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確實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惰性，確實會懶、確實會貪玩、確實會存在學習目的性不明確的情況，也確實會牴觸父母的命令和說教。可憐天下父母心，父母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孩子的惰性也是一個正常人的正常反應，孩子把父母的話當耳旁風，有時候難免會束手無策。筆者從來就沒想說能教育出一個考重點大學，情商智商如何無敵的孩子，也實在沒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奢望，我只是寄希望於培養出一個半玩半讀、積極向上、聰明善良的普通學生。班級前十，年級段前幾十，興趣廣泛，陽光活潑。

暑假裡，一般我會對孩子放縱一點，常規的學習日，都要先做好作業，再談玩的事。有時候我也在觀察，確實孩子兢兢業業地做作業，作業量大得驚人，我也是在替孩子感覺到辛苦，恨不得她有片刻的休息時間。暑假，我不希望孩子的弦崩得太緊。在我孩子沉迷遊戲的暑假裡，一般催她做作業也是會拖拉的。我又有點急，怕孩子真的邋邋遢遢、鬆鬆垮垮，在好逸惡勞的惡習上沉淪下去。但總得來說，還是有譜的，在我的眼裡，對孩子的教育，我從來就沒打算要過程完美，我只要結果完美，過程的不如意和失手都是可以原諒和調整的。也許真的有些天才兒童，可以在過程中恪守完美、精益求精，但我們也知道那是少數。孩子她媽在上班，打電話催過孩子的作業，語氣甚是焦急。我今天休息日，陪在孩子身邊，孩子她在我面前肆無忌憚地玩遊戲，本來是可以硬催的。但是，她媽催，我又來催，孩子作業固然做下來了，結果造成了對學習的厭惡和對父母的厭惡，從長遠來看，其實是得不償失的。我一般採用先放任孩子玩一段時間的手機，然後約定一個鐘點，讓孩子做作業。如果到了約定的時間不做，那就是背棄盟約，是要受到懲罰和責罵的。孩子雖然貪玩，但也蠻有契約精神，跟我約定的時間和任務，基本也是按時保質保量完成。因為她爸這道關要是過不了，就再也抵抗不了心急的媽媽的催促和責罵了，我這個中間派也得罪了，就再也沒有外援了。如果孩子及時踐約、履行承諾開始做作業，並且作業完成情況優良，給予肯定。催促沒有效果了，那麼這個約定還依然有效，作業完成了，玩也玩過癮了，學習興趣也沒有喪失，個人覺得還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筆者家的孩子，是一個正常而普通的孩子，不是那種可以自覺自律在書桌前五六個小時有志攀登科學高峰的孩子。在社會賢達面前，我的看法有可能是井蛙之見，但是對於處在同樣情況下的孩子的家庭來說，還是可以採納的。孩子是有缺點，我們可以加以指責，但不能一直喋喋不休地指責下去。

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於1969年進行了一項實驗，他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把其中的一輛停在加州帕洛阿爾託的中產階級社群，而另一輛停在相對雜亂的紐約布朗克斯區。 他把車牌摘掉，把頂棚開啟，結果記錄裝置都還沒陳設好，停在紐約布朗克斯的跑車就已經出現第一組“破壞者”，並且想私吞這輛跑車。爸爸吩咐媽媽清理車廂，自己則動手拆電瓶，不忘提醒兒子檢視置物箱。來來往往的不論開車或行走的路人，都停下來在這個拆除大賽中搶走車子上任何值錢的東西。緊接著重頭戲來了，一位“破壞者”在有系統地拆卸後，成功扒走這輛置於紐約的跑車。而放在帕洛阿爾託的那一輛，人們路過、開車經過它，看著它，整整一個星期，竟然沒有任何人對它“下手”。以這項實驗為基礎，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了一個“破窗效應”理論，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幢建築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又得不到及時的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範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結果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猖獗。

孩子的一個放縱的行為產生了，本來是想浪費一點時間換取心情的愉悅，本來屬於小錯。小錯要小糾，不能扯開嗓子大罵大叫，上綱上線大加撻伐。如果對於發現的孩子的一個小缺點，就是這輛車“車牌摘掉、開啟頂棚”的小缺點，本來是個小小的端倪，結果卻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放出了魔鬼。父母開始肆無忌憚無休無止地攻擊，那麼就相當於破窗效應的一樣，漸漸地，父母加在孩子身上的壓力和暴力也愈發難以剋制，到了後來，父母完全忘記了想要扳回孩子重回正軌的初衷，開始洩憤，不光對孩子洩憤，還會出門和親戚朋友同事抱怨自己的孩子是個沒用的叛逆的孩子，給孩子的生存進一步製造困境，壓縮孩子的生存空間，孩子期待美好和認可的路完全被堵死，孩子的叛逆也會更嚴重，越發走向好逸惡勞，越發結識那種被家庭打壓的孩子，漸漸還會沾染流氓習氣。我們逆耳的忠言很可能壓制得孩子走向我們期望的反面。孩子在完成和我們的約定之後，重新回到“做作業“這個軌道來的時候，也要用語言獎勵孩子：“你今天在玩和學之間做到了收放自如，張弛有度，表現很好，暑假我們該玩就玩，該做就做，你是個好孩子。”孩子重回軌道，全家其樂融融，也希望全天下有一點走向惡性循壞的親子關係，能夠得到糾正，及時走向和解，思考學習，一點一點改善，並且步步為營、循序漸進，把我們的孩子培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