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嘍大家好，小編今天和大家講講魏國滅亡的歷史解析。公元前226年，秦軍滅燕之戰已經奠定勝局書章這時，中原地帶卻正在醞釀一場陡然事變—已經滅亡了的韓國的殘餘勢力，以救出被俘的韓王為目的，正在策劃一場反秦復辟事變。當時的秦國上層，已經準確掌握了韓國殘餘勢力的動態，於是決定，從王翦的滅燕大軍中抽調一支秦軍快速南下，以作平亂準備。王賁率領的這支秦軍，正是從滅燕大軍中抽調出來的一支南下力量。
合理估計，王賁部數量當在五六萬之間，最多不會超過十萬。王賁部南下，第一戰是奇襲楚國北部十餘城。所以如此，是因為韓國殘餘勢力的活動根基，正在楚國北部的淮水流域。秦軍奇襲楚國，其實際意義是警告楚國不要支援韓國遺民的反秦復辟之亂。王賁部的第二戰，是平定韓國遺民的反秦復辟戰。平定韓亂之後，王賁部駐屯河外，進入了滅魏之戰的準備。所以形成如此順勢而為的程序，根本原因是，這時的秦國決策層已經從韓亂的發生認識到一個事實：魏國地處中原腹心，若不滅魏，中原難以真正平定。中原不定，則統一六國無法獲得穩定的根基。基於這樣的評判，再來看滅魏之戰的可行性。
此時魏國實力已經大大萎縮，滅魏之戰事實上已經不需要主力大軍。當此之時，有王賁這支數萬人的精兵在大梁旁邊，順勢滅魏水到渠成，何樂而不為也唯其如此，滅魏之戰提上日程不增兵，仍以王賁部對魏作戰。王賁是一個什麼樣的將領？小在後來的秦帝國功臣表中，王賁爵封“通武侯”，職任第一任帝國太尉，位列三公，是僅次於其父王翦的統一中國的最大功臣。就是這樣一個赫赫名將，《史記》中卻沒有專門列傳，而與其子王離一起，依附於《白起王翦列傳》之中。王氏三代統帥，俱在一篇列傳之中，史蹟太過簡約模糊，多有語焉不詳。尤其是關於王賁，《史記》的這篇列傳中幾乎沒有幾句話。依照常理，司馬遷與王氏父子幾乎可以說是同鄉，時間相距也不過百年。司馬遷能聽到的故事，能看到的史蹟留存，在當時應當還是很豐富的。
因為，直到民國初期，王翦王賁陵園遺址的規模還很龐大，王氏後裔還聚居在陵園地帶。若前推兩千餘年到漢武帝時期，王氏族人甚或秦軍老兵的後裔，一定還有大量遺存。司馬遷若要落實王氏父子的事蹟，應該是不困難的。但是，司馬遷筆下的王賁，卻比記述遠古時代的堯舜事蹟還要模糊。王翦稍好，但也同樣失之過於簡，連死於何年都沒有。而同樣依據民間踏勘所記載的同時代的信陵君的事蹟，卻要詳盡得多，死亡原因也很清楚。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能夠依據歷史事件的基本內涵，推斷出王賁的大體風貌。秦王嬴政時期的秦軍，是整體重建的一支規模龐大的新軍。所以是新軍，主要是統帥與高階將領幾乎全部是清一色的新銳人物。除了當時的王翦、蒙武已經五十餘歲外，絕大多數高階將領都是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
王賁，也是這一時期湧現的高階將領之一。在前三次統一戰爭中，依據史料記載的作戰結果，王賁與李信，是獨立承擔遠距離奔襲戰最有成效的兩人一李信追擊燕軍殘部於遼東，逼殺太子丹；王賁南下奇襲楚國北部十城，又成功平定韓亂。由此，兩人嶄露頭角，並相繼擔任滅國戰役之統帥。王賁由此成為滅魏之戰的統帥，其後的李信則成為率二十萬大軍第一次滅楚的統帥。但是，從實際方面說，截至滅魏之戰開始，王賁還是處於嶄露頭角而初當大任的階段。其後的李信也一樣，截至第一次滅楚大戰，也是初當大任。這時，他們的統帥風格、作戰特點，還都沒有最充分地體現出來。那麼，讓我們具體看看王賁之部是怎麼樣進行滅魏之戰的。
