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1863年，儒勒·凡爾納（JulesVerne）寫了一本名為《20世紀的巴黎》（ParisintheTwentiethCen－tury）的科幻小說。該書對1960年技術的描述在某些方面與60年代的實際發展非常接近，預測到了內燃機驅動的汽車（“燃氣車”）及其配套基礎設施；摩天大樓、在夜間照亮整個城市的電燈、傳真機（“影象電報”）、電梯；類網際網路的資訊傳送系統（被描述為複雜的電力驅動的機械計算器，可以跨越遙遠的距離相互發送資訊）。
該書還預測了郊區的興起和大規模生產的高等教育、百貨商店和大型酒店的發展。還有一個大膽的猜想是：將來女人會穿褲子，她們會像男人一樣接受教育，然後進入職場，非婚生子女增多。
事後看來，凡爾納的許多預言都非常準確。可他的出版商皮埃爾-儒勒·赫策爾（Pierre-JulesHetzel）不願發行這本書，因為他認為它太不可思議了。
1949年，距離凡爾納筆下的1960年還有11年，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deBeauvoir）出版了《第二性》（TheSecondSex）。作為一個活在凡爾納預測時間中的女人，波伏瓦所處的時代是怎樣的呢？凱特·柯克帕特里克（KateKirkpatrick）在《成為波伏瓦》（BecomingBeauvoir：ALife）中是這樣描述的：“可可·香奈兒（CocoChanel）穿著長褲和飄逸的時尚服裝，使中性風格變成一種潮流。女性進入工作場所的人數空前高漲，同時她們也剛剛贏得了選舉權。一些女性甚至在競爭激烈的全國考試中排名高於男性。但是女性仍然不能擁有自己的銀行賬戶。”
接著，書中問道：“但20世紀40年代末，‘女權主義’這個詞是和女性要求選舉權緊密聯絡在一起的。在美國和法國，女性都成功地獲得了選舉權，那麼她們還想要什麼呢？”
彼時，波伏瓦是一個38歲的公共知識分子，獲得選舉權僅有一年時間。在《第二性》出版的那個年代出生長大的女孩，想要尋找除了女王、聖女、極少數作家和藝術家之外的傑出女性榜樣時，會發現自己一無所獲。（正如波伏瓦所說，女王們“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她們是君主”。）
《第二性》問世至今已逾七十年。在這些年裡，女性的機會廣泛增加，以至於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和1949年之間的距離似乎是永恆（直到人們拿起報紙、開啟電視、登入網路，看到Metoo運動、N號房和鐵鏈女，才意識到厭女症和性虐待的受害者仍然在我們身邊）。雖然並不能將對待女性的法律和社會態度的劇變歸功於任何一個單獨的人或一部特定的作品，但數以百萬計的年輕女性認為，她們在工作、享樂和自主方面的權利與她們的兄弟並無二致，根本是緣起于波伏瓦撰寫的這本“女性主義的聖經”，以及她身體力行的人生示範。《第二性》是普羅米修斯式的大膽行為，奧林匹斯之火被盜，從此再無回頭路可走。
什麼是女人？
1946年，波伏瓦開始勾勒一篇她認為會是自傳式的文章，意在解釋為什麼當她試圖定義自己時，想到的第一句話是，“我是一個女人”。 波伏瓦思緒起伏：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來，人類根據性別被分為兩類，擁有不同的身體、面孔、衣著、興趣和職業。可即便如此，為什麼僅僅擁有某種生殖器官並不足以使一個人被認為是“女性”？常常可以見到，一些擁有這種生殖器官的女性，仍然被指責“不夠女人”。波伏瓦自問：
