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用秦，機、雲入洛，一時呼吸風雷，華曜日月，天下奔走而慕豔。事移時易，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聽華亭之鶴唳，豈可得哉”。

李斯的遭遇，充分闡述了什麼叫爬得越高、摔得越慘，對於他這樣的人，史書中有種精準的定義：“才勝德謂之小人”。有才無德的小人，如果遇上了能夠駕馭他的領導，可以做出一番了不起的功績；反之，則會能力越大、危害越大，對所在的社會造成巨大破壞。

李斯就是這種人的代表。在嬴政時期，他能夠成為一統天下的功臣、建設新秩序的規劃師；秦始皇死後，他則搖身一變，墮落成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的奸臣。

我們先梳理下李斯的功績。

不得不說，李斯是個極富才華、能力卓越的人才，他為嬴政、秦國/秦朝做出的貢獻可以按兩個階段予以總結：

秦國統一六國的頭號功臣

。嬴政之所以抓緊兼併六國的步伐，李斯的鼓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

除了精神上的加油助威外，李斯還提供了具體操作手段：

“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拿出大量金銀財寶，在東方六國決策層中尋找帶路黨，裡應外合，削弱、整垮秦國的對手。害死趙國名將李牧的郭開就是典型；

“不肯者，利劍刺之”，對於不願意充當秦國臥底的六國高官，則採取暗殺、定點斬首的恐怖政策。筆者懷疑，近期伊朗屢屢有高官、科學家被清楚，就是借鑑了李斯的損招……

“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軟硬兼施、離間分化各國朝堂後，秦國的虎狼之師浩浩蕩蕩的開拔，各國毫無抵抗之力，如摧枯拉朽般被納入秦帝國的統治之下。

秦國的實力與意志，決定了統一六國的大勢；但行之有效的戰術，則會起到極大的催化、促進作用，李斯的招數雖然陰狠，但卻極富成效，稱得上大功臣。

大一統制度的設計師

。李斯政治才華得以全面體現，主要是在秦滅六國之後這一期間。作為丞相，李斯協助秦始皇制訂並推行了一些列全新的制度，比如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明法令、定律令，對外南征北討……

在我們如今看來，這些政策彷彿顯得水到渠成、沒什麼新意。但咱們這是上帝視角，作為一項千古無人、沒有經驗可供藉藉鑑的全新工程，秦朝推行的政策推翻了以往數百年的傳統，遭受的阻力、質疑可想而知。

以分封制為例，公元前221年，丞相王綰建議，鑑於燕、齊、楚三國距離關中太遠，不便掌控，不如分封皇子前去鎮守。當時身份還是廷尉的李斯據理力爭，最終得到了秦始皇的認可：“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以皇權的力量保證了郡縣制的全面推行。

其實王綰的建議並非不無道理，以當時的交通條件，秦朝廷想要有效控制遠在千里之外、早已習慣自行其是的齊、楚，難度可想而知。後來，楚地首先爆發大起義，更是佐證了這一點；當西漢建立後，劉邦在遠離關中的地區大封藩王，也正是吸取了這份教訓。

但分封制的弊端早已在春秋戰國時期體現的淋漓盡致，即使分封給血緣關係最親近的家人，最終的結果也沒什麼意外，後世的七國之亂、八王之亂就是反面典型。對比之下，更顯得秦始皇、李斯的先見之明實屬難得。

如果李斯的政治生涯到此終結，那可以稱得上接近完美了。然而，從本質上講，李斯是個政治投機者；這就意味著，他的所作所為將受所處環境的左右。

當初他看到老鼠後發表的那番感慨，已經體現了他的這一特徵。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生活在廁所裡的老鼠，只能吃些汙穢之物，每逢有人或狗走來時，就會倉皇落跑；而生在糧倉裡的老鼠，則是吃粟米、住大屋，更不用擔驚受怕。

老鼠是這樣，人也同理。一個人如果長期處在卑賤的地位，只能貧窮困苦、毫無尊嚴；反之，若身居高位，自然能出人頭地、飛黃騰達。

因此，李斯隨後向他的老師荀子說出了心裡話，自己要抓住時機建功立業，改變自己的命運。這也就註定了，他是一個為了功名利祿可以不折手段，沒有原則、沒有底線的現實主義者。

李斯這樣的人，幹好事極其擅長，做壞事也毫不含糊，當初他設計害死韓非子就透露了這一點。在嬴政提供的平臺上，他可以建功立業、位極人臣；而當嬴政死後，他為了保住榮華富貴，更可以毫無底線、壞事做盡。

有人說，李斯之所以擁護胡亥即位，是因為對方也是法家的信徒、跟自己是同道中人。

這屬於以訛傳訛，扶蘇並不是我們誤認為的文弱儒生，而是趙高親口承認的那樣：“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何況在身份上來說，他還是李斯的女婿。

一朝天子一朝臣，李斯的擔心僅僅是權力變更而已。任何新君即位，都會按照自己的執政理念提拔親信，這是穩固權位的現實需要。與蒙恬相比，在口碑、能力、戰功以及與扶蘇的親密關係方面，李斯都處於下風，趙高正是敏銳抓住了這一點，說動李斯背叛秦始皇、轉而支援胡亥，從而保住今後的權位。

但李斯顯然高估了自己的能耐，他並沒有力挽狂瀾的能力，也沒有四面逢源的水平；在任人唯親的胡亥時代，李斯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在大澤鄉起義爆發後，他更是把自己的利己主義嘴臉體現得淋漓盡致。

天下大亂，自然要問責宰輔；而面對秦二世的斥責，李斯出於“重爵祿”（看重自己的爵位俸祿）的考慮，不但沒有提出有針對性的辦法，反而投秦二世所好，上書一封，洋洋灑灑、博古論今，引用、曲解法家先驅申不害、韓非子的觀點，主張加強嚴刑峻法，來懲治、威嚇那些“刁民”。

看到這封上書，胡亥確實高興了：“書奏，二世悅”；但大秦王朝也徹底完了，“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連秦朝的核心地區關中也人心惶惶、離心離德。這個時候，即使有十個章邯，也挽救不了秦帝國。

成也李斯、敗也李斯，這證明了一個道理：在一定情況下，伯樂往往比千里馬更加重要。

“別把平臺當能力”，用來形容李斯無比貼切；他的成功，源於遇到了賞識、重用他的君主；他的失敗，則是在失去伯樂後，為了保住利益隨波逐流，最終玩火自焚。

回到開頭筆者寫的那句話：假如在秦始皇駕崩之前，李斯先行因病去世，那就極有可能留下“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的美名，以“大一統王朝規劃師”的光輝形象流傳於世。當然，如果能死於六國貴族暗殺，那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