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七國之亂中晁錯的冤死，有人認為是漢景帝企圖迎合叛軍，拿晁錯的人頭換取諸侯王的和平協議。袁盎在給漢景帝的平叛獻策，似乎就是最直接證據：
“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
袁盎將七國之亂歸罪於晁錯的無事生非，認為只要殺了晁錯就能解決問題。這個說法太膚淺，誰都知道起兵造反不是兒戲，“誅晁錯清君側”也僅僅是一個漂亮的藉口，晁錯的一顆人頭，不可能平息得了這麼大的事件，漢景帝怎麼可能如此幼稚？
事實也是如此，晁錯之死沒能阻止得了叛軍的步伐。與其說晁錯是漢景帝與諸侯王的籌碼，還不如說他是漢景帝與袁盎等大臣們的籌碼，漢景帝為了取悅於大臣們，不得已拋棄了晁錯，以獲取平叛統一陣線的建立。
袁盎等人何以與晁錯水火不容？私人恩怨僅僅是一層面紗，根源就是晁錯所代表的法家思想，與黃老及儒家思想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這場衝突，也引發了漢帝國關於治國理念的深刻反思，併為新儒學的誕生埋下了伏筆。
以袁盎為首的政治勢力，是晁錯之死的直接原因
晁錯力主削藩，對西漢帝國無疑是一件意義深遠的政治舉措，不幸的是，當削藩的大業成功之際，晁錯卻被當做犧牲品，靜靜地躺在冰冷的世界裡。兩千多年來，提及此事後人無不扼腕嘆息，他和賈誼的英年早逝，被視作漢初政壇的兩大悲劇。
一般認為，諸侯王、袁盎等大臣、漢景帝以及晁錯本人，是晁錯之死的四個兇手。諸侯王直接打出了“誅晁錯”的政治訴求；袁盎力主以晁錯的人頭換和平；漢景帝刻薄寡恩拋棄了晁錯；還有晁錯對袁盎的挾私報復加劇了矛盾衝突。
不過，那都是淺顯原因，
真正讓漢景帝下定決心拋棄晁錯的壓力，來自於袁盎及其背後的政治勢力，是他們逼漢景帝拿晁錯的人頭為籌碼，組成平叛統一陣線。
七國之亂爆發後，只有兩個解決方案，要麼想辦法讓叛亂者“改過自新”，主動投降，要麼發動軍隊無情鎮壓叛亂。讓對方主動投降只是一個美好願望，有能力打出反旗的絕不是善類，一條走到黑往往是造反派的唯一選擇。積極平叛，才是漢景帝唯一可以掌控的措施。
不過，平叛需要有人站出來挑大樑，漢景帝頭疼的地方就在這裡。當初，晁錯提出削藩策時，除了竇嬰一片鴉雀無聲：
“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
竇嬰公然反對，是其性格使然，其餘的大佬們都不表態，是因為不敢反對！削藩策早在漢文帝時期就被炒作了很久，之所以沒有實施，就是因為爭議太大，容易引起動亂。晁錯舊事重提，其實也是一片反對聲，只是晁錯仗著漢景帝的寵幸，無人敢跟他唱反調。
這就要說到晁錯的性格特點，司馬遷用
“峭直刻深”
四個字，精準地刻畫了晁錯的形象，意思說他為人嚴厲、剛直、苛刻且狠辣。晁錯做內史時，權勢蓋過三公九卿，漢景帝也對言聽計從。權勢熏天，為人又苛嚴，因此，晁錯在朝中得罪了一大批同僚。
老丞相申屠嘉曾經抓住晁錯的把柄，往死裡整，結果操作不當自己反被氣死。袁盎跟晁錯更是水火不容，雙方只要看到對方在，扭頭就走。
晁錯的悲哀在於，作為七國之亂的引爆者，他束手無策。漢景帝平叛指望不上“獨行俠”晁錯，就只能指望朝中的大臣們，那些與晁錯勢不兩立的大臣們。
當竇嬰引薦來的袁盎提出“斬錯”方案，後來又有丞相陶青、中尉陳嘉、廷尉張歐聯名上書，提議將晁錯滿門抄斬，漢景帝從大臣們的眼神裡讀懂另一層意思：幹掉晁錯，我們配合你平叛，否則你就跟晁錯兩人玩吧！
晁錯倒是提出過方案：陛下您御駕親征，我替您守京師！估計那一刻漢景帝心裡拔涼。
要晁錯，還是要大臣們？漢景帝必須做出選擇，一個沒有任何懸念的選擇。所以，逼死晁錯的真正元兇，就是以袁盎為首的政治勢力。
不同政治理念的矛盾，是晁錯之死的政治根源
僅僅看到晁錯與袁盎等人的水火不容，還遠遠不夠，我們要問的是：晁錯為什麼會與這麼多人為敵，難道僅僅是性格缺陷？
當然不是，晁錯是典型的法家思想代表者，與他發生尖銳矛盾的，都是儒家思想和黃老思想代表者，從根子上講，
晁錯與袁盎等人的矛盾，是兩個治國思想的矛盾，是漢帝國政治至高點爭奪的矛盾，不可調和！
