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我們提及陶淵明，多半會認為這是一位優秀的詩人。而在陶淵明生活的時代，他的名氣多半來自其隱士身份，其平淡自然的詩風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當時詩壇上盛行的是絢爛繁複、辭藻華豔的文風。即便在陶淵明身後很長一段時間，維持他名氣的依然是隱逸精神與淡泊品格，其詩名往往作為附庸被提及。

比如，同時代的劉勰寫文學理論著作《文心雕龍》，對陶淵明隻字未提；鍾嶸雖然欣賞陶淵明的為人，但在他的《詩品》中把陶淵明的詩歌列為中品。到了唐代，人們大多注意的仍然是其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人格以及安於田園的隱逸精神。

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尷尬地位直到北宋，才發生重大改變。隨著北宋文人對陶淵明的不斷研究與挖掘，陶淵明詩歌的光彩逐漸顯露並且深受歡迎。對此作出重大貢獻的是陶淵明在宋代的頭號粉絲，蘇軾。從陶淵明的時代到蘇軾在北宋詩壇上形成不可阻擋的影響力，已經過去了500多年。

陶淵明詩風的平淡自然在北宋詩人那裡得到承認並推崇，並不是一個偶然。

首先，陶淵明思想的複雜性與北宋文人思想成熟性。

朱光潛先生認為：“淵明是一位絕頂聰明之人，卻不是一個拘守系統的思想家或宗教信徒，他讀各家的書，和各人物接觸，在於無形中受他們的影響，像蜂兒採花釀蜜，把所吸收來的不同的東西融會成他的整個心靈，在這個心靈中我們可以發現儒家的成分，也可以發現道家的成分，不見得有所謂內外之分，尤其不見得淵明有總要做儒家或道家。”（《詩論》）

陶淵明的思想體系中都有什麼思想呢？陶淵明所處的晉末宋初之際，是一個政治黑暗、時局動盪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多元思想相互碰撞交流的時代，釋、儒、道三家思想彼此交融，這一時期的文人普遍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正如宗白華先生曾指出：“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美學散步》）而陶淵明，正是把各家思想都能夠融會貫通的一個人。

在北宋，思想界同樣是儒、釋、道三教合一。而複雜的思想環境對文士的價值觀形成影響：儒家鼓勵人積極入世，救濟蒼生，但現實中難免會遇到種種挫折，這時道家思想往往可以作為一種調劑。道家提倡順應自然、清淨無為，如果政治理想難以實現，那麼避世歸隱也不失為一條道路。此外，佛家禪宗推崇的隨緣任運，幫助人化解入世與避世的糾結。

這些觀念相互配合，使得文人思想相當成熟，他們得以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不同的人生際遇中調整心態。在許多北宋文人的價值觀中，生命的意義不僅在於建功立業、功成名就，獲得內心的適意與滿足亦是重要的修行。

相同的思想文化背景，是北宋文人認同陶淵明其人其詩的基礎。

其次，重新發現陶詩的好處是出於宋代詩人在宋初三體（即白體、西昆體、晚唐體）之後的對詩歌新典範的探討。

正如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辨》中分析北宋初期詩壇：“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法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

簡單註解一下，嚴羽總結的北宋初期本朝沿襲唐人詩的有：王禹偁學白居易，楊億、劉筠學李商隱，盛度學韋應物，歐陽修學韓愈古詩，梅堯臣學唐人平淡的詩風。到了蘇軾、黃庭堅才有自己作詩的法式，學唐人的詩風就變了。

北宋初期，詩歌創作限於困境，無論題材還是格局，都難以擺脫唐詩的影子，“白體詩”“晚唐體”“西昆體”三種詩體相繼出現。

白體以李昉，徐鉉等人為代表，他們以白居易為師，但是他們主要模仿的是白居易與元稹等人唱合的近體詩，內容上多表現閒適生活，風格淺切清雅，卻也往往淺陋粗鄙、缺乏詩味。白體詩人比較突出的是上文嚴羽提到的王禹偁。王禹偁追隨白居易和杜甫詩，“始為古雅簡淡之作”，初步顯露出對平淡詩美的追求，但並沒有形成有力的影響。