女人是什麼？“是子宮。”有人說。然而，那些行家談到某些女人時斷言：“她們不是女人”，雖然她們像別的女人那樣也有子宮。人們一致承認，人類之中有女性；今日同過去一樣，她們幾乎構成人類的一半；不過，有人對我們說：“女性處在危險中”；有人勉勵我們：“做女人吧，始終做女人，成為女人吧。”因此，並非一切女性必定是女人；她必須具有這種神秘的、受到威脅的實在，也即女性氣質。
當小說家喬治·桑（GeorgeSand）蔑視傳統的女性氣質時，古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Flaubert）諷刺她為“第三性別”。波伏瓦的質問由此而起：如果身為女性還不是成為一個女人的充分條件，那麼女人又是什麼呢？
女人之為女人，必須滿足社會對女性的期待，這種期待被波伏瓦稱為“女性氣質”。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批判了很多關於女性氣質的謬論。比如，長期以來，從童年開始，女性就被教導說，“女孩要有個女孩的樣子”，必須做符合女孩身份的事。
《第二性》這樣描述：“人們要求小姑娘擁有女性的美德，教會她烹飪、縫紉、做家務，同時學會打扮、施展魅力、懂廉恥；人們讓她穿上不方便而又昂貴的衣服，她必須細心加以料理，人們給她梳理複雜的髮式，強加給她舉止規範：站立筆直，走路不要像鴨子；為了顯得嫵媚，她必須約束住隨意的動作，人們不許她做出假小子的舉動，不許她做激烈的運動，不許她打架，總之，人們促使她像她的女性長輩那樣變成一個女僕和一個木偶。”
從女童到女人，對她們的要求逐漸加碼。伍爾夫（VirginiaWoolf）在以《女性的職業》為題的演說裡，把男性眼裡的女性稱之為“屋子裡的天使”：“要有同情心，要溫柔嫵媚，會作假，善於使用女性的各種小手段。不要讓其他人看出你有思想，最要緊的是，要表現得純潔。”
種種之中，最根本的在於，女性不能擁有對自己生活的理想願景，不能隨心所欲地去追求自己想要成就的事業，因為這一切都被認為可能會損害女性氣質。女性由此總是處於一個雙輸的境地：做自己，就意味著變得不可愛；而如果想要獲得愛，就得放棄自我。女性從來沒法選擇自己的命運。
有沒有“女人的境況”？
女性為什麼這樣窘迫呢？因為她們是被“第一性”迫使變成“第二性”的。從女性氣質的謬論中獲益的，當然是男性。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林迪厄（PierreBourdieu）寫過一本書叫《男性統治》（MasculineDomination），指出在男性統治下，女性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男性服務上。“她們首先透過他人併為了他人而存在……人們期待她們是‘女人味兒的’，也就是說微笑的、親切的、殷勤的、服從的、謹慎的、剋制的，甚至是平凡的。”社會“將婦女從最高階的任務中排除出去，將低階的位置分配給她們，教她們如何保持體態，如何服從、服侍男子。透過勞動分工，確立了她們低下的社會地位”。
歸根結底，波伏瓦指出，女性氣質是男性對女性的恐懼的投射和幻想。很多謬論的產生，是因為男性無法把女性當作有主觀能動性的個體去對待。波伏瓦告訴我們，女性同樣是有自我意識的人，她們能夠為自己做決定，能夠為自己的生活去努力創造。她們想要以自己本來的樣子去愛人和被愛，因此當他人用物化的眼光去看待她們的時候，女性會感到痛苦。
儘管《第二性》的很多篇章看起來都很像是在講述波伏瓦自己的經歷和她所生活的圈子，但是那時候的波伏瓦還沒有完全意識到：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哲學家們歷來在探究“人類”和“人類的境況”，那麼“女人”呢？有沒有“女人的境況”這樣的東西？
波伏瓦在意的是“女人的境況”（condition）而非“女人的情境”（situa－tion）。對她來說，“情境”與個人作為“自為的存在”（being-for-itself）被誘惑按照社會規範變成“自在的存在”（being-in-itself）的方式有關。我們可以大致把人的自為存在當做自由意志，而把自在存在當做命運。當波伏瓦使用“境況”而不是“情境”時，她指的是厭惡女性的規範的普遍性，而不是女性傾向於迴應這類規範的方式。
