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夜裡2點，張蘭床頭的電話突然響了，張蘭驚醒，電話裡一個人告訴她：“趕緊到朝陽醫院來，你弟弟不行了！”她發瘋似的趕到醫院，只看見弟弟已經冰涼了，他躺在床上，身上中了16刀。

張蘭的弟弟比她小10歲，是張蘭一把屎一把尿帶大的。

在張蘭年輕時，弟弟和兒子是她重要的念想，支撐她走過無數個艱難的日子，在張蘭心裡，弟弟甚至比兒子更加被放在心上。

然而，弟弟的一生只走了短短31年。他的死，也成了張蘭內心深處一個不可觸碰的禁區。

1968年，張蘭媽媽準備了一個待產的小包袱，裡面裝了些小衣服、尿布，放在張蘭的枕頭邊上。她說：“蘭兒，不管白天夜裡，只要我一聲令下，你就拎著這包袱跟媽媽上醫院。”

10月6日凌晨，張蘭睡得正香，只聽媽媽大喊一聲：“蘭兒，跟我走！”張蘭立刻從床上彈起來，拎起包袱，攙著媽媽，兩個人摸黑走到了馬路對面的朝陽醫院。

弟弟出生了，八斤四兩。

弟弟出生後不久因為營養跟不上，嚴重缺鈣，很快就患上佝僂症，腦袋大，身子小。六個月大，又跟著全家到了湖北農村生活，生活條件艱苦，張蘭心疼壞了。

在湖北鄉下，為了給弟弟補充營養，才十二三歲的張蘭，天黑以後冒著被狼和豹子襲擊的危險，和小夥伴們去田裡捉青蛙；手裡拿著一片南瓜葉上房，從蛇的嘴邊搶奪鳥蛋；就是為了每天讓弟弟吃上一點肉，吃上一點蛋羹。

聽人說蛋殼能補鈣，張蘭就把鳥蛋殼搗得像粉末一樣細碎，和蛋黃、蛋清攪拌在一起，給弟弟蒸蛋羹。日復一日，不厭其煩。

弟弟七八歲的時候，為了讓一家人儘早離開農村，15歲的張蘭一個人扒火車回到北京，天天去找紡織部的領導軟磨硬泡，終於給家裡弄來一張病退證明。一家人調回城生活，弟弟也能在城裡唸書了。

弟弟也爭氣，出落得一表人才，深眼窩，高鼻樑，一米八五的大高個，人見人誇，還考上了東方歌舞團，做了一名國標舞演員。

1991年，張蘭帶著從加拿大打工攢的2萬美元，回國創業。

做“阿蘭酒家”初期，所有的活都是張蘭一個人幹，她問弟弟：“願不願意來幫我管賬。”弟弟二話沒說，義無反顧地去幫姐姐，一幫就是八年。

弟弟的工作就是在吧檯收銀、管賬。白天，張蘭出去採購，回來向弟弟報賬，一分錢也不能差。晚上，他們再一起核對一天的收支，同樣一分錢也不能差。但凡差了一分錢，弟弟就急得滿臉通紅。

有了放心的後方，張蘭就騰出精力踏踏實實去忙別的。很快就把酒店擴張了四五家。弟弟跟著她跑前跑後，任勞任怨，從來不提要求。

1990年6月，張蘭從歐洲探親汪小菲完後，回到北京，照常顧店。

一天夜裡兩點，張蘭床頭的電話突然刺耳地響了，驚得她一下子坐起來。電話裡一個人告訴她：“趕緊到朝陽醫院來，你弟弟不行了！”

這個訊息頓時讓張蘭魂飛魄散，她趕到醫院時，弟弟已經睡在了冰冷的太平間。

據同事說，那天晚上11點左右，弟弟對完賬，和同事從店裡離開，大約半小時後到了他家樓下。和往常不同的是，樓道里漆黑一片。

同事覺得有點兒奇怪，“燈怎麼滅了？”弟弟卻沒當回事，說：“肯定是哪個小孩淘氣，拿彈弓把燈泡崩了。”說完就上樓了。

沒想到，在漆黑的樓道里，他被歹徒捅了十六刀！

張蘭跪在地上號啕大哭。到底是誰，對弟弟下了如此狠手？！她每天往派出所跑，每天纏著負責的警官不放，給他們提供各種線索。連警官都說：“蘭姐，就衝你對弟弟這份心，我們也豁出去了幫你。但凡有一丁點兒線索，兄弟們一定追查到底！”同事也提供線索，但都無功而返。

同年冬季，張蘭接到了電話：“蘭姐！你弟弟那案子破了！”張蘭渾身顫抖著，開車到派出所，一進門，她雙腿一軟跪在地上，痛哭起來，旁人安慰完她，慢慢說明了案情。

原來，這個犯罪團伙在過去十幾年間，犯下多起命案，兇手卻一直逍遙法外。受害者都是他們眼中的“有錢人”：老外、臺商、企業主。

這次他們盯上的，原本是張蘭，當時她經常隨身攜帶大量現金。弟弟案發之前，這幾個人已經暗中跟張蘭很久，把她各方面的資訊都摸得一清二楚。

可是，正當他們要下手的時候，張蘭突然出國看小菲了。

他們失去了目標，急得不行。這時，其中一個人說，張蘭還有個弟弟在幫她打理生意，身上也應該有錢。他們便把目標轉向了弟弟，下了狠手。

張蘭一直覺得弟弟是為她擋了災，失去弟弟很長時間她都意志消沉，覺得生活沒有意義，把店也都關了。

後來她遇到了一位叫葉農的朋友，經歷和她相似，她問對方：“你是怎麼活過來的？”對方苦笑著告訴她：“阿蘭，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慢慢地熬過時間。”

幾個月後的一天，張蘭冥冥中聽到一個聲音“你忘了自己的夢想嗎？”

張蘭想到，弟弟付出他美好的青春，為自己做的一切，一定不希望她就這樣消沉下去，她在心裡對他弟弟說：小建，陪姐姐一起向前走吧。

隨後，張蘭創辦了“俏江南”。

出自：張蘭自傳《我的九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