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困境：妻子、母親等多重身份枷鎖

《關於我媽的一切》塑造的季佩珍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賢妻良母式的女性，能夠將家庭的裡裡外外照顧得井井有條。不僅需要照顧患了阿爾茲海默病的婆婆、牽掛北漂女兒的事業和愛情，還得為因醫療事故而調離手術檯的丈夫爭取工作機會；甚至還得受困於原生家庭，“剋扣”嗜賭成性的弟弟應得的遺產，幫他照顧家庭。季佩珍的人生在幾個身份之間來回切換：兒媳、妻子、母親、姐姐，但卻沒有哪個角色是季佩珍自己，她似乎從出生就註定了為男性奉獻的宿命。即使在她得知自己罹患癌症時，第一反應並不是考慮自己，而是在考慮自己去世後，家庭的每個個體該怎樣生存。家庭語境看似給予了季佩珍強大的話語權，能夠干涉家庭成員的生活，但同時也剝奪了她更多的身份選擇，家庭成為束縛在她身上的枷鎖，將她困囿在生活瑣碎中。影片中季佩珍唯一有機會做回自己，是與同為癌症晚期的病友劉玫逃離病房，暢快飲酒，這一行為不僅僅是對彌留生命的放縱，也是從妻子母親等多種身份枷鎖下的逃離，在家庭的強壓下得以喘息，暫時迴歸“季佩珍”的身份。

二、性別困境：男性凝視下的女性“他者”身份焦慮

在男性社會秩序中，女性是由男性話語來構建的“他者”身份，是在“男性他者”文化下的自我投射，被迫成為男性凝視下的客體角色，存活在男性價值半徑中，男性凝視下的女性“他者”身份則是女性被束縛和壓迫的源頭。

女性由於生物差異因而能夠被賦予母親的身份，“當性別屬性與母職身份相交疊時，即當女性的身份從單純的性別屬性或性別—婚姻雙重屬性過渡到性別、婚姻和母親三重屬性時，母職懲罰就會發生更大的效用。”［1］當女性被定義為母親時，社會價值便會為她賦予文化意義上的身份期待，她需要為“母親”的身份犧牲自我，家庭和母職成為揹負在女性身上的雙重枷鎖。女性與母親的雙重身份要求季佩珍在生活中儘可能扮演好妻子與母親的角色，為家庭鞍前馬後辛苦操勞，事無鉅細地處理家裡所有的事。

但在季佩珍的生存空間中，男性一直處於“缺席”的狀態：她的丈夫作為醫生，因為一次手術失誤便再也不敢拿起手術刀，逃避職業責任；作為兒子，沒有承擔起贍養老人的義務，不曾過問母親的衣食起居，逃避贍養責任；作為丈夫，絲毫不關心家務，甚至水燒開暴沸，也不願意將注意力從報紙上移開，逃避家庭責任。此外，影片還塑造了嗜賭成性、遊手好閒、曾經因吸毒入獄的弟弟；缺少藝德、私生活不檢點的女兒前男友等男性形象。透過設定二元對立的性別形象，不僅展現了在男性掌握話語權和語言建構權的社會下，女性處於被支配和被控制的地位；也表現了男性具有合法“缺席”的權利，強化了女性的性別困局。

三、價值困境：個體價值與雙重身份的矛盾抗爭

女性主義認為，“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按性別分工的家庭形式，受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影響，“規定了女性在家庭領域中的‘合適位置’，壓縮或否認了其他模式的生存空間與可能，使她們喪失了獲得有價值的資源並進入公共社會的機會，成為經濟上依附於丈夫、屈從於男性的群體。”［2］

女性作為男性話語權主導社會中的他者，沒有決定自己人生的權利，尤其是當女性被貼上母親和妻子的標籤後，她們為人妻為人母的偉大的品行被放大，社會對她們的謳歌帶著男權意識對女性的綁架。女性在這樣的社會話語體系下，是一種被構建的客體，在自我與雙重性別的角色抉擇中，只能犧牲自我的價值選擇，這種犧牲的實質是傳統家庭結構對女性的價值剝削。

季佩珍年輕時有機會參加南極科考隊，到南極去一展宏圖大志，但為了家庭不得不放棄職業理想，委身成為一名中學教師，以便於更好地

照顧家庭。

在肯定母職偉大的同時，也該思考女性是否應該為了順應傳統性別文化而放棄個人價值。

影片結尾處，季佩珍的女兒小美受到母親的鼓舞，努力使自己成為南極科考隊的跟隊記者，完成了母親未完成的心願，看到了母親從未見過的風景。

雖然季佩珍的一生被家庭責任所困，但小美能夠自由隨心地選擇自己的職業理想，擺脫家庭桎梏與性別藩籬，勇敢步入社會並爭取與男性的平權，這也使得影片主題得以昇華。

《關於我媽的一切》透過描繪季佩珍生存空間的三重困境，展現了女性在男性話語體系中被置於窘迫境地的狀態，探求女性在家庭、工作以及社會生活中的情感表達以及自我價值實現的訴求。影片雖然表現了男性社會秩序中女性面臨的困局，但並未對此做出尖銳的批判，反而以溫和的姿態讚頌母性的偉大，藉由親情消解了矛盾，使影片構建的女性擺脫男權與社會話語遮蔽的立意被淡化，並未真正體現女性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