波伏瓦腦子裡萌生出一個還未成形的想法，她開始做筆記，反覆思考一個問題：“做一個女人對於我來說意味著什麼？”
作為“第二性”的女人
在《第二性》的一開篇，波伏瓦就寫道：“長時間以來我猶豫不定，是否寫一本關於女人的書。這個主題，尤其對女人來說，是不快的，而且不是全新的。”雖然猶疑再三，她還是下筆了，因為腦子裡有個問題盤桓不去：“即令女人的職責不足以界定女人，縱然我們也拒絕以‘永恆女性’去解釋女人，即令我們承認，哪怕是暫時的，世間存在女人，我們依然要提出這個問題：什麼是女人？”
她知道，自己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一個男人從來不會想到去寫一本男性在人類中佔據特殊位置的書。男人永遠不會一開始就自稱是某種性別，因為他代表著全體人類。男人不需要界定，因為他們認定自己是更優越的那個性別，是不言自明的性別。“一個人作為男人，擁有屬於他的權利，而做女人則是她的錯。”
這個錯誤首先是身體的錯。“女人有卵巢、子宮；這就是把她封閉在她的主體性中的特殊條件；人們常說，女人是帶著腺體去思索的。男人傲慢地忘卻了，解剖學表明他也有激素、睪丸。男人把他的身體把握為與世界有直接的和正常的關係，他認為自己能客觀地理解世界，而男人把女人的身體看做受到一切限定它的東西的拖累：一種障礙，一個監牢。”
與身體相關的是慾望。就女性的慾望而言，理解它的關鍵詞有兩個：一為匱乏，一為他者。一方面，女性不能擁有獨立的慾望，女性的慾望是一種被剝奪、被遮蔽的慾望。另一方面，女性要根據男性的慾望而慾望，比如要成為滿足男人性慾的物件，對男人忠誠，並以家庭、孩子為重。歷史上，女人的性和慾望總是與罪惡聯絡在一起。女人公開流露出性慾是一種“非女人”的行為，她們有性慾是不自然的。男人為婚姻選擇女人，他們希望她們是道德的、純潔的和處女的。貞潔是女性氣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既然男人的身體透過自身具有意義，而如果不提男性，女人的身體看來就缺乏意義，那麼，可以推斷出：沒有女人，男人能獨立思想；但沒有男人，女人不能獨立思想。波伏瓦寫道：男人似乎一向擁有——至少在表面上——對女人智力上的優勢。他有文化上的優勢，或者至少有職業訓練上的優勢；他有工作，是個公民，他的思想介入到行動中；也因此，男人一般都有推理技巧，對事實和經驗的興趣，某種批評意識；許多女人缺乏的正是這些本領；她們不會推理，並非由於腦力缺陷，這是因為實踐沒有迫使她們這樣做。對她們來說，思索寧可說是一種遊戲，而不是一種工具；即使她們很聰明，很敏銳，很真誠，由於缺乏理性技巧，她們不會表達觀點，並從中得出結論。
波伏瓦的傳記作者迪爾德麗·拜爾（DeirdreBair）以一則個人往事觸及了一個基本的悖論。她曾和薩特（Jean-PaulSartre）的傳記作者安妮·科恩-索拉爾（AnnieCohen-Solal）曾一起在哈佛大學講課。在講座結束時，“我忍不住對我尊敬的聽眾說，每一個關於薩特的問題都涉及他的工作，而所有關於波伏瓦的問題都涉及她的個人生活”。
柯克帕特里克痛切地指出：“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甚至在21世紀，波伏瓦都沒有被人們當作一位獨立的哲學家去看待。”人們總是把她看作薩特的附庸。
感受一下波伏瓦自己作為一個女性哲學家的煩惱：“有時候，我在抽象概念的討論中聽到男人對我說：‘您這樣理解，因為您是一個女人’，我感到很惱火；我知道，我唯一的捍衛方法就是這樣回答：‘我這樣理解，因為事實如此’，這句話取消了我的主體性；我不能這樣反駁：‘您意見相反，因為您是一個男人’。”
