癌。項王氏母女在加拿大是靠領取救濟金維持生活的，治療癌症需要一大筆高昂費用，她們無力支付。項王氏聽說中國有個治肝癌的專家吳孟超，便帶著女兒萬里迢迢來上海求治。

吳孟超鄭重地接待了項王氏母女，為之治療。項王氏的女兒康復出院時，項老太太想在上海多住一段時間，以便女兒複查，免去大洋兩岸的來回奔波。吳孟超便讓人在醫院周圍給她們租了一間房，既便宜，又能做飯做菜。半年後，項王氏母女要回加拿大去了。老太太來告別的時候，從包裡拿出一件包著的東西要送給吳老，吳孟超沒等老太太把禮物遞過來就婉言謝絕了。

“你很不容易。”吳孟超說，“我做的都是應該做的。我們都是中國人。”轉身，吳孟超從抽屜裡拿出一個盒子，又對項老太太說，“這是個純水器，你留著用吧。你年紀大了，也要注意身體呀！”

項老太太收下了吳老的禮物，她說她要帶回去讓加拿大的華人看。回加拿大後，項王氏常給吳老寫信，把女兒的片子寄來請吳老看，吳孟超總是及時回覆，成了這家華人母女萬里之外的醫療顧問。

前來求治的病人也有很多確實到了無法救治之程度的。一位實習生記下了2009年8月的一天，有個晚期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的病人來看吳孟超門診，之前已輾轉多家醫院均不被收治。吳孟超拉著病人的手說：“我給你開張住院證，你先住下來，咱們一起努力。”病人離開後，實習生問：“吳老，這個病人不能手術，用藥也沒意義了，醫院病床很緊張，為什麼還收進來？”

“如果我們也不收，他肯定會絕望。我們要看病，更要救人。”這是吳老的回答。

吳孟超還曾這樣與實習生探討：醫學，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實習生說，大學裡分科是放在自然科學的。吳孟超說，我看是人文科學。他說我們並不是跟儀器打交道，是跟活生生的人溝通，人是有血肉有感情的，離開了對病人的關懷，就沒有醫學、沒有醫生。

（摘選自作者與王宏甲老師合作撰寫的《吳孟超傳》華文出版社201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