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國的社會轉型期間，儒家文化面臨尷尬境地

儒學在韓國佔據著國學至尊的地位，自公元前漢武帝時期，儒家思想傳入韓國以來一直延伸至今，作為社會主流思想，成為韓國重要的文化產業與道德精髓。

但在世界民主政治不斷向前發展的潮流中，傳統儒家文化在中國、韓國等東亞國家面臨著失敗、消解以及全方位退潮的危機。

儒家文化在燦爛輝煌的成就背後，僅僅作為社會道德輿論的文化形式而存在，並沒有成為政治制度的統治形式，從而迎來了悲劇性的命運。

韓國社會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渡期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時代規律下，對於西方現代化的盲目崇拜，導致儒家文化面臨尷尬兩難的境地。

以奉俊昊為代表的韓國導演，正在演繹擺脫儒家束縛的電影

一方面作為韓國傳統文化的根源與象徵，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強調社會“整體性” 的精神價值，對於韓國社會未來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在民眾心中擁有著良好的文化基礎。

另一方面其思想上的等級觀念、對個性自由的束縛與韓國社會文化，未來現代化發展的戰略形勢格格不入，在時代的洪流中，要正視韓國儒家文化發展至今，正在進入重要的瓶頸期。

在文化的重要領域，奉俊昊等一批新時期的韓國導演，在其作品中呈現出擺脫過儒家經典束縛的，韓國早期經典電影的樣式、創作出更現代、更具人文主義精神氣質，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響的電影作品。

從而更好地從人性的角度，拋開階級與政治一體化的立場，關注個體生命在社會生活中的情感體驗，這也為韓國儒家文化的何去何從，提供了創新性的問題探索，韓國儒家文化的反思與革新，在社會未來的發展中，顯得格外的引人注目。

儒家文化裡上層等級扮演的“反派角色”

儒家文化中上層等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詞彙，儒家文化所代表的等級分明的立場，決定了社會精英群體，在社會階級發展中的核心地位。

社會的發展軌跡，像是一個重複性迴圈鏈條結構，在強烈的競爭意識下，社會上層等級在一定製度下，發揮光芒的稀缺性人才，成為了天之驕子，從而也產生了等級分明，人權隱患等一系列衍生問題。

奉俊昊電影中人物角色，完全背棄了上世紀中期，韓國早期電影作品中，社會上層高大、正面的人物形象。

甚至有所嘲諷意味的“惡化”，將社會精英群體變成了影片中的反派人物，他們在電影中固守著等級的立場，缺失了人性的關懷與同情，變成了唯利是圖的社會發展的阻礙。

個人自由權利爭取衝破儒家文化的社會整體觀

儒家文化中，中庸之道是思想文化的中心環節，在孔子同名著作中，獲得了最高道德價值標準，與智慧之匙的高度評價。

中庸之道希望人在修性的同時，做到中正與中和，個人重要性與社會整體重要性在均衡的狀態下，倡導健全社會整體觀的和諧與穩定。

但過於穩定的狀態，意味著在時代挑戰下變得不思進取，進而導致退步與落後，中庸之道下的社會整體觀，在追求個性化的物質社會高速發展中，越來越不受普羅大眾的重視與推崇。

奉俊昊的電影作品，讓觀眾想起了臺灣國寶級導演楊德昌作品的創作，同樣有著城市前進中傳統文明衰落的懷舊感，也有著突破儒學經典下的新的探索。

在奉俊昊的創作母題中，任何文明社會的建成，都從獨立個性的個體一點一點積累，在社會的大跨步前進中，中庸之道反而變成了阻礙。

過分的追求整體的同化，讓社會所有的人變成了同樣的一個人，社會發展中缺乏了個性與鮮活的生命力，就意味著文明的退步與衰亡，社會前進就回到了原點。

儒家經典下的“恥感文化”向“原罪文化”的過渡

儒家文化中的“恥感文化”，由儒家文化在韓國正統的統治地位所決定，嚴密的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下，儒家文化影響下的人群，遵從自下而上的對統治階級的摩拜與順從，在體系下完成個人理想的實踐，習慣性地依靠外部的約束力，來規範自身的行為準則。

來自於西方神秘的宗教禮儀的“原罪文化”，則呈現出相反的態度，主要依靠內心的信仰原則來自我約束，對於自我行為的展現，有著強而有力的精神控制。

奉俊昊電影中社會階級統治地位被逐漸削弱，人性權利在原有的掙扎中，獲得了自我價值實現的可能，從而完成兩者之間無縫過渡。

其中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是在階級統治，人群“無意識”狀態下被動實現的理想與目標，後者則充分發揮了人性的基本自由權利，實現了真正具有主觀能動性的生命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