從身體到思想，都是女人相較男人、而不是男人相較女人而言，被確定下來並且被區分開來；由此，波伏瓦發現，世俗的對“女人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女人是男人所不是的。女人面對本質是非本質；男人是主體，是絕對，而女人是他者。
女人是他者
所謂“他者”（theOther）是相對於“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與事物。凡是外在於自我的東西，不論它以什麼形式出現，可見還是不可見，可感知還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歸為他者。自我的形成依賴於自我與他者的差異，依賴於自我成功地將自己與他者區分開來。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說，自我的建構依賴於對他者的否定。他者由此出現了負面色彩：由於這種否定，他者暗示了邊緣、屬下、低階、被壓迫、被排擠的狀況。如同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Levinas）所說：“他就是一個我所不是的東西。他是一個弱者，而我是一個強者。”
比方說，對於鄉下人來說，凡是不屬於自己村子的人都是可疑的“陌生人”；對於在一個地方土生土長的人來說，外來移民就是“異邦人”；猶太人對反猶主義者、黑人對美國的種族主義者、土著人對殖民者、無產者對有產者來說，都是“他者”。
而在這一長串他者名單中，波伏瓦第一次加入了女人。在《第二性》第二卷第一部的第一章，波伏瓦開宗明義地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這是《第二性》全書當中最有名的一句話。
為什麼這句話如此出名？因為它首次突出了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區分，前者是生物性的，與生理因素如染色體、荷爾蒙及外在和內在的生理結構有關，而後者則是透過文化積累習得的，社會文化規範了男性或女性的角色、行為、活動及特質。
波伏瓦濃墨重彩地描述了男女兩性在社會性別上的不公：男性的存在沒有根本的對立，他在存在的過程中使自己存在，兩者是同一的活動；相反，在女人身上，她的自主生存和她的“他者存在”之間充滿了衝突；人們向她灌輸，為了討人喜歡，就必須竭力令人喜歡，必須成為客體；因此，她應該放棄她的自主。
在現實社會當中，相當多的女人放棄這種困境中的掙扎，僅有少數女人，拒絕成為他者，拒絕與男人合謀。可是，這種拒絕會帶來巨大的代價。放棄他者的身份，對女人來說，就等於放棄與“高等階層”聯合給她們帶來的一切好處。“男人-君王在物質上保護女人-忠君者，前者負責保證後者的生存，所以女人在迴避經濟上的危險的同時，也迴避自由帶來的形而上學的危險……這樣，女人並不要求成為主體，因為女人沒有成為主體的具體辦法，因為女人感受到與男人相連的必要聯絡，而不再提出相互性，還因為女人往往樂於擔當他者的角色。”
現實當中，男性往往被作為唯一的本質加以確立，同時否認其相關者的一切相對性，並將這相關者界定為純粹的他性（otherness）。為什麼女人不去質疑男人的主宰地位呢？女人身上這種屈從是怎麼來的呢？
成為波伏瓦
在《第二性》的開篇題詞中，波伏瓦引用了十七世紀鮮為人知的哲學家普蘭·德·拉巴爾（PoullaindelaBarre）的話：“但凡男人寫女人的東西都是值得懷疑的，因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當事人。”這是要讀者準備好接受一個觀點：男人在促進自身性別優越性方面有一種利益。牽涉到他們對女效能力的評估時，男人並不公正，他們有其利益所在。所以，在第一卷《事實與神話》當中，波伏瓦的分析致力於清除男性對女性的權威是神聖的或自然的這一概念的殘餘，其實它反而是一個社會群體支配另一個社會群體的故事。
