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第36屆南丁格爾獎章獲得者、天津市護理界老前輩關小瑛安詳地離開了人世。老人的遺願，就是再次穿上潔白的護士服、捐獻自己的遺體。

這個遺願的背後，有什麼感人的故事呢？

關小瑛

從白衣天使到大體老師

7月23日，第36屆南丁格爾獎章獲得者關小瑛的遺體告別儀式在西青區舉行。天津醫科大學師生代表現場重溫醫學生誓言，以醫學生特有的方式，迎接這位“大體老師”。

“大體老師”“無語良師”，是醫學界對遺體捐獻者的尊稱。1947年，19歲的關小瑛考入上海仁濟高階護校，1952年調入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用半個多世紀的工作和自己的遺體，為醫學奉獻了全部。

忙，是兒子陳俊堯對關小瑛這份工作的第一印象。“她很少說起工作，有很多事是她獲南丁格爾獎章後，看到報道我們才知道的。”陳俊堯告訴記者。

1957年，天津發生一起化學中毒事故，一些重症患者出現呼吸衰竭的跡象。當時，醫院新引進了輔助呼吸的“鐵肺”，卻不敢貿然在病人身上使用。危急時刻，作為搶救小組成員的關小瑛主動要求，在自己身上先實驗。確認“鐵肺”安全有效，新裝置第一時間投入救治，病人全部轉危為安。

1967年，關小瑛參加醫療隊，趕赴內蒙古為牧區群眾服務。一個3歲的孩子被嚴重燒傷，血型相同的關小瑛毫不猶豫，立即為他輸血。發現孩子呼吸困難，關小瑛就口對口地把孩子的積痰吸了出來。孩子甦醒了，關小瑛卻累得昏倒在搶救帳篷裡……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護理部主任王申，是因為整理資料才“發現”了老主任的這些事蹟。“我感到震撼，卻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因為她永遠是把別人擺在自己前面的一個人”，王申告訴記者。

1978年，關小瑛的愛人被確診為胃癌，女兒也因意外被砸成重傷。身為護士，關小瑛一直堅持照顧患者，沒有出現在女兒的手術現場。她白天上班、晚上照顧家人，從未請過一天假。她的人生信條，就是“為了病人，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天津市護理學會理事長孫玫告訴記者，關小瑛作為學會第四任理事長，完成了16項基礎護理操作規範，讓天津市不同醫療單位的護理操作實現了同質化。其中很多細節，讓她至今記憶猶新。比如靜脈輸液，從基礎評估到由遠及近保護血管、選擇針頭號數……不僅提高了“一針見血”的機率，還讓病人感覺到護士非常溫暖。

天使般的仁愛和純熟的護理技術，讓關小瑛贏得了讚譽。1997年，關小瑛獲得世界護理學界最高榮譽——南丁格爾獎章。這時，距離她走進護校已經整整50年，直到耄耋之年，關小瑛也從未離開工作崗位。用陳俊堯的話說，晚年的母親，工作就是享受天倫之樂。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內科護士長郭瑩還記得，關小瑛在她的科室住院時，關小瑛每次都一定要讓病房裡年資最低的護士去為自己輸液。一旦穿刺不成功，她就會鼓勵說“沒關係，再來”。病弱之軀，擋不住關小瑛為自己的事業去奉獻。關小瑛慢慢行走的身影，就是她在事業上最後的倔強。“上下樓是靠兩隻手拽著欄杆才能一梯一梯爬上來，哪怕是一張紙掉在地上，她也想為醫院做這個貢獻，去把它撿起來。”王申告訴記者。

直到82歲那年，在家中意外跌倒，讓關小瑛不省人事。同事們從家人口中得知，關小瑛已經在2006年辦理了捐獻遺體的登記。“她早就說了，死後角膜、遺體都捐獻，穿護士服就行”，陳俊堯說。

在醫院的全力救治下，關小瑛堅強地活了下來，卻也再沒能醒來。奉獻一生、再捐遺體，這個願望也經歷了10年的接力。7月22日晚，93歲的關小瑛離開了人世。家人和同事們強忍悲痛，聯絡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完成了她捐獻遺體的心願。

