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活著的意義，不能以生命長短作為標準，而應該以生命的質量和厚度來衡量。我要有尊嚴地離開，爸爸和媽媽，你們要堅強地、微笑著生活，不要為我難過。”
這段感人肺腑的文字，並不是什麼名人所說的至理名言，而是29歲的北大女博士婁滔，在得知自己患上“漸凍症”後，清醒時所留下的“遺囑”。
正如她所說，人活這一輩子，它的價值並不能以活著的壽命長短所衡量，也不能以這輩子賺了多少錢、買了多少房而利弊一切，人生真正的價值在於對社會的貢獻、在於自身的覺醒與思考，而不僅僅是生存和物質，只有用自己微弱的光點亮一隅黑暗，並凝結、傳承這樣的光芒，才可以照耀漫漫前路。
但這樣螢火蟲般光芒的聚集，並非現代發展的機遇，其實早在新中國成立之期，這樣“星火燎原”的理念就已出現。
就例如“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國知識青年不再甘願做帝國主義砧板上的魚肉、也不願懦弱地繼續妥協和臣服，於是他們舉起真理的火把和民族的氣節，藉由馬克思主義的長矛尖刀刺破封建帝國主義的虛偽外皮。
眾人惶惶，唯有勇敢者前行，這些關於氣節、自由的運動也不除外，無數前行的知識青年依舊需要一個有勇氣、有智慧、已覺醒的老師所帶領，而文人李大釗便就是這隻當之無愧的領頭羊，為自由民主發聲、為尊嚴人民而亡，他的名字與價值也因他的鮮血而變得更加偉大，最終被世人銘記，一直至今。
而時間輾轉，人們在緬懷先烈的同時，也會關注他的子孫後代，希望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前人的影子，於是李大釗的五位子女便走進了世人的眼中。
鐵肩擔道義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於1847年所寫下的《自由與愛情》一詩，謳歌了自由於生命與摯愛而言的無限重要性，並表露了戰爭年代中壓迫民族對於自由與尊嚴的無限嚮往。
要知道裴多菲是一位熱愛自己祖國，為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爭取人民的自由而英勇鬥爭的民族英雄，因此在那個爭取民族解放的戰爭年代裡，他所寫的詩篇成為無數志士仁人與愛國人士的鼓舞之歌，更成為了自由民族精神的寫照。
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在敵人慘絕人寰的監獄裡，人們或將其高聲朗誦，或將其心中默唸，用這一首首慷慨療愈的文字與詩篇安撫自己千瘡百孔的身軀和疲憊禁錮的靈魂。
文字，永遠是先行者的利器，是割開敵人喉嚨、破除壓迫統治的無形力量，這不僅僅適用於外國，也符合當時中國內憂外患的處境。
以李大釗同志為代表的知識青年揭竿而起，憑藉當初於國外所學習的先進思想為陣地，工農無產階級為主力，大力推廣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開展工人運動；同時他也作為北方黨領袖，與北洋政府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抗與鬥爭，從而打擊了帝國主義與北洋軍閥的統治勢力。
但是槍打出頭鳥，1927年4月，李大釗同志在反動軍閥的白色恐怖中被捕入獄，並受盡了各種嚴刑拷問，但儘管如此，李大釗同志依然不屈不饒、大義凜然，
最終他被反動軍閥殺害、壯烈犧牲，時值38歲。
一襲長袍，兩撇黑鬚，目光深邃，態度從容，臨刑前，慷慨陳詞：
“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一片丹心成為了他一生最後的寫照。
李大釗將自己短暫的一生全部奉獻到民主自由的革命偉業中，併為之付出了寶貴的生命，但他從未後悔。
虎父無犬子
都說“虎父無犬子”，作為精神領袖李大釗的子女自然也不甘居人後，
子女共有5人，三男兩女。
長子李葆華天生聰穎，早早入了學，並被父親送往了國外進行深造，因此他也僥倖逃過了來自軍閥的刁難與拷打，最終在得知父親李大釗去世後毅然回國，並將自己在國外所學到的知識貫徹始終、報效社會，
最終成為了中國人民銀行的行長。
而次子李光華則沒有哥哥的好福氣，因為戰爭連年，而父親也被捕入獄，因此年紀較小的李光華是在鄰居和親友的幫助、撫養下成長起來的，但即使這樣，他也依舊沒有對父親或母親有過一句怨言與抱怨，因為他知道革命需要犧牲，革命需要拋棄，沒有捨棄小家的覺悟，怎麼能夠救助整個新中國。
因此李光華從小便志願成為一名像父親那般優秀的革命人，於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940年他奔赴延安，
併成功擔任了中共樂亭縣委宣傳部長、中國科學院電子研究所黨委書記。
而最小的弟弟李欣華則是五個孩子中最為孝順、最顧家的一個，在母親病重時，他沒有像哥哥姐姐一般去追尋自己的理想，而是選擇主動承擔起家庭的重擔，撫養病重的母親，直到母親亡故，他才在友人的幫助下前往北京求學併成功畢業。
最終求學歸來的李欣華一心扎入教育事業中，培養中國眾多人才的同時，也
擔任了北京市大峪中學校長，門頭溝師範學校黨委書記等職位。
巾幗不讓鬚眉
而小女兒李炎華和李欣華一樣，想要努力學習報效祖國，為祖國的教育事業以及未來發展添磚加瓦，因此，李炎華自學校畢業後便一直呆在大黑坨小學，
為基層教育事業奮鬥一生
。
但姐姐李星華卻是子女中處境最為心酸的一個，因為她是唯一一個和父母一同被捕入獄的孩子，在緊要關頭冒充大哥，成為了家中最大的孩子，由於見她年齡較小，母親也身患疾病，因此她和母親第2天便被押解回鄉，靜待父親歸來。
但誰曾想監獄這一別便就是母女與父親李大釗的訣別之日，小小的李星華不得不擔起家庭的重擔，據當時《晨報》對於李大釗亡故後，李家的慘狀描寫：“李妻聞耗，悲痛號泣，氣絕復甦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
我們可以得知，李大釗的妻子在丈夫亡故後，便患病臥床、以淚洗面，而李星華則在一旁孤苦伶仃地安撫母親，並照顧弟弟妹妹們，這樣悲慘的童年以及對於反動派深知入骨的痛恨，最終致使了李星華要用筆揭露他們罪惡的過往和歷史，
從而成為了一名編劇和作家，像她父親一樣，用筆刺痛、刺穿敵人虛偽的面龐。
小結：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是金庸在書中所描寫的俠的意義，而在近代這個一個沒有俠，沒有江湖的混亂時代裡，文人便就是遺世而獨立的“俠客”，他們以筆為刀，仗劍天涯；以墨為劍，刺穿敵人的胸膛，為貧苦者爭一口氣、為亂世人索一個太平。
正如開頭所言，人活這一輩子，它的價值並不能以活著的壽命長短所衡量，也不能以這輩子賺了多少錢、買了多少房而利弊一切，人生真正的價值在於對社會的貢獻、在於自身的覺醒與思考，而不僅僅是生存和物質。
革命仍在繼續，前路依舊漫漫，這個國家依舊需要有良心的人奉獻出自己如螢火一般的價值，去點亮希望、點亮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