《第二性》的第二卷《生活經歷》講述了婦女從童年到老年的所有生活階段。波伏瓦寫道：“在生命的頭三四年裡，女孩和男孩的態度沒有什麼不同……男孩和他們的姐妹一樣期待討人喜歡，博得微笑，獲得讚賞。”“直到十二歲，小姑娘像她的兄弟們一樣強壯，表現出同樣的智力；沒有任何一個方面她不與他們相匹敵。”
波伏瓦認為，女性的困難始於青少年時期。到這時，她還是一個自主的人，但面臨著必須放棄她的權力的巨大壓力。“她搖擺在渴望與厭惡、希望與恐懼之間，拒絕自己召喚的東西，仍然在童年的獨立時刻和女性的順從時刻之間懸而未決。”這段描述大概來自她自己的親身經歷：幼年時代的波伏瓦對家庭有很強的歸屬感，她對於童年的記憶多是快樂的。但是從11歲開始，家裡人對波伏瓦的期待讓她感到困惑。她也驚訝地發現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並不是家裡人所期待的。她不明白為什麼曾經鼓勵她閱讀和質疑的父母，現在卻要求她停止思考，放棄閱讀，不再提問。
儘管波伏瓦不承認《第二性》裡有些篇章是自傳性質的，但其中一個段落跟波伏瓦的人生經歷很相像。波伏瓦寫道，女兒們目睹了母親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一味地自我犧牲，於是十分激烈地反抗自己的母親。因為她們看到在現實裡，母親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付出並沒有把她變成一個神。倘若做一個受害者，她會受盡嘲諷，而如果做一個悍婦，她會遭人憎恨。她的女兒們都不想步她的後塵。
對於波伏瓦來說，透過婚姻獲得男性的幫助，並不如靠她自己的能力來得可靠。波伏瓦努力學習，很快拿到了各種資格證，這為她日後獨立生存奠定了基礎。所以她才會在《第二性》中寫道：“改變女人的經濟狀況就足以使她改變，這個因素曾經是、現在仍然是她的演變頭等重要的因素。”在一個視結婚生子為女性歸宿的時代，19歲的波伏瓦卻如飢似渴地閱讀哲學，並夢想著從中找到一種她可以身體力行的哲學理念。
然而，波伏瓦的特立獨行也令她成為20世紀最聲名狼藉的女性之一。她和讓-保羅·薩特是一對飽受爭議的知識分子伉儷。但不幸的是，幾乎在整個20世紀，大眾都認為是薩特貢獻了“知識分子”，而波伏瓦只是貢獻了“伉儷”。波伏瓦研究者託莉·莫伊（TorilMoi）教授在1994年寫道：“在閱讀現有的波伏瓦傳記時，如果你會覺得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地位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她跟薩特以及其他情人們離經叛道的關係。”這不禁讓我想到阿倫特（HannahArendt），大眾津津樂道的永遠是“海德格爾（MartinHeidegger）的情人”。
事實上，波伏瓦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她想同時像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那樣生活，由此，她為自己的一生增加了任務和疲勞。在婚姻這件事上，是薩特向她提議結婚，而波伏瓦則告訴他“別傻了”。波伏瓦覺得他們雙方都有理由拒絕這個提議。婚姻“能把一個人的家庭責任和社會負擔都翻倍”，而這兩者都不是波伏瓦想要的。
兩種性別都吸引著波伏瓦，而薩特並不是她真正的意中情人。然而他們認識到，每個人都擁有對另一個人來說獨特而必要的東西。正如薩特一天下午在杜伊勒裡宮散步時所說的，“你和我在一起就像一個人”。他把他們倆的結合歸類為“基本”的愛，只有死亡才能將其分離，儘管他同時說，他們自然會發展出“偶然”的愛——然後在一種“本真”的精神下自由地享受和兄弟般地傾訴。