簡單平實的消失過程，隱藏著魏國平靜滅亡的巨大秘密。這個秘密，同樣簡單平實，這就是：長期地緩賢忘士，徹底喪失了生命力。什麼是緩賢忘士？簡單地說，就是怠慢人才，無視人才。這一思想、當時的墨子大師闡發得最為透徹。墨子大師將國家的人才戰略，確定為三個基本點：第一個基本點，是對人才要有強烈的自覺需求理念。這就是“親士急，就是求賢若渴，主動地親近人才，積極地搜求人才。國家沒有自覺的人才需求，怠慢人才，見賢而不急，就是“緩賢忘士”。墨子大師痛心疾首地說：“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第二個基本點，是國家要廣納人才。
這就是眾賢厚國理念。墨子說：“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土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在於眾賢而已！”也就是說，一個國家不能僅僅只有個別人才，而必須廣泛容納人才生第三個基本點，是國家要將崇尚賢士確立為根本理念。墨子云：“尚賢，為政之本也……賢者為政，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縱覽戰國曆史，秦國的不斷強大，正是國家人才戰略獲得極大成功的典型。魏國不斷衰落，以至最終毫無波瀾地滅亡，恰恰是國家人才戰略失敗的典型。自魏文侯任用李悝變法起，魏國一時人才濟濟，有李悝、樂羊、吳起、西門豹四個大政治家；有儒家名士ト子夏、田子方、段幹木；有故舊能臣翟璜、魏成子等。
當時的秦國要進攻魏國，有人便勸阻說：“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可是，魏文侯開創的這種“眾賢厚國”的風氣，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時期，就漸漸變形了。魏武侯在做太子的時候，就有著濃厚的貴族“驕人”心態，曾經因遭受名士田子方冷遇，憤然譏刺說：“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富貴者可以驕人，貧賤者怎麼也能驕人！這種貴族式傲慢，遭到了田子方的有力駁斥。在貴族式的傲慢心態下，魏武侯自然不會像魏文侯那樣求賢聚賢，而是對人才採取了類似於放任自流的態度。其間，最大的人才失誤，是逼走了吳起。吳起離開魏國的直接原因是兩個：其一，沒有被重用，既沒有做成上將軍，也沒有做成丞相；這兩個職務，都是吳起公開追求的。
結果是，吳起在魏國一直只是個戰無不勝的河西守，無法施展才華，無法實現變法志向。其二，吳起沒有接受魏國公主嫁給自己，引起魏武侯猜忌疏遠，吳起因此辭官去了楚國。第三代魏惠王，在位51年，前期雖然也曾經短暫任用了白圭這樣的政商能臣，但更主要的方面，則是以非常特異的敬名不敬賢的方式，開始了魏國的人才大流失。自魏惠王開始，魏國流失的超一流人才先後有：孫臏、商鞅、樂毅、張儀、范雎。流失的大量實用人才，更是不計其數。這種現狀一直在魏襄王、魏昭王、魏景湣王三代持續著。
直到魏王假的滅亡時期，魏國都始終沒有湧現過一個大政治家執政。僅有的王族天才巨星信陵君魏無忌，又被反覆猜忌，反覆排斥，終究自殺式地毀滅了生命，空留下對魏國的亡國預言魏國的人才大流失，要害是敬迂腐虛名，排斥真正的人才。魏惠王所奠定的國家人才傳統是：敬重享有名望的學問大師，但卻排斥猜忌真正的有用人才；對於潛在的尚未成就功業的年輕人才，魏國更是一律拒絕。
在小編看來魏國君主決策層既沒有自覺發掘人才的意識，也缺乏發掘人才的辨識能力。這種敬賢，實際目的是博取自己的為政聲望，而不是基於國家的真實需要。魏國式的人才意識，具有歷史的迷惑性，是最值得警惕的國家人才誤區。各位讀者朋友，有什麼想說的歡迎留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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