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的歐洲正在興起以人文主義（Humanism）為中心的文藝復興運動（Renaissance），對宗教的懷疑也讓人們確信人有能力去發現真理，在歐洲這樣的大環境中，必然孕育了一大批近代思想家。

而在法國，最先登場的思想家便是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蒙田作為一名人文主義者，他肯定人有獨立的思考能力，但對於人能否認識真理的問題上，蒙田比較謹慎，事實上他終其一生，都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對永恆真理的懷疑，直接動搖了人類科學發展的地基。而法國的笛卡爾探究哲學的目的，就是要回應懷疑主義的挑戰，重新肯定人類理性的地位，為科學發展打下穩固的地基。

笛卡爾（René Descartes）認為要為人類的知識打下堅實的基礎，首先需要一個正確的方法論。笛卡爾認為凡是他沒有明確地認識的東西，決不能把它們當成真的加以接受。這個原則表達了笛卡爾關於知識起點的看法，即認為人類知識必須始於一個確定無誤的起點。但人類的觀念多不勝數，如何能夠找出確定無誤的觀念當作起點？笛卡爾認為我們可以利用“分析”方法。所謂分析方法，便是把我們所考察的每一個觀念儘量細分，直到分解為清楚明白，不能再被懷疑的簡單觀念為止。事實上，笛卡爾是預設了真理一定是簡單的、清楚和明白的。由此，不同的觀念便可以環環相扣，既相連於前一項觀念，又扣緊下一項觀念。成為一條建基於確定無誤起點的知識鏈條。

笛卡爾認為我們可以透過分析方法找出確定無誤的真觀念。但現實生活中真的存在笛卡爾認為確定無誤的觀念呢？笛卡爾認為是有的，方法就是透過普遍懷疑。但笛卡爾和他所反對的懷疑主義者又不同。懷疑主義者始終認為真理是不可知。而笛卡爾則是為了建立確定的知識基礎，消除懷疑。毫無疑問，笛卡爾始終視懷疑主義是達致真理的工具。笛卡爾這個思想深深影響後來的費希特和黑格爾。黑格爾繼承笛卡爾對懷疑主義的看法。認為人類的理性不會害怕懷疑主義，進而言之，人類理性會利用懷疑主義作為工具，促使人類不斷思考事物的變化。

既然笛卡爾提出普遍懷疑作為方法，那麼我們由什麼地方開始懷疑呢？笛卡爾首先懷疑了人類感覺的確定性。他認為感覺是因人而異的，例如一個患有色盲的人和一個非色盲的人看到的事物是不同的。一個患有糖尿病的人，會經常覺得口渴，而健康的人則不會。正因為感覺是人人不同，笛卡爾認為知識大廈建不能建築於其上。但馬上有人反駁笛卡爾，各人的感覺認識雖有差異，但總有一些地方是普遍相通的，例如色盲的人雖然看不到顏色，但起碼還能看到事物形狀等等。

事實上笛卡爾不否認在感覺中總有一些東西是值得信任的。笛卡爾假設我們在夢中遇到一隻怪物，那個怪物可能是惡魔製造出來欺騙我的，在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那隻怪物。雖然如此，笛卡爾認為那隻就算在現實生活中不存在，只存在於夢中，但怪物總得有廣延（extension），意思是：它佔有一定空間、有顏色等等。儘管如此，笛卡爾仍然認為這隻能說明在感覺中有部分是值得信賴，還沒有符合絕對確定無誤的要求。

笛卡爾認為“惡魔”可以使用法術使我的感官經驗發生混亂，如把紅色當作藍色。但不管惡魔如何欺騙我，不管我如何懷疑，總得要有一個“我”是不能懷疑的。如果我是不存在，豈不是說“惡魔”在欺騙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嗎？笛卡爾透過懷疑方法得出“我”是不能懷疑。但這個我又不是常人所認為有血有肉，有手有腳的“我”。因為我在懷疑時不能懷疑那個正在懷疑的我（很拗口），最多隻能證明有一個思維著的我存在，而不是常人所認為有手有腳的我。

後人將“Cogito， ergo sum”譯成“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乍看之下，我思故我在像由推論得出的命題。人們很自然會理解成：由於我思，而能思考的東西都是存在，所以我存在。但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不是推論命題，而是理性直觀命題。所謂直觀即是指不需要依靠推論便一目瞭然的事實。笛卡爾認為我思和我在是直接等同，兩者是同時出現的。但在翻譯的影響下，人們往往會由於“我思故我在”中的“故（therefore）”字而認為該命題表達出推論的意思。

我思故我在命題表示，人們在“思維”，人們存在。如果我不在思維，我在進行感覺，甚至睡覺時，那麼是不是我就不存在了？事實上笛卡爾認為我思是指廣義人類普遍的思維活動，包括人類回憶、期望、感覺、慾望等等。上述活動在笛卡爾看來，都有一定程度的思維活動參與其中。

但上述活動只是思維的不同屬性，我思的真正本質是什麼？笛卡爾認為我思的本質在於理智。理智是一種直觀和判斷的能力。正因為理智具有如此能力，所以人們可以直觀自己正在思考，從而判斷“我思維，我存在”。笛卡爾進一步認為我思的本質只是理智，而理智就是純粹的精神。與精神性的理智相對的就是物體的廣延。如此笛卡爾的體系中便出現了兩種實體之間的尖銳對立。亦即後人所言的心物二元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