其實這樣做不是沒有代價的，多年以後，波伏瓦在談到她所遭受的痛苦時說：“在每一個層面上，我們都沒有面對現實的重量，我們為自己所謂的‘激進的自由’感到自豪。”波伏瓦也發現，自由之愛的負擔對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來說，是嚴重不平等的。她與薩特的“雙胞胎關係”其實是一種幻覺。
然而在這種追求之中寄託著波伏瓦的理想：在男女之間可以出現前所未有的競爭、合作、友誼、愛情。作家朱迪斯·瑟曼（JudithThurman）評價，《第二性》的結構彷彿《創世紀》，先以知識的墮落開始作者的敘述。這兩卷書闡述了這一墮落的後果，是一個有著被奴役歷史的未被選中的族群——也即女人——的《舊約》和《新約》。“事實與神話”是一部婦女從史前到20世紀40年代的編年史；“生活經歷”是對當代婦女從少女到青春期和性啟蒙再到成熟和老年的生命旅程的詳細案例研究。而整部史詩與《啟示錄》一樣，以一個雄辯的、甚至是烏托邦式的救贖願景作為結尾：
肉體和精神、有限性和超越性的同一戲劇，在兩性中都在上演；兩性都受到時間的侵蝕，被死亡纏身，對對方有著同樣的基本需要；他們能夠從他們的自由中獲得同樣的榮耀；如果他們知道如何品味它，他們就不會再被誘惑去爭奪虛假的特權；這樣他們之間就會產生兄弟情誼。
成為女人
在書中，波伏瓦引用了俄國女畫家瑪 麗·巴 什 基 爾 採 娃（MarieBashkirtseva）日記裡的一句話：“穿著裙子，您指望我們去哪兒？”
如果走尋常路，就沒有波伏瓦。波伏瓦懇切地寫道：“成為女人的事實會影響我們的生活嗎？準確地說，這給予我們什麼機會？又拒絕給我們什麼機會？什麼樣的命運等待著我們的妹妹們呢？必須引導她們朝什麼方向走呢？”
波伏瓦的自傳體現出一種哲學抱負，即力圖展現出“人的自我是如何不斷地被他者所塑造並與他者產生聯結的”。約翰·多恩（JohnDonne）曾說：“沒有人是一座孤島。”然而，波伏瓦所表達的觀點並未停留在這個層面。因為，除了與他者的聯絡，波伏瓦的自傳背後還有一種信念在支撐：做（being）自己並不意味著從出生到死亡都做同一個自己，做自己意味著，要在一種不可逆轉的“成為”（becoming）的過程中，與同樣在改變的他者一起不斷改變。
自柏拉圖以來，哲學家們就一直在探討，認識自我對於過好一生有多麼重要。蘇格拉底（Socrates）說，想要成為一個明智的人，你必須“認清你自己”；尼采（FriedrichNietzsche）寫道，生而為人的任務就是“成為你自己”。對此，波伏瓦提出了她的哲學反駁：如果作為女性，不被允許“做你自己”，那該怎麼辦呢？如果成為你自己的同時就意味著，你在那些你本該成為的角色上是個失敗者——一個失敗的女人、愛人，抑或是母親，那該怎麼辦呢？如果成為你自己會讓你成為眾矢之的，被嘲諷、怨恨、羞辱，又該怎麼辦呢？
波伏瓦之所以成為一個特立獨行的女性，一部分是她自己的選擇。然而，波伏瓦清楚地意識到自我驅動與他人成就、個人慾望與他人期望之間的衝突。在女性主義的圈子裡，波伏瓦被奉為一個理想榜樣，“她的存在象徵著可能性，作為一個女性，能夠不顧一切，按照自己的意願過一生，為了自己，不受成見和偏見約束”。可是，《第二性》的核心觀點之一便是，沒有一個女效能夠“不受成見和偏見約束”地過她自己的一生。波伏瓦自己，儘管已經走得足夠遠，儘管她的勇氣遠勝絕大多數女性，顯然也沒有完全做到。
但真正重要的並非做到與否，而是那個永遠尋找著棲所卻“永遠不能完成自己”的過程。18歲時，波伏瓦寫道，她沒法把自己的生活在紙上有秩序地表達出來，因為它處在永恆的“成為”的過程中；她說，讀自己前一天寫下的日記時，就像在讀已經死去的一個個“自己”做成的木乃伊一樣。作為一個哲學家，她始終反思和質疑她所在的社會的價值觀念，以及她自己的人生意義。
