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聶隱娘》是一部不太容易看“明白”的電影，或者說，導演本人並無“把話講明白”的自覺，他的意圖甚而很可能是相反的。在一片霧茫茫的中唐山水中，觀眾正如多年後驟然返回魏博的聶隱娘，對於周身盤根錯節的勢力鬥爭與政治亂局感到惶惑而無所適從；然而作為一名本領奇高的刺客，她的選擇既可能攪局又可能破局，故而她雖不解亦不睬這歷史宏大的是非，歷史卻始終在她身後如影隨形。

我想，這是侯孝賢選擇聶隱孃的原因，一個揹負著虛幻而龐大的時代陰影的獨行俠，她如何選擇殺與不殺，如何決定自己的命運走向，如何在沉重歷史的縫隙裡建構“不可承受之輕”——這個人物是有“現代感”的，儘管身披唐人的衣裝，追問的仍然是侯孝賢所熟悉的有關大時代與個人命運的問題。

侯導給出的答案是不殺，借聶隱娘之口，說出的原因是純粹政治性的，嗣子年幼，殺了田季安，魏博必然大亂，也不利於中央與藩鎮之間苦苦維持的權力平衡；但是影片花大力氣呈現的原因卻是比較個人化的，因為青梅竹馬的感情，因為父母的性命安危，也因為某種信念幻滅的私人感觸——青鸞舞鏡，轉折在於對鏡，當她理解了和親公主的無奈與孤悽，也就同樣映見了自己同作為工具的宿命：一個人，沒有同類，道姑師父所說的“劍道無親”、僅與天地為伴，這樣自絕於人世的孤獨是她所不能忍受的，所以她最終同磨鏡少年遠走，不是為了情愛，也不只是為了報恩，也許僅僅是為了復入人世。

歷史是陰影，政治是藉口，終歸是聶隱娘作為一個“人”的心境變化決定了“刺客”的匕首指向何處。侯導對於人心傾注了極大的信任與尊重，同時也不乏疑問和略悲觀的預言：“鸞見鏡，悲鳴，終宵奮舞，而絕”，和親公主和道姑師父不僅是面容上宛如對鏡的雙胞胎，也是隱娘可能命運的兩個極端——被時代永遠地牽累，或者對時代永遠地超脫；隱娘同時捨棄了兩者，看上去像是逃脫了“奮舞而絕”的歸宿，但她的背影也只能消失於草色煙光裡的目送，寄託於一個遙遠而失真的新羅國。

出走，難道是最妥善的收束麼？在中唐山水間，出走是一種折衷的浪漫；而回到現實觀照的視域裡，這更像是一曲古典的輓歌。我們早已錯過了還能夠出走的時代，只剩下吶喊與彷徨，意義的膨脹與意義的消解，《刺客聶隱娘》留給我們的，無非是一個慈悲的回眸，至於這回眸驚動了誰，又被怎樣的潮流掩去，便不是它所計較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