從白衣天使到大體老師，關小瑛再一次穿上潔白的護士服，為醫學事業貢獻了自己的最後一份力量。“這就是前輩們總會跟我們講的那兩個字——‘奉獻’。”王申說。

“進臨床科室的醫學生，都必須透過親身的解剖、觀察去了解人體的形態結構，大體老師對醫生和患者都是至關重要的”，天津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人體解剖學教研室教師楊慧告訴記者。

給奉獻者更多關懷

“到所在區的紅十字會領取志願報名登記表，直系親屬、執行人簽字，再到天津市任意一家公證處免費辦理公證，就成為了遺體捐獻志願者”。天津市紅十字事務中心工作人員王英介紹，志願者身故後是由執行人或其他直系親屬撥打27306997告知捐獻意願，經核實符合捐獻條件的，工作人員會第一時間對接醫科大學和志願者辦理現場交接。

王英

報名登記、實現捐獻，家人的支援在遺體捐獻的兩個環節都至關重要。

一位九十多歲的老同志要捐獻遺體，三個兒子都不同意，急得給紅十字會寫信，天津市紅十字會志願者邢蘊靜聞訊去做工作。“‘自願無償’原則裡的‘自願’，一是本人要自願，第二至少是直系親屬要同意”——邢蘊靜告訴記者，經過耐心解釋，老人再次與家人耐心溝通，終於在三個月之後成功報名。讓他意外的是，老人的兒女最後都找到他，要求報名捐獻遺體。

邢蘊靜

像這樣，由一位志願者帶動身邊親友的情況屢見不鮮。近年來，天津市民報名捐獻遺體的積極性也越來越高。天津市紅十字事務中心主任宮敬義告訴記者，近年來本市每年遺體捐獻報名登記人數在200餘人，2019年達到360人之多，創下歷年新高。現在，報名登記人數已達3000餘人、實現登記974人。

遺體捐獻工作的一個重點，是給予捐獻者和家屬們更多的人文關懷。比如，對遺體捐獻者及家屬進行褒揚；把捐獻者的姓名鐫刻在元寶山莊生命紀念園的奉獻碑上，供後人瞻仰、紀念。王英告訴記者，在遺體交接的現場，尤其需要這樣的關懷——“痛失親人，不經歷那個過程是無法體會那種悲痛的，所以在這個過程中能做的就儘量去做”。

辦理交接，快速響應是第一位的需求。這項工作，是由志願者們和工作人員共同完成的。

“我不管到哪，都帶著捐獻用的材料”，邢蘊靜開啟隨身的布兜，裡面裝著空白的捐獻證書、醫科大學給家屬的感謝信和紀念用的校徽。他從2017年下半年退休後開始參與遺體捐獻工作，參與了2018年以來天津市全部的遺體捐獻交接。“我們對社會的承諾就是365天×24小時，全天候的服務”。邢蘊靜告訴記者，自己剛剛熬了一個通宵，接運了兩位捐獻者。

為了讓熱線保持暢通，工作人員採用輪流值班的方式進行值守，下班時間就轉到手機，洗澡、上廁所都會把手機放在旁邊。邢蘊靜也給自己加了一條鐵律——“24小時開機，非必要不離津”。

邢蘊靜的伯父、父母都已經捐獻遺體，他本人也是一名遺體捐獻志願者。自己的親身體會，讓他決意退休後投身遺體捐獻。共同的身份，讓邢蘊靜對捐獻者和家屬們的需求感同身受。“咱經歷過，家人去世手忙腳亂，找不著材料很正常。紅十字會有存檔，就可以隨時查。”邢蘊靜告訴記者，報名表公證後要送一份到領表的地方，很多人不理解。經過他的解釋，人們就會意識到這其實是為了百姓更方便。

對遺體捐獻者的關懷，來自各行各業。每次一起趕現場的，還有殯儀服務單位的工作人員。在他們的幫助下，遺體捐獻者享受免費的接運、存放。邢蘊靜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兒子在美國的老先生，足足存放了21天。“他女兒都不好意思了，我說別，兒子見不著爹一面，回來不得埋怨死。”果然，老先生的兒子回來最感謝的就是姐姐讓他能夠再見父親一面。“這是人情，誰家都是這樣。”邢蘊靜說。

出現場之前，邢蘊靜都會在電話裡摸清這個家庭的基本情況，現場再詳細瞭解捐獻者的生平，這樣才能在時間有限的條件下，呈現出一個更好的告別。從告別儀式上的悼詞，到微信群裡的問候，正是這些大大小小的幕後工作，讓選擇成為大體老師的逝者走得更有尊嚴。