波伏瓦認為時間的流逝對於人的經歷至關重要。她說，隨著年齡的增長，這個世界以及她和世界的關係都發生了改變。她之所以寫下自己的人生經歷，是希望“展現出變化、成熟的過程，以及他者和自我不可逆轉的老去”。
“成為”充滿希望的一面是，情況可以變得更好。幾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在為“人類”的境況爭論不休。波伏瓦問道：“在女性的境況中，一個人能成就自己嗎？”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宣稱“生物學不是命運”，婚姻和生育也不是。波伏瓦指出，像居里夫人這樣的女性證明了，並非“女性的天生劣等決定了她們在歷史中的卑微地位，而是她們在歷史中的卑微地位致使其沒有成就”。然而，無論地位高低，各種文化都在加強和鞏固壓迫女性的“神話”。波伏瓦為此提出：“女人不是一個固定的現實，而是一種成為的過程。她必須在與男人的比較中，找到她能成為的可能性。也就是說，當一個人考慮超越時，這就是一種有意識的、變化的、自由的存在，就沒法結束。”
對女性來說，這意味著：她不會逃避承受自己的生存，性慾和愛情因而具有自由超越的性質，而不是捨棄的性質；她可以把它們看做對等關係去體驗。
這絕非易事。以孩子般的依賴狀態存在，認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角色是提前命定的，這種方式要舒服得多。
波伏瓦認為，被動地保持孩子般的天真是一種自欺行為（badfaith）。要成為有道德的人，我們必須做出她所說的（和薩特一樣的）“原創的選擇”。我們必須去選擇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不是一勞永逸，而是一而再，再而三，“每時每刻”都做出這種選擇。
波伏瓦批評了薩特在《存在與虛無》（BeingandNothingness）中提出的自由概念。薩特認為人類是自由的，不管他們的境況是什麼樣的，他們都可以自由地透過選擇不同的迴應方式去“超越”自己的“真實處境”。而波伏瓦對此提出的質疑是：“一個被關在閨房裡的女效能夠超越什麼？”從理論角度來說，能做出選擇的自由和在現實情況裡有選擇的權力，這兩者存在巨大區別。
在波伏瓦看來，沒有人能獨自獲得自由：“一個試圖遠離他人的人，同時也在對抗他人，最終會失去自我。”對於薩特提出的“人是由自己造就的”，波伏瓦迴應說，我們不是獨自一人，也不是從零開始。“我們之所以能成為現在的自己，是因為出現在我們生命中的其他人。”
儘管存在主義對《第二性》至關重要，但在寫作過程中，波伏瓦意識到薩特闡述的存在主義框架對女性並不完全適用。正如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哲學教授克勞德·英伯特（ClaudeImbert）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遺產》中所指出的，波伏瓦的結論是，“女人遇到的不是選擇的自由，而是一種命運”。
在波伏瓦1944年出版的《皮洛士與息涅阿斯》（PyrrhusandCinéas）中，開篇就是皮洛士與息涅阿斯的一段對話。皮洛士是公元前4世紀伊庇魯斯王國的國王，息涅阿斯是他的諫臣。當他們在商討皮洛士征服世界的計劃時，息涅阿斯問國王皮洛士：“征服世界和在家歇著有什麼區別？”
這句話背後真正的問題是：大千世界裡，到底什麼是我們應該去在意和有所為的呢？波伏瓦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我們的行動。因為只有行動是唯一屬於你，且僅屬於你一個人的，這是你成為你自己的方式。只有你能創造和維持連線你和他人的關係，不論那關係是好的還是壞的。你和他人的關係並不是先天存在的，必須由你和他人一天一天地去創造以及再創造，有時候能夠很好地發展下去，有的時候會被忽視，也有的時候會被濫用消亡。
