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故事中登場較早的王允，是一位傳統概念中計程車大夫，他身上展現了所處階層的優點，但也體現出了人性固有的弱點：

作為東漢後期的名臣，王允身上帶有中國古代士大夫的高貴品格，敢於在危難之際挺身而出，為匡扶社稷而努力；

面對兇蠻無理的強權人物時，他能極盡忍讓、委曲求全，並尋找曲線救國的機會；

但當他終於扳倒了“惡人”、把對方手裡的權力收歸己有時，卻把以往的隱忍拋諸腦後，甚至變得跟當初的“惡人”極為相似，併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

這就是所謂的“屠龍者終成惡龍”。王允確實是敗於李傕、郭汜的圍攻，但如果他保持當初與董卓博弈期間的堅忍，而不是體現出諸如殺害一代大儒蔡邕的“惡”，結果很有可能會有所不同。

王允家族世世代代擔任州郡長官，堅實的底蘊、優越的教育，讓他自小就獲得“王佐之才”的評價。

成年後，王允繼承祖業進入仕途。彼時漢桓帝在位，宦官亂政、政治黑暗，甚至還發生了針對士大夫的“黨錮之禍”。王允性格剛直、不畏權貴，由此得罪了宦官，甚至還連累了自己的上司丟了性命；罷官三年再度出仕後，卻又因為得罪太守差點人頭落地。

在那個時期，出於對黑暗政壇的不滿，像王允這樣敢於硬剛權貴計程車人往往會得到士大夫階層的讚賞。因此，雖連續兩次遭遇仕途坎坷，但王允卻由此聲名鵲起、逐漸被視為新興的名士。而他自己也一直對自己保持較高的要求，不僅持續苦讀儒家經典，還經常練習騎射，立志建立一番功業。

公元184年，黃巾大起義爆發，正式敲響了東漢帝國滅亡的喪鐘。此時的王允以豫州刺史的身份參與平亂，同時還與愈演愈烈的宦官一黨作鬥爭。但在中常侍張讓的迫害下，他毫無意外地敗下陣來，還連續兩次入獄、距離被誅殺僅有一步之遙，在朝廷三公（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的力保下才保住了性命。

為了避免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之手，隨後王允改名換姓，活動在河內、陳留之間，直到公元189年漢靈帝駕崩才趕回京師奔喪，被掌權的大將軍何進重用。

隨後，隨著何進被殺害、袁紹等人將宦官集團誅殺殆盡、董卓進入洛陽，東漢朝廷一片狼藉、混亂不堪，隨之進入了軍閥亂權時代。

在這個百年不遇的時代節點，已經身居三公之列、擔任司徒的王允保持了頭腦的清醒，他沒有像年輕時那樣血氣方剛、直來直去，而是對董卓“矯情屈意，每相承附”，說白了就是奉承、拍馬屁，由此得到了這位以殘暴聞名的軍閥的信任，將朝政悉數委託於他。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東漢朝廷才得以勉強維持；無論漢獻帝，還是朝野群臣，都對王允極為依仗。

正是這樣一邊委曲求全、虛與委蛇，一邊暗中策劃、清除漢賊，王允成功地拉攏了呂布的支援，上演了一出堪稱經典的宮廷政變，一舉誅殺暴虐成性、天怒人怨的董卓，讓人們看到了東漢王朝再度振興的曙光。

元兇雖已伏誅，但要消除多年動亂帶來的危害、將東漢政權帶至正軌，可能並非王允一人力所能及；但是，假如他保持之前那種務實、堅忍，利用人們對禍亂的痛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有計劃、分階段地處置董卓餘黨，將東漢的中樞引至正常狀態、從而創造為王朝續命的機會，其實並非不可能。

