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或許還有人沒聽說過海子，但是所有人都聽過這麼一句詩。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一間屋，一家人，一片菜園，抬頭能望見南山，或者對著東海發呆。
物質豐足，精神充實，良辰美景，賞心樂事，這是屬於世世代代中國人的田園理想。
這同樣也是屬於詩人海子的精神烏托邦。
我們常常說，過慧易折，情深不壽。
這世界本無過錯，他們也沒有過錯，只不過是始終無法相融。
就如同我們理解不了納蘭心事，我們這些濁世中人同樣也理解不了海子的苦悶。但是我們可以家家爭唱飲水詞，也可以閒坐一個下午，任憑海子的詩，在腦海中恣意流淌。
十五歲風華正茂的北大法律系高材生，十年後會變成山海關鐵軌邊散落著的黑土塊，隨著風飄蕩，一半歸入泥土，一半飛向太陽。
當我們唏噓之後再次翻起他的詩集，原來“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之前，有一個永遠無法逾越的“從明天起”。
他每一首詩，都在叩問生命的意義。我們從前都以為他找到了，猛然發現那生的希望，永遠在無法到達的“遠方”。
軀幹實在是太重了，他沒辦法拖著它去遠行，只能還精神以自由，做一枝不會被泥土束縛的鮮花，飛向太陽。
“當我痛苦地站在你面前，你不能說我一無所有，你不能說我兩手空空。”
海子不能永遠是海子，不可能永遠只做詩歌中的王。
他也是現實中的查海生，身材矮小，相貌平庸，性格內向木訥，永遠融不入人群，也融不入時代。
他曾經帶著自己的詩去成都，希冀著得到前輩詩人的鼓勵。去的時候很愉快，回來的時候也很愉快。回來後他在與好友談話的時候，還說以後要多幫一幫那位詩人朋友。
一段時間後，他就在一家民間報刊上看到了那位詩人朋友的文章，內容是對他的公開批判與討伐。
那已經不是一般的“文人相輕”了，朋友間互相潑潑冷水自然是能接受的，但是那位朋友不是在潑冷水，而是口誅筆伐，駁斥他不該寫詩，還說“此人現在是我的朋友，將來會是我的敵人”。
同時，在北京作協會議上，他們給海子扣了兩頂“帽子”：“搞新浪漫主義”和“寫長詩”。
這些在如今我們看來無所謂的事情，卻被他們定罪，看起來荒謬又可笑。
他把精神世界中最瑰麗的花朵小心地捧了出來，卻被一個又一個人重重地摔在地上，再用冰冷的皮鞋緩慢碾碎。
現在我們再提起這些，不是要責怪那些詩人，也不是要指責海子的敏感，僅僅只是想證明，沉重的大地絆住了他的雙腳。
在被現實牽絆的同時，海子贊同寫作是個黑洞這一說法，事實上這個黑洞也把他吸了進去。
“如果寫作是一個黑洞存在致命的危險，那麼就不能簡單歌頌這種獻身精神，而應該質疑它”，
海子在為我們創建出一個絢爛的詩歌世界的時候，也為他搭建了一個世外桃源，一個致命的“世外桃源”。
因為他在現世裡找不到這個世外桃源，而隨著他寫作的增加，他愈來愈渴望到達這個世外桃源。
他的“世外桃源”，與陶淵明他們的世外桃源截然不同。
無論是“採菊東籬下”，還是“且放青崖白鹿間”，我們看到的都是詩人對官場中爾虞我詐的躲避，而轉向山水田園，去尋找生活的趣味。
而海子不一樣，他不會為了躲避世俗中的勞累，而遁入田園，他無路可逃。
查海生本就出身農村，在田園中長大，那裡存放著很多灰暗的記憶，他終其一生都不會回去。
那麼他詩歌中讚美的就不是實實在在的田園了，而是虛浮的“田園”，一個被他想象出來的精神烏托邦。
他愛的不是田園，也不是隱逸，而是一個永遠不會現世的天堂。
於是，這個虛幻的天堂愈是美好，就愈顯得現實中的他很狼狽。
當精神與現實撕裂到了極致，精神和現實兩者之中總得有一個率先而去。
海子心甘情願地將肉體獻祭，以保全他的精神完整，甚至永存。
從此，每一個愛詩的人，想起海子，就會止不住地長長喟嘆，中國詩壇上的一枚巨星就在他剛剛要升起的時候，迅速隕落了。
臨終時只留下九個字的遺言，
“我的死與任何人無關”。
他對這世間沒有任何留念，也不想給這世間的人帶來任何麻煩。
海子生前好友、著名詩人西川說：
“詩人海子的死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之一……我們失去了一位多麼珍貴的朋友；
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著失去一個偉大的靈感，失去一個夢，失去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個回聲，對於我們，海子是一個天才，而對於他自己，則他永遠是一個孤獨的王。”
關於海子的死，世人眾說紛紜。有人說是愛情的失意，有人說是精神分裂，也有人說是練氣功“走火入魔”，更多的人說，他的詩歌當中就隱含著自殺情結。
我更願意相信這種解釋，他沉重的身軀容不下他嚮往自由的精神了，精神的追求與現實的挫折對比實在是太明顯，於是一道選擇題就被擺在了他的面前。
他一生都在思考生的意義。他的詩不會有小資情調的無病呻吟，不會有中國文人式的在生活中尋找趣味，
“我恨東方詩人的文人氣質。他們蒼白孱弱,自以為是。他們隱藏和陶醉於自己的趣味之中。他們把一切都變成趣味,這是最令我難以忍受的”，
他願意把他的詩歌獻給對生命的無盡思考，最後用生命寫就最後的詩篇，完成這長達二十五年的思考。
他不是終止了生命，而是拋下沉重的身軀，飛向太陽，飛向他的世外桃源。
文|鏡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