波伏瓦希望讀者看完她的作品後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的行動塑造了生活裡他者的世界，塑造了他們所能行動的境況。波伏瓦寫道，否定自由是邪惡的，無論否定的是自己的還是他人的自由。因此，為了與邪惡做鬥爭，我們必須認識到，肯定個人自由，意味著我們有責任去影響當下和未來，以便我們所有人都能獲得自由。
女人獨立之艱難
2021年6月6日，我曾經發過一條朋友圈：“每一個體面正直的男人都需要女性主義來撕裂他一下。”
寫下上述有關波伏瓦的文字，緣於我把自己看做被撕裂之後，覺醒了的男人。雖然，我缺乏與《第二性》的主要讀者群更相關的一個資質，即第二條X染色體。
在介紹《成為波伏瓦》一書時，我寫道：將波伏瓦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這一命題延展開來，意味著女性是其“所做”，而非其“所是”。由此，我們讀波伏瓦傳記，就是要看她如何“成為”（becoming）自己，怎樣試圖活得有意義、有樂趣和有目的，“被愛，被崇拜，被需要；成為一個人”，併為之感到驚奇、困惑和鼓舞。
是的，作為一個男人，我也同樣可以被波伏瓦所激勵，試圖活得有意義、有樂趣和有目的。但是，在讀《第二性》時，勿忘波伏瓦對男人的警告：“很少男人從心底裡希望女人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幹；那些蔑視女人的男人，看不到他們要從中得到什麼東西，那些珍視女人的男人，很清楚他們從中失去什麼東西。”
波伏瓦總是同時面向男人和女人講話。對男人，她指出：男人唯有在解放女人的同時——也就是讓女人在這個世界上有事可做時——才能解放自身。而對女人，她敦促婦女堅持解放的努力，強調她們也必須為了男人而這樣做。“只有當一半人的奴役狀況和它帶來的整個虛偽體制被消滅時，人類的‘劃分’才會顯示出其真實的意義，人類的夫妻關係才會找到它的真正形式。”
《第二性》並非關於“婦女問題”的蓋棺論定之作，畢竟波伏瓦寫道，“婦女問題一直是男人的問題”，但它標誌著歷史上的一場偉大的啟蒙運動的開始。
當然，偉大的作品也難免有它的時代侷限。波伏瓦對婚姻和母職制度帶有一種偏執的敵意，這是早期女性主義的一個特點。此外，也絕非所有的性別差異都是後天形成的，其中有一些是天生的。新一代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不必把他性作為強加的文化結構予以拒絕，而應將其作為自我認識和表達的來源加以培養，並依此形成批判父權制的基礎。
但是，在波伏瓦之前，從沒有一個女人公開寫過關於她的性別的最親密的秘密，而且寫得如此坦率、如此不加掩飾。其中一個秘密是，一個自由的女人可能拒絕被佔有，但仍無法放棄、或是超越她對被佔有的渴望。波伏瓦寫道：“只要舒適便利的誘惑依然存在”——她指的是浪漫愛情、經濟安全以及來自男人的目的感或地位的誘惑，女人“就需要比男性花費更大的道德努力來選擇獨立之路”。
40年代的海派女作家蘇青曾說：你看！我的每一根筷子、每一隻碗都是我自己掙錢掙來的，但這又有什麼可以驕傲的呢？同為上海日據時期名作家的張愛玲解釋說，作為女人，當然是要獨立（她甚至不無刻薄地把那些為生活而結婚的女人叫作“女結婚員”），但是我仍然願意想象自己是端男人的碗，被他養著，寵溺著。——這就是女人需要抗拒的東西。
最終，閱讀《第二性》的最佳方式，是按照波伏瓦的寫作精神來閱讀：作為對一種真正的希望的深刻而迫切的個人沉思。正如波伏瓦來到今天可能會發現的那樣，對經過了一波又一波女性主義的許多女人來說，這個希望仍然難以實現：在各種意義上成為自己。
沉思是為了行動：女人除了為自己的解放而努力，沒有其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