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歷史中曲折與屈辱是韓國電影創作的現實源泉，分裂—複合—分裂的社會形態和反壓迫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韓國電影的不斷髮展的內在動力，並且在美國好萊塢電影創作風潮的影響下，韓國電影獨立創作和自由表達的整體意識不斷增強。

總的來說，韓國“真實事件改編電影”的發展離不開韓國社會直接的現實需求，商業利益的驅動、政府政策的支援以及韓國本土電影產業的完善。

觀眾巨大的文化消費需求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在1988年舉辦漢城奧運會以後，韓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逐漸穩固，社會財富開始向中產階層積累，社會新興中產階層迅速崛起，併成為韓國社會的中流砥柱。

這群新興的中產階層在有著較強的文化產品消費習慣，並且伴隨著大眾文化的盛行，報紙，廣播，電視的普及，人們對於新興事物的接受度也越來越高。

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與歐美國家經濟聯絡緊密的韓國也受到波及，開始在國內尋求新的經濟發展點，文化產業成了重點發展物件。

韓國金大中將“電影=經濟”，這直接導致韓國文化產業在短短十幾年間異軍突起，韓國《中央日報》報道，2013年韓國人均觀影次數達到4。12次/人，位居全世界平均人均觀影次數第一。

美國（3。88次）、澳大利亞（3。75次）、法國（3。44次）分別位居第二至第四，而韓國總人口才剛過5000萬。

世界範圍內，韓國不僅是文化輸出強國，同時本國國民對於的文化產品的消費水平同樣居高不下。

強烈的社會文化消費需求帶來了韓國各種文化產品生產數量的高增長。在電影消費方面，觀眾對電影的“質量”也有更高的要求。觀眾口味越來越獨特，對於電影的追求不僅僅停留在視覺刺激的層面。

“真實事件改編電影”因為其生產創作的特殊性，尤其是融入了韓國民族文化歷史，甚至有人將其稱為韓國民族電影，因而格外受到韓國本土觀眾的追捧。

“真實事件改編電影”將鏡頭對準歷史遺留問題，底層現實問題並且也對韓國近代以來取得的光榮成績加以讚揚歌頌，有笑有淚，有光明面也有陰暗面，既理性也感性，這與韓國觀眾的消費心理不謀而合。

政府有力的政策支援

在政策上，韓國電影市場有反壟斷法和銀幕配額。

根據韓國法律，每個影廳每年必須有一定天數（目前為72天）專門放映韓國電影，這是韓國電影生產的基礎保證。

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金大中執政時期，就推出了“3S政策”，即“銀屏、性、體育”，韓國政府很早就意識到電影在文化產業勃興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電影政策制定的完善與否直接影響到電影產業的發展快慢，韓國政府在明白這一點後，開始制定各種政策支援和保護本土電影產業的發展。

1966年，韓國政府開始實行電影配額制，是韓國政府為保護國內電影市場不受外部電影衝擊，尤其是好萊塢商業電影，而實施的國家電影保護政策。

具體要求是所有韓國地方註冊的電影院，全年所有放映廳必須放映146天以上的本土電影。

1986年韓國政府開放了對國外進口電影的政策約束，1987年韓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美國打著“文化自由”的口號，要求韓國政府取消電影配額制度，多引進外國優秀影片。

韓國相關電影人得知這一訊息後，決定以“剃光頭”的形式，抵制美國這一不合理要求，堅持要求政府維持現有政策，以示威的方式保護韓國電影業。

在“我們不會在熒幕配額制度上讓步”的口號下，發起了“光頭運動”。電影人還成立了“堅持熒幕配額制度的委員會”，認為韓國電影每年必須上映106天以上，熒幕配額制度是推動韓國本土電影發展的生命線。

在內外雙方的重壓與衝擊下，韓國政府最終決定保留電影配額政策。2000年，韓國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將社會資金往文化產業上引導，開放了的風險投資迅速進入電影行業。

2002年韓國政府重新修訂《電影振興法》，將原來的電影四個分類等級擴大到五個，增加了“限制上映級別”，並設立了新的“限制上映影院”。

這些貼合實際且合理的法律政策，保證了韓國電影產業的基本發展，保持了其市場開放的有效性，促進了韓國電影的繁榮。

2003年，盧玄武提出了振興電影的五年計劃，韓國電影發展進入快速增長期。

2006年，韓國政府不再對外國電影的上映數量進行限制，根據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報道，這之後韓國本土電影市場份額雖然略有下降，但是總體依舊高於50%，韓國電影製作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不降反升。

