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第92屆奧斯卡頒獎禮上，包括馬丁·斯科塞斯、託德·菲利普斯、昆汀·塔倫蒂諾，甚至奉俊昊本人怕是都沒有想到《寄生蟲》真的能斬獲最佳影片這個最大獎項。
眾所周知，奧斯卡本質上還是一個偏重北美電影的電影獎項，數十年來，不論怎麼改革，在一些關鍵獎項上，得獎的都只是好萊塢電影。
而此前的最佳外語片獎，現在的最佳國際電影，是唯一對世界電影敞開懷抱的獎項。
中國導演張藝謀是最接近此獎項的中國導演，此前的《菊豆》、《英雄》是少見的獲得過提名的電影。
而對於整個亞洲中日韓三國而言，日本電影是距離奧斯卡最近的，此前已經獲得過多次提名，並且有《千與千尋》、《入殮師》等電影斬獲獎項。
可對於韓國電影而言，走到這一日，他們用了近20年的時間。
參與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評選開始，快20年時間裡，韓國電影從描摹學習到逐步領先亞洲，代表亞洲，走向國際。在商業片、藝術片兩條戰線上，湧現出一批優秀電影人和精品電影。如樸贊鬱、姜帝圭、金基德等等。
奉俊昊，就是其中之一，這位生於69年的導演，2000年憑長篇處女作《綁架門口狗》出道，之後就迅速依靠《殺人回憶》成為一線導演，創造經典。
其實，奉俊昊絕對算不上一位純藝術片導演，他的電影兼具作者性、藝術性和娛樂性，是很典型的好萊塢創作手法在其中起作用。
此前的《雪國列車》就是和好萊塢合作的商業片，大場面、特效、烏托邦等等，在一列末世列車上，個人和體制、人與權力等等，快速起化學反應，最終完成他的階級表達。
2009年的《母親》，作為作者性極強的影片被選送81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最終沒有入圍。或許那次也給了奉俊昊思考。
以至於到了《寄生蟲》，不僅表達不再晦澀，而且技法也很純熟。在兼顧故事性、可看性與價值表達上，很符合奧斯卡評委，乃至北美電影圈的主流口味。
眾所周知，韓國電影早年以模仿、學習好萊塢電影、日本和香港電影為主。慢慢地，韓國電影開始隨著韓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一批60後、70後左右的電影人崛起迎來黃金時期。
大量的瞄準韓國階層、社會、歷史、家庭、人性矛盾的電影湧現出來。以至於有那句話：韓國的電影在改變韓國。
引進來洋為韓用，成長後，走出去交流展示。除了三大電影節，韓國電影在奧斯卡征戰史上，卻並不順利。甚至比中國還要波折。
進入千禧年之後，2002年，知名導演李滄東第一次代表韓國進軍奧斯卡。
《綠洲》有薛景求、文素麗、薛景求、安內相等實力派的演技加持，又有對人和社會的關照與批判。還有第39屆百想藝術大賞最佳電影的光環。
但拿到北美，依舊是缺少關注，難獲提名。
2003年，文藝片大導演金基德的《春夏秋冬又一春》也帶著好口碑征戰奧斯卡。結果，還是鎩羽而歸。
2005年是《歡迎來到東莫村》，一部反思戰爭的喜劇嫁接電影，在韓國本土化題材裡綻放出輝煌的果實。但還是不能獲得奧斯卡的青睞。
到了近兩年，《計程車司機》和《燃燒》確實都質量不俗，但可惜的是都未能入圍五強。
自韓國電影開始選送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寄生蟲》都是獨一無二的。