“使捐獻者得到尊重、使家屬得到安慰，就是我做這個事情的初心”，邢蘊靜說。

生命意義的感悟

“五十六載初會始，驚遽訣別一瞬中。廿年殷殷長相守，逆境難摧誓為松……”——這是張鴻鈞老人為老伴高恆齡而作的《夜思》。

2012年，高恆齡因病去世，成為一名大體老師。張鴻鈞在完成老伴遺願的同時，自己也報名登記成為遺體捐獻志願者。2018年清明節，天津醫科大學師生把時年89歲的張鴻鈞請到學校，共同追懷高老師。張鴻鈞為老伴讀詩的場景，讓現場學子深感震撼。

張鴻鈞為老伴讀詩

活動結束後，張鴻鈞在老伴的照片前久久凝望，他說：“當我去世時，這裡就是我們相聚的地方。在這裡，死不是忌諱，更讓人感受到生命之可貴。”這間特殊的教室，就是天津醫科大學的生命意義展廳。如今，張鴻鈞夫婦的故事已經成了展室的一部分。

在天津醫科大學的課堂內外，大體老師帶給醫學生的也不止是解剖學知識，還有對於生命和職業的感悟。

“無言良師，授吾醫理；敬若先賢，臨如活體；正心恭行，追深辨細；德彰術精，錘成大醫”——區域性解剖學的第一課，醫學生要向大體老師致敬、朗讀解剖學誓詞。“對大體老師的崇敬，會幫助學生克服恐懼心理，認真而珍惜地進行每一次操作。”天津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人體解剖學教研室教師楊慧告訴記者，從課前的禮儀、操作後的復原，一直到完成教學後的送別，這種態度會融入到醫學生對於自己專業的認識。

解剖學課與醫學生宣誓

生命意義展廳最早就是一間普通的解剖學教室。“那間教室就在我辦公室對過，那會兒最初的展品就是老校長的”，楊慧告訴記者，自己1984年考入天津醫學院，正是朱憲彝老校長在開學典禮上為他們講授開學第一課。然而，當年年底，朱憲彝就在工作中心臟病猝發逝世，留下“四獻”遺囑，獻出全部藏書及讀書卡片、存款、住宅、遺體。“我們一方面是感到震撼，同時也非常理解。就覺得不能辜負老校長的囑託，每次參觀完之後，那種感觸就又加深了一步”，楊慧說。

現在，新擴建的生命意義展廳又遷入了圖書館，方便師生隨時走近“無語良師”。作為天津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學校還經常在這裡舉行醫學生誓言宣誓活動。“‘為祖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類身心健康奮鬥終生’，就是我們要讓醫學生堅定的職業信仰”，天津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五年制輔導員王琰告訴記者。

工人、農民、浪漫的詩人……入學兩年，無數次行走在生命意義展廳，讓學生馬培庭印象深刻的，是各行各業遺體捐獻志願者的遺書。“各行各業都在為醫學事業默默付出，我們學有所成之後去造福的也是各行各業的人，我覺得這是一種迴圈和傳承”，馬培庭告訴記者。

生命意義展室裡，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的傳承。2017年，天津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1978級校友李唯思以遺體捐獻者的身份迴歸母校。醫學生手捧菊花，迎接學長重返母校，橫幅上寫著“李唯思同學，母校迎接你回家”。

李唯思的兒子、天津開放大學教師李想告訴記者，作為“老三屆”，父親是帶著他一起上的大學。當時，作為醫學生的父親就提到，將來自己去世，要捐回母校給母校做貢獻。在展廳看到父親的照片，兒時的情形歷歷在目。

第二年清明節，在天津醫科大學“不忘醫者初心，喚起生命本真”生命教育活動月啟動儀式上，李想作為遺體捐獻者家屬代表被請回了學校。最讓他感動的，是每位家屬都收了一封醫學生的親筆信。

“你做了一件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大家都會記住你的。在你愛的人或者愛你的人的記憶當中不斷延續下去，是生命真正延續的價值吧。”李想站在鐫刻著近千個捐獻者姓名的紀念牆前，告訴記者。

新學年，大體老師們的名字和故事，在這裡等待著又一批醫學生的到來。

津雲新聞記者 王曉明

攝像 王烽旭 薛亮

原標題：《逝世後的他們，又成為了“大體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