據《史記》記載：“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
如果以這段話判斷晁錯的思想立場，就很容易受到誤導，事實上，晁錯少年時代就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
。就是說他從小學習的是申不害、商鞅的法家思想，雖然受太常遣派，跟伏生學過一段時間《尚書》，但是其本質還是法家。
這一點，我們從晁錯的《言太子宜知術數疏》、《言兵事疏》、《削藩策》等眾多的策論中明顯可見。
治國思想運用於政治，就是權力之爭、利益之爭。漢初以黃老治國，主張清靜無為、休養生息、寬刑簡政，申屠嘉、陶青、陳嘉等人，都是黃老思想的信奉者。
晁錯的政治主張則是有為，要對現有法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比如他的御邊策，主張大量移民塞邊，對匈奴要採取強硬手段；他的經濟政策主張重農抑商，為了提高糧價可以“入粟拜爵”；他的削藩策，主張中央集權。
這些主張與黃老思想背道而馳，更關鍵的是，晁錯得到了漢景帝的青睞，在漢景帝的支援下，晁錯更改了三十多項法令，既打破了原來的權力平衡，又阻礙了既得利益階層的權益。
傳統儒家思想與法家更是天生的死對頭，其代表者竇嬰、袁盎等人，對晁錯從政策到品行，徹底否定。對儒家來說，法家遠比黃老可怕，黃老思想裡尚有與儒家相通的部分，法家自誕生以來就是儒家天敵。
晁錯與袁盎個人矛盾的爆發，就源於晁錯對藩王勢力的敵對態度。袁盎曾經做過吳王劉濞的國相，劉濞對袁盎禮敬有加，引起了晁錯的警覺。後來晁錯經調查，發現袁盎有接受劉濞禮物的行為，於是一狀告上去，袁盎被擼為平民。
在袁盎、竇嬰這些儒家看來，諸侯王宗室是皇權拱衛勢力的一部分，諸侯國的經濟繁榮也是對漢帝國的貢獻，矛盾可以透過政策調整實現，而不是這種極端的削藩對抗模式。實際上，後世很多學者也認為，晁錯的削藩策實在沒有必要。
偏偏
晁錯是個有信念，且非常執著的人，執著到完全不顧個人前途安危，甘做政治潮流中的“獨行俠”。連他的父親以自殺相勸，都不能改變他的意志。
私人恩怨尚有調和的餘地，政治理念矛盾往往只能以大清洗為句號，碰上晁錯這種性格的人，逃不掉蒙上血色。
治國理念的缺失，是引發晁錯悲劇的社會根源
從歷史發展全域性審視晁錯之死，我們會發現，漢初其實是一段治國理念缺失的時代，黃老只能作為特定環境下的“臨時工”，不可能作為永久的國家思想。
戰國後期，商鞅變法，以法家思想代替了西周的禮治社會，秦國迸發出了新的生命力，實現了兼併六國的偉業。可是秦國二世而亡，又告訴後人，法家冰冷的工具屬性，不足以維繫王朝的長盛不衰。
大漢政權建立的同時，伴隨的就是一個治國理念缺失的尷尬。雖然黃老學說，應環境需要，一時佔據了統治思想，但是爭議從來沒有停止過。
自高祖立國開始，儒家、法家、黃老，甚至連縱橫家也都重新出山，彷彿一個新的百家爭鳴時代到來。
漢景帝時期，曾經爆發過一場儒家和黃老之間的辯論，主題是“湯武革命的合法性問題”。這場辯論表面上是爭議漢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其實也是兩種思想意識，誰能佔據統治地位的一場角逐。
晁錯正是那個思想碰撞年代下的產物，社會環境為法家思想創造了重新出山的土壤。文景之治的繁榮，讓黃老思想，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新形勢面前，顯得力不從心，晁錯積極的“有為”切中了時弊，也擊中了黃老的要害，和儒家的痛點。
所以，
晁錯他所代表的絕不是個人，而是那個特定歷史環境下，關於新的治國理念的偉大探索精神！
幾十年後，儒家勝利了，但絕不是袁盎和竇嬰堅守的儒家，而是經過董仲舒改造，以新面貌展現在國人眼前的新儒學。雖然晁錯、袁盎、申屠嘉，沒有一位勝利者，但他們就像通往理想彼岸的鋪路石，同樣偉岸。
晁錯是悲劇的，但他的帶來的價值又是歷史不能遺忘的！
全5冊少年讀史記青少年兒童史學文學哲學國學歷史啟蒙讀物 張嘉驊著 少年版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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