這一次創下歷史。不僅入圍最佳國際電影，還同時入圍最佳導演、最佳影片、最佳劇本等共6項獎項。6提4中，砍下四部大獎，是韓國電影的榮耀，也是亞洲電影的榮光。
《寄生蟲》何以擊敗馬丁·斯科塞斯《愛爾蘭人》、 薩姆·門德斯《1917》、昆汀·塔倫蒂諾《好萊塢往事》等熱門競爭者，奪得那麼多大獎呢？
一來是好萊塢電影的凋敝化愈加明顯，亟需新生力量來啟用。
多年以來，好萊塢那邊的電影行業其實也並不景氣，無論是行業現狀，電影人才，還是影片質量。
新銳雖有但不夠，墨西哥三傑（阿方索·卡隆、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裡多、吉爾莫·德爾·託羅）雖然風頭正勁，但也已經是半個老將。
馬丁、斯皮爾伯格等老牌電影人依舊是支撐奧斯卡的主流，這對於好萊塢來說不是好事。
改變現狀，就要給出危機感，讓新鮮的外來的行業翹楚來刺激好萊塢電影行業。這次的92屆奧斯卡大年是個機會。
《寄生蟲》無論是話題性還是奉俊昊的好萊塢知名度都正好，所以才會更受評委們青睞。何況，這屆評委早就容納了很多亞洲電影人呢？
二來是《寄生蟲》本身既有戛納金棕櫚的加持又有純熟技法。
看過《寄生蟲》的觀眾一定會對電影印象深刻，半地下室，蹭WiFi，取代司機和管家，然後是高潮的宴會殺人。
這部社會階層融入兩個家庭的影片，透過極端故事，釋放社會批判，將資本赤裸裸的諷刺一通，但對於窮人，也並未偏袒。
透過視聽語言和鏡頭交叉剪輯，塑造出在空間、時間上形成鮮明對比的兩所住所和人群差異。最終，引導觀眾與電影產生碰撞共鳴。
本片能奪得戛納金棕櫚獎，絕非是浪得虛名。對於中國觀眾而言，這也是少見的能引起全民層面討論的戛納系電影。
所以，《寄生蟲》是一部具有價值輸出，藝術和娛樂價值都有的，對觀眾很友好的電影。
三來是《寄生蟲》的階層對撞滿足美式自由和批判幻想。
北美電影和奧斯卡，歷來講求所謂“政治正確”，這一點幾乎可以從往屆那麼多奧斯卡獎項上的PK上看的出來。
到來這次92屆奧斯卡，《寄生蟲》其實既不同於《愛爾蘭人》的老派情懷，也不同於《1917》的技術新潮。
《寄生蟲》遵從了傳統電影技法，表達了幾乎人人認同的道理，富人有不仁，窮人有自卑，但可憐之人都有可悲之處。所以，富人和窮人都不是完全正義的一方，也都不值得完全同情。
這個世界上，正確的道理有很多。《寄生蟲》講了很普遍的，不需要文化背景都能認同的道理。我們在看電影，尤其是看韓國電影這些年的變化的時候，很容易看出韓國電影和社會的緊密關聯性。
而這對於美式自由價值而言，本片很值得咂摸，甚至炫耀。他們以一種降維的方式，觀看東方的階層衝突，從而滿足他們的幻想。
《寄生蟲》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此呈現，所以能在歐美獎項上，都能通吃。
最後，影娛志想說，不論是韓國電影，還是日本電影，中國電影，亞洲電影都是在路上的青年人，在以後的電影發展中，中日韓乃至整個亞洲，都需要繼續拓寬邊界，尋找基於本土化的電影創作素材，記錄我們的社會和時代。
中國電影這幾年發展很快，不論是藝術電影還是商業市場，未來，我們一定也能捧回我們的小金人。儘管，我們沒有那麼非得到它不可。
《寄生蟲》和奉俊昊以往的電影比，或許真的不是最優秀的。但這屆奧斯卡，他成為了評委眼中最合適的。
時也命也，就像小李子陪跑奧斯卡那麼多年才得到小金人一樣。有時候，運氣也是結果的一部分。
影娛志，在喧囂世界裡，提供一點有意思的東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