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秉謙死心塌地的追隨魏忠賢，甘願為之效勞，卻並未使魏忠賢對之推心置腹，反而隨著攀附魏忠賢的奸佞日漸增多，馮銓等閹黨新貴的入閣，顧秉謙漸漸被魏忠賢冷落，顧秉謙亦不自安，屢屢上疏請求致仕。

到了崇禎元年，烈宗痛恨魏忠賢的專政篡權，上臺伊始，便翦除了魏忠賢黨羽。魏忠賢自盡，最終，顧秉謙被群起而攻之，落得個客死異鄉的下場。可謂對閹黨的評價極為準確，魏忠賢一人無法一手遮天，他之所以能夠權尊勢重，大夜彌天，與客氏的攛掇、熹宗的昏聵無道有極大關係。

認魏忠賢為乾爹

但是不難看出，顧秉謙等庸劣的儒生也在魏忠賢的滔天罪行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魏忠賢是總頭目，而顧秉謙等人已經充當了魏的馬前卒，從中興風作浪，推波助瀾。所以，此類儒生的累累罪行亦是罄竹難書。顧秉謙就是其中的典型。而深思顧秉謙在耋耄之年投靠魏忠賢黨羽的懷抱，成為五虎之一，並懇乞認魏忠賢為乾爹。

一把老骨頭卻甘願任其驅使，實在令人匪夷所思。而再觀其行，顧秉謙孜孜追求的是居高位，擁權勢。而這和儒家思想“在其位謀其職”，有些許淵源，卻已將此種“在其位”詮釋的面目全非。顧秉謙僅僅追求的是位高權重，眼中沒有百姓的禍福，只剩自己的權勢和俸祿，隧入奸邪之黨，殘害忠良，其壞事做盡，天理不容。

山中宰相陳繼儒

晚明社會儒生出現了一個新群體——山人。這個群體已和單純的隱士有所不同，“這一時期的山人大多數是假借隱士傳統的隱逸之名而實際上游走於囂囂塵世間以求名或求利為目的的世俗之人，已經不再是原有的隱士之意。”陳繼儒則是該群體的佼佼者。可見陳繼儒當時名氣之大，並被冠以“山中宰相”之名，他是晚明儒生選擇隱逸的典型代表。

告棄衣巾，絕進取之道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松江人。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二十一歲參加童子試，中秀才。曾兩次參加鄉試，皆以失利告終。內心壓抑的陳繼儒曾為之苦惱，二十九歲的陳繼儒，正值意氣風發的年紀，卻做出一個令時人瞠目結舌的選擇——棄衣巾，絕進取之道。而陳繼儒之所以做出這種選擇，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幾點。

首先，陳繼儒看透科舉制的弊端，可見繼儒對於科舉制帶來的世風陋俗深惡痛絕。科舉考試耗費了儒生的畢生精血，在此徑途上惶惶競取，到頭來這條爛路已經流為俗學。在陳繼儒眼裡科舉已成了儒生的恥業。科舉取士會導致世風日下，只有以德取士，才會扭轉這一局面。並且他還認識到科舉帶有很強的功利性，及第為官以後，大多數儒生大夫將苦苦所學的經傳束之高閣，而繼續埋頭苦讀的儒生卻寥寥無幾了。

與其做一個喪元進士，陳繼儒寧可選擇做一個積德平民。所以，陳繼儒決意不在科舉這條爛路上攀爬，而轉而追求自己內心。其次，陳繼儒一心意在追求性命和天人之學，興趣頗濃。淡泊名利，願附古人，遠離喧囂，放浪形骸之外，追求更寬廣的天地，這才是陳繼儒的理想歸宿。最後，陳繼儒的選擇也與當時的政治制度直接相關。明中後期，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文化的普及，儒生群體的隊伍也在不斷壯大，龐大的政府機構接納官員的數量不增反倒減少。

最後

政府機構的這種混亂，使得社會瀕臨崩潰，強大的明帝國依靠著慣性維持運作。這就使得儒生士人群體與專制政府機構的矛盾日益突出。然而，他們選擇的出路漸漸與國家政治相背離，趨向追求個人與社會的需求。陳繼儒就是選擇與皇權疏遠了關係，以一種近乎狷介的方式參與社會。只是棄巾歸隱的陳繼儒，並沒有選擇隱居山林丘壑，告別塵網，而是選擇一種清幽亦非窮壤的半城半鄉生活，以一種迂迴的經世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理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