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是轟轟烈烈地活著，還是平平淡淡過一生這個問題上，『佛系』青年李誕思考問題的方式是：世界不是電池，沒有絕對的兩極，他選擇『中道』地活著。

『中道』是佛祖的智慧。李誕接受了它，並用來書寫無常和抵抗意義。

比如他說：災難與正當、快樂的生活並沒有什不同，都是無常。哭就哭、笑就笑，感動就感動，問責就問責，能幫忙就幫忙。生活無常繼續。輕鬆使人成真。

比如他說：宇宙是震動的幻想，所謂命運是沒有規律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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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吐槽大會》第一季剛出場的時候，李誕並沒有那麼遊刃有餘。

夾坐在西裝革履的明星之間，他沒什麼名氣，別緻地染著一頭紅髮，穿著吊襠褲，像一個剛從朋克現場宿醉過來的年輕人。

哪怕他講段子的時候，他的四肢和五官中也沒能爆發什麼驚人能量。我們知道講笑話的時候，飽滿的情緒和表情可以把一個本不好笑的東西演繹成精彩，但李誕不，他說話的樣子像踩在一團棉花上，鬆弛的不行。

他的機靈都在文字裡。

隨著《吐槽大會》的收視率不斷攀升，李誕也從“頭髮比人紅”到“人比頭髮紅”。

只要李誕一出場，現場一定會爆發熱烈的掌聲，他掌握了更多舞臺表演的技巧，會在段子中間稍作停頓，會等掌聲，會在上臺時從容地喊出“大家好我是李誕！”

從一個愛喝酒的內蒙古廠礦子弟到聚光燈下的明星，李誕完成了自己的『社會化』。

他將“讓所有人笑”奉為自己的使命，他對自己的定位是“藝人”。

但更早的時候，李誕還不是這樣子。他也寫詩寫小說，讀米蘭·昆德拉，聽張楚和扭曲的機器。他喝三塊錢一罐的啤酒，聽著西伯利亞刮過