新世紀以來韓國電影業在不斷地昂揚向上發展，並逐漸在世界電影版圖中鞏固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

而“真實事件改編電影”之所以能夠在韓國本土燃起創作烈焰，離不開國家和社會的支援和幫助。

早期的限制性政策對於初生的韓國電影產業無疑是強有力的保護傘，它使得韓國電影有了基本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同時現在我們談及韓國電影，經常會聯想到“忠武路”，一條位於韓國首爾的街道，包含了鍾路區的慄谷路一直到鄰近明洞的退溪路。

它被譽為韓國的“好萊塢”，這裡催生了一大批的優秀電影導演，如奉俊昊、金基德、樸贊鬱、姜帝圭、柳承莞、崔東勳、李滄東以及許多韓國優秀電影演員。

宋康昊、宋景求、崔岷植、金允石、河正宇、黃政民、張東健、柳承東，創作了數以百計的優秀韓國電影，其中不乏聞名世界的奧斯卡獲獎作品。

“忠武路”的誕生同樣離不開韓國政府的土地政策支援，當時的“忠武路”地價極低，為了吸引優秀的電影企業和投資人，政府有意識地設定了稅收以及各種電影創作的補貼政策。

而當本土電影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產業條件和市場條件逐漸成熟後，韓國政府的電影政策則更加地開放和包容，並有意識地將韓國電影推向了國門之外，參與到世界電影市場的競爭中，並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吸收外部電影生產創作的優秀經驗，茁壯成長。

而政府則在背後對電影產業的技術創新以及研發提供政策和資金支援，比如稅收減免政策，這些相關制度的出臺，不斷推動著韓國電影的不斷髮展。

電影產業的迅猛發展

自1919年韓國第一部公映的電影《正義的復仇》，到1970年韓國電影產業開始振興，再到2020年韓國電影受到全世界關注，韓國電影的發展雖然晚，但是卻電影產業整體卻一直保持著較高水平。

20世紀70年代，韓國電影產業發展面臨著國內電影市場生存壓力和外部國際市場衝擊壓力兩重考驗，首先是如何保住本土電影市場，創作出具有韓國民族特色的本土電影來穩固自己本國的電影受眾，再者是面對好萊塢商業電影浪潮的衝擊，如何在競爭中不敗下陣來。

為此韓國電影產業開始了現代化轉型，首先是電影創作觀念上，開始有意識地向西方電影中的民主、自由、法治、公平等價值觀靠攏，這同時也是韓國本土民眾所一直渴望的元素。

再者，積極的借鑑好萊塢的電影生產創作模式，在單個電影的在資金投入，人才引進，特技效果，電影場面上都有了明顯提升，整個電影產業鏈也不斷的完善，從製作，拍攝、市場運作（發行）上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閉環，並且開始有意識地開放電影產業周邊的相關服務和內容。

20世紀80年代後期，韓國影音視聽市場繼續擴大，電影產業開始異軍突起。20世紀90年代，以三星為代表的韓國大型財閥，開始注資電影產業，然而商業資本投資往往趨利。

在早期為了吸引眼球，拍攝了很多暴力、低俗的電影，投資者和電影人沒有很好地平衡電影商業利益與藝術追求的平衡，大量的爛俗電影充斥熒屏，韓國本土觀眾很快就不再買賬。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來襲，韓國經濟急轉直下，無奈的韓國電影人，尤其是一些新生代電影人，開始重新尋求與資本的合作。

在吸取過去的教訓之後，這一次電影產業和金融資本的融合開始變得專業而又高效。“電影合夥人由製作人（電影人）、投資人（資本持有人，主要由大型企業和投資公司組成）和市場經營者組成。”

此外，這一制度不僅明確了分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三方能夠分擔風險，因為劇本的創作和選擇、電影製作團隊的配備、市場運作模式都不是一家獨大，需要由多方一起商議決定，各方在電影生產製作和上映播出中都有充分的話語權。

這種合作模式也使得韓國電影兼顧了電影的藝術和商業追求，所以大多數韓國電影既能具有很好的視覺觀賞性，同時又兼具較高的敘事流暢性。

而當一部優秀的電影作品誕生後，韓國的其他導演可以很好借鑑和學習經典作品，因為之前的電影創作大都不成系統，主要是一些電影小公司以小作坊的形式來製作播出，這種成熟的電影生產製作模式有效地提升整個電影行業的製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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