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
《藤野先生》
這篇文章中提到：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裡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著兩個字：“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
“惜別”
這兩個字，便是太宰治這本書的由來。
是的，
《惜別》
這本書是日本作家
太宰治
專為紀念
魯迅
而寫的小說。
太宰治
，出生在日本東北地區的地主家庭，日本戰後
“無賴派”
文學旗手，與
川端康成、三島由紀
夫齊名。
《惜別》以魯迅的形象安放太宰治的靈魂，呈現
“太宰治式的魯迅”
形象。
而
同時代一個文豪為另一個文豪寫的作品，在世界文學史上極為罕見。
由此可見，魯迅先生的人格魅力及在世界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惜別》這本書是太宰治以在仙台醫專求學時的魯迅為原型創作的小說。
在創作這部小說之前，太宰治親自前往仙台醫專考察，花了很長時間蒐集材料，考量小說的架構。
正如太宰治在《惜別》之意圖中所講的那樣：
我只想以一種潔淨、獨立、友善的態度，來正確地描摹那位年輕的周樹人先生。
所以，很感謝作者太宰治先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魯迅先生的形象。
不是那麼嚴峻、那麼犀利、那麼橫眉怒對的文藝人士，而是一心求學、有迷茫、有遺憾、有不甘的日本留學生。
01
年少的悲痛經歷
魯迅本來出生在一個富足人家，但在他13歲的時候，祖父因為插手某些複雜的問題被捕入獄，他們一家的生活開始走下坡路。
禍不單行，魯迅的父親也重病在身，臥床不起。
魯迅和弟弟被寄養在親戚家，受盡了親戚和鄰居的冷眼和迫害。
之後的三年裡，幾乎是每天，魯迅都出入於當鋪和藥店裡。
但父親的病，卻一點也不見好轉。
給魯迅父親看病的大夫，開的處方很奇怪，比如經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蟋蟀一對、敗鼓皮丸（也就是打破的舊鼓皮）。
按現在的觀點來看，這不就是庸醫嘛。
但在當時，卻被稱為名醫。
所以在這個所謂的“名醫”看了半年之後，魯迅父親的病情反而愈加嚴重了。
更過分的是，在父親瀕死之際，“名醫”說：
“我家有一個祖傳的秘法，將一種靈丹，點在病人的舌頭上。古人有云，舌乃心之靈苗。這靈丹呀，現在非常稀罕。你想要的話，我倒也可以給你。價錢也並不貴，只要兩塊錢一盒。怎麼樣？”
臨死還在打病人的主意，還想著撈最後一筆錢，我只能說呵呵了。
還有一件事，也讓魯迅先生很憤怒。
鄰居家的衍太太，她說父親的靈魂如今還沒有飛到陰間，應該早點把他叫回來。
“叫呀，快大聲地叫爸爸、爸爸。快叫呀！再不叫你爸爸就要死了。”
但是魯迅先生把喉嚨都快喊出血了，也沒有把父親的靈魂喊回來。
父親死了，在魯迅16歲的那年初秋。
魯迅說，每當我想起自己當時的叫聲，心中就湧現出一股難以抑制的憤怒。
我惱於自己年少的無知，亦對中國的現狀懷有強烈的憤懣。
之後，他便離開了家鄉，走上另一條道路，開始追尋別樣的人生。
02
留學日本，學習西洋之文明
離開家鄉後，魯迅去了江南水師學堂，在那裡學一些快速攀爬桅杆等內容，這讓他很失望。
恰逢當時康有為等人的維新變法失敗，清政府腐敗不堪，國家一塌糊塗。
魯迅深感不能再這樣，稀裡糊塗過下去了。
於是他去了南京礦路學堂，接觸到了物理、化學和博物學等學科。
學生之間，普遍流行看新書的風氣，其中最受歡迎的是嚴復翻譯的
《天演論》
。
在閱讀了大量這樣的新式書籍後，魯迅的心裡開始湧起波瀾，並對國家、對清政府有了更深的感悟和認知。
當時，由政府資助，開始每年送一批清國留學生前往日本。
魯迅參加並順利通過了政府組織的留學生考試。
之後，便前往日本留學。
但去日本留學，並不是仰慕日本固有之國風，而是為學習西洋之文明。
日本已經成功將西洋文明刪繁就簡，去粗取精，將其納為己用。
因此便不必再大老遠跑去西洋去留學，就近前往日本，就可以便捷又直接地習得和吸收西洋文明之精髓。
03
醫學並非最緊要的，緊要的是精神上的革新
到了東京後，由於從中國來日本的留學生越來越多，而且這些留學生大多不思進取，魯迅實在無法忍受了。
他告別母親，背井離鄉，唯一的願望就是，
同胞之新生
。
對自己的要求也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可是回過頭來看看自己的周圍，又是些什麼呢？
是富士山形狀的尖頂制帽，是城市軌道車裡過分謙讓的美德，是製造肥皂，是恍如大亂鬥一般的舞蹈練習。
於是，魯迅下定決心，告別這個留學生群體，去尋找新的方向。
所以，他就來到了仙台醫專，遇到了藤野先生。
但在學習醫學的過程中，魯迅越發覺得，醫術並不能治好國人的麻木不仁。
唯有對民眾進行教育，才是根本要務。
而且，當時還發生了著名的
“幻燈片事件”
，促使魯迅下定決心，棄醫從文。
在上課前，老師放映了一段幻燈片，出現了一箇中國人因做了俄羅斯的軍事間諜被處刑的場景。
因為這個幻燈片，魯迅更深深地確信：
醫學並非當前的緊要之事，緊要的乃是精神上的革新，是國民性的改善。若是繼續保持現狀，中國將永遠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獨立國家，永遠無法獲得一個獨立國家所應有的尊嚴。
04
在
太宰治
的
《惜別》
裡，我們看到了一個別樣的魯迅。
他是那樣的孤獨落寞，又是那樣的義憤填膺、壯志未酬。
他心繫國家，一心只為改善當時的國民現狀。
他迷茫徘徊，從南京到東京到仙台，從地質到醫學到文學。
他用筆端，抗訴舊社會的腐敗不堪，只為叫醒麻木國人。
他是思想的發聲者，是值得我們一生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