晚唐體以九僧，林逋等人為代表，他們效仿賈島、姚合，多用白描手法寫山林景色和隱逸生活，重五律、字斟句酌，詩風清苦。晚唐體詩人在語言上頗具造詣，但總體而言，他們的詩歌大多形式呆板、缺乏新意，對於意象的描寫過於單調，脫離不開山、水、風、雲、竹、石、花、草之類字眼。以林逋成就可圈可點。

西昆體因詩集《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代表詩人有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他們學習李商隱，辭藻華麗、對仗工穩、講究用典，呈現出整飭典麗的藝術特色。

毫無疑問，“宋初三體”都是缺乏創新精神的，其中以“西昆體”的影響最大。“西昆體”的詩人多師法李商隱，但是，一來他們沒有像李商隱那麼高的才氣，二來也沒有像李商隱那麼真摯的感情，因此詩歌創作浮於表面。結果就是片面追求詩文的辭藻聲律，一方面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另一方面作為個人的娛樂消遣，相互之間酬唱贈答。西昆體雖然在藝術形式上取得不小成就，但太過強呼叫典且詩歌中充斥著華麗的辭藻，晦澀難懂、脫離實際。

後來的詩文革新運動正是把主要目標指向了“西昆體”。晚唐五代以來頹靡文風對北宋社會產生非常消極的影響，加上新王朝建立之後急需與之相符的文學來鞏固政權，所以一場以砥礪士風、反對浮靡文風的詩文革新運動在北宋展開了。梅堯臣、歐陽修等參與並領導了此次革新運動，並且取得了不錯的迴響。他們力求寫作與西昆體綺麗風格截然相反的詩歌，追求一種自然平淡的詩美。

首開宋詩“平淡”風氣的是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今屬安徽）人，古時宣州稱宛陵，故世稱宛陵先生。】還是要再次強調一下，梅堯臣作詩風格多樣，只是“平淡”之風是他首次提出的，並且推動宋詩朝著“平淡”方向發展。所以後來習慣上說梅堯臣詩歌主導風格為“平淡”。梅堯臣主張“因吟適性情，稍欲到平淡”“方聞理平淡，昏曉在淵明”（《答中道小疾見寄》），學習陶淵明的平淡藝術。（具體來說，梅堯臣也“學唐人平淡處”，如王維、韋應物等唐代山水田園派詩人的詩風同樣是梅堯臣汲取的養料，他的平淡詩學內涵是比較豐富的。）

而歐陽修作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成功的奠基人，對這種平淡化的審美傾向起到了更重要作用。畢竟歐陽修作為科舉考試主考官，他有“權力”肯定這種文風並且有足夠的話語權讓年輕人認為他所推行的就是好的，當士子們沿襲尚險怪晦澀的“太學體”行文時，主持科舉的歐陽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場屋之習，從是遂改”。（《宋史·歐陽修傳》）

陶淵明作詩繼承《詩經》寫實性抒情傳統以及漢樂府詩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詩歌中充滿了他對現實人生的思考與感悟，他以日常生活入詩，傳達出他熾熱而真摯的思想感情。陶淵明坦坦蕩蕩，透過詩歌將自己的生活、旨趣、志向、性格、思想、情感全都表現出來。宋詩的日常化、理趣等都可顯示出陶詩的影響。試看：“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題西林壁》“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蘇軾《被酒獨行遍至子云威徽四黎之舍》）“矮紙斜行閒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陸游《臨安春雨初霽》） ；“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王安石《半山春晚即事》）；“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朱熹《春日有感》）【科學地說，北宋詩可以說主導詩風就是平淡，南宋因為國家形勢等問題影響到詩風，南宋詩除了平淡，還有其他特徵。故而這裡舉的例子也有南宋詩人的。】

再者，失意與淡泊——宋人作詩的需要。

趙宋在立國之初便確立了重文輕武的政策，並且擴大了科舉取士規模，文人生存環境的優越使得北宋文人有一種從容悠閒的態度。而隨著慶曆革新的失敗，朝堂上黨爭越來越激烈，詩文也成為不同黨派排除異己、黨同伐異的一個重要武器。文人們開始對人生價值重新思考，淡泊與自省等情緒開始湧現。

可以說，官場失意是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常態，由此導致他們自覺尋求一種超脫的方式，來化解仕途上的苦悶與鬱結。固守窮節、在田園安身立命的陶淵明出現在他們的視野中，成為了他們的精神上的“同類”。