可惜的是，此時的王允與之前完全判若兩人。

按照《後漢書》的解釋，“性情剛烈，疾惡如仇”才是王允的本性，他之前與董卓虛與委蛇，主要是因為對方確實太殘暴了，沒有給任何人任性的機會。

但這種說法有個BUG：假如王允對董卓只是懼怕，他怎麼可能冒著巨大風險發動政變？所以最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他太驕傲了，而且經過長期的壓抑後，也需要釋放自己的本性。

因此，在扳倒董卓後，王允完全拋棄了之前的風格，儼然一副“權臣”的模樣：

首先，有“過河拆橋”之嫌

。王允雖然依仗呂布才掀翻董卓，但在他的內心，一直把這位功臣當成了一個打手而已。說白了，他認為自己是個文化人，跟呂布並非同一階層。因此，雖然呂布久經軍旅、洞悉董卓部將心思，但王允對於他提出的一系列拉攏將士的方案全盤否定，如同為局面的穩定埋下了一顆巨雷；

其次，剛愎自用、悍然誅殺一代名儒蔡邕。

蔡邕的經歷與王允有些許相似。他出身儒家名門，在桓帝時即已名動天下；宦官亂政期間，也曾險些遭受毒手。而董卓掌權後，在“滅族”的威脅下，蔡邕不得已出仕，和王允一樣在朝廷中服務。

但蔡邕並沒有助紂為虐，他利用董卓對自己的敬重，多次成功打消了對方的僭越念頭。比如他曾勸阻董卓自稱尚父的想法，還以天象為由勸說董卓降低車馬規格。在注重君臣之別的封建倫理下，這些看似務虛之舉對阻止董卓更進一步篡權起到了積極作用。

然而，當誅董事件後，蔡邕曾在談起董卓的過程中表達過一絲嘆息之意，就被勃然大怒的王允逼死在獄中。

更讓人心寒的是，蔡邕曾苦苦哀求、請求“黥首斷腳”之刑，以便自己能完成自己正在編撰的《後漢史》，一眾朝臣也極力說情。但王允身為儒生、名士，竟然聲稱“昔日漢武帝不殺司馬遷，才導致他寫出了誹謗之書”（指《史記》），堅決將蔡邕迫害而死。

這是對文人階層的否定，幾乎等同於文化毀滅之舉，跟當初推行黨錮的宦官有何區別？因此，在蔡邕死後，天下士大夫莫不流淚惋惜；失去了儒生、世家階層支援的王允，想要有所作為談何容易？

其三，錯判形勢、逼成了亂軍。

董卓死後，雖然餘部勢力不小，但自其女婿牛輔被部下背叛、殺害後，西涼軍其實已群龍無首，如同一盤散沙；他們害怕關東諸侯的報復，無不戰戰兢兢。

為了消除隱患，同時制衡居心叵測的關東諸軍，有人建議由董卓的老上司皇甫嵩安撫西涼軍，將其作為威懾袁紹等人的有生力量。

但王允卻在迷之自信下作出了巨大誤判，犯下了幼稚病：他認為關東“義軍”都是自己的門生，不會有壞心思。因此，他反對循序漸進，主張以強硬的舉動一舉解除董卓將校的兵權。

在以上多重錯誤的疊加下，西涼軍被逼走向了叛亂之路。就像他們所說的那樣：“連蔡邕那樣德高望重的大儒，只是因為被董公敬重過就遭受毒手；我們這些人既沒被赦免，如今又要被強制解散，豈不更成了案板上的魚肉？”

於是，為了自保，董卓餘部在李傕、郭汜的帶領下攻下了長安，王允功敗垂成、宗族慘遭誅殺，原本漸趨穩定的東漢政權也隨之陷入了更加看不到邊的黑暗之中。

假如王允沒有剛愎自用，繼續保持在董卓手下的隱忍與腹黑，極有可能躍升為“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的名臣而流芳千古。然而，性格決定命運，自以為是帶來的一系列錯誤決策，不僅斷送了他自己，更禍害了天下。

這不禁讓人感嘆：成年人的字典裡沒有任性倆字，越是看似風光時，越是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