陶淵明作為傳統知識分子難以避免受到儒家積極入世的政治理想的影響，加之先祖的顯赫功績的榜樣在前，陶淵明早年心中對於建功立業是有渴望的；但是現實卻沒有施展抱負的空間，一旦站錯隊不僅身家性命不保，甚至給民眾帶來巨大災難。他的一生曾經反覆出仕與歸隱，直到辭去彭澤令後才徹底堅定了歸隱之心。《歸去來兮辭》正是他安身田園的宣言書。

恰如袁行霈先生所說：“陶淵明雖然是一個本性恬靜的人，但畢竟也像封建時代許多士大夫一樣，懷有建功立業大濟蒼生的壯志。在晉末政治最動盪的時期，他自願投身於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作了幾番嘗試，知道已不可為，才毅然歸隱。”（《陶淵明研究》）

王安石變法時，蘇軾認為新法太過激進，對百姓不利，反對變法，遭到新黨排斤；被貶在任地方官期間，蘇軾察覺到新法的一些優點，為王安石說話，得罪了舊黨。因而，蘇軾後半生被一貶再貶。“烏臺詩案”以後，蘇軾開始深刻反省自身，並且開始產生了一種陶淵明情結。59歲蘇軾又被貶到嶺南，對命運的榮枯盛衰、反覆無常有了透徹的認識，回覆到一種安穩寧靜的生活狀態，因此對陶淵明其人其詩更加神往。

“獨好淵明之詩”的蘇東坡，寫下不少“和陶詩”，同時，還提出“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的詩學觀念。在詩歌創作上對“平淡”“自然”都有了相應的實踐。蘇軾的一些和陶詩，確有陶詩遺風，如“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早知農圃樂，豈有非意幹”（《和陶西田獲早稻》）；“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伕尋老木，童子引清泉。”（《歸去來集字十首》其一）

袁行霈先生說：“蘇軾和陶詩在當時就引起了廣泛的注意，甚至可以說帶給詩壇一陣興奮，從此和陶遂成為延續不斷的一種風氣。蘇軾確有開創之功。”可以說，蘇軾不餘遺力地將陶詩的美學觀念推向了巔峰。受其影響，蘇轍、陳師道、晁補之、張耒等詩人進而學陶並留下大量和陶之作。

當然，詩學觀念成熟以後，蘇軾晚年詩歌創作以“和陶詩”為主，同時兼具對自然山水、生活事物、人文風物的吟詠，如《和陶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一中：

城東兩黎子，室邇人自遠。呼我釣其池，人魚兩忘返。

來到海南的蘇軾以欣然的心態對待生活，與兩位黎氏兄弟做朋友一起垂釣遊樂。字裡行間都露出平和而滿足的思緒，更是與陶淵明進行了一場心靈的對話。

類似這樣的詩同樣表現出“平淡”詩美並對詩壇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北宋文人在詩歌創作中開始自覺不自覺地追求平淡之美並尊“平淡”為最高的審美思想，這平淡後來超越了陶淵明的自然質樸，更有“平淡而山高水深”之韻（黃庭堅《與王觀復書》）。“平淡”融入了他們的血液與生命之中。

另外，宋詩這種平淡與平民化審美趨向也有關係。

魏晉及隋唐五代以後後，門閥制度到北宋已然不復存在，魏晉名士崇尚的那一種“高雅”風氣不斷消失。為鞏固政權，北宋統治者開始大力推行相對公平的科舉制度，不問出身選拔人才。中下層士人知識分子透過科舉制度得以進入政權機構、文化機構，這種知識分子的結構就決定文壇上清新平淡、質樸自然的文風更易得到接受並廣泛流行。

當然，提及宋詩，我們無法避免談到宋人有意對唐詩的陌生化，有意追求與唐詩不同。這種平淡可不就是對唐詩的背離嗎？並且形成了和唐詩雙峰並峙的詩美觀。錢鍾書先生認為 ：“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風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談藝錄》）錢志熙先生在（《陶文鵬說宋詩·序》）中指出 ：“如果說唐詩的藝術創造是常，宋詩則重於反常，但反常而能合道，與唐詩體現了同樣的創造規律，是宋詩對唐詩藝術的一個推進。”

總之，宋代詩人選擇了陶淵明那一種平淡的詩風並且糅進時代特色，不僅使宋詩在藝術上開拓出新的藝術空間，而且也讓陶詩風煥發出新的光彩。從此之後，當人們提起陶淵明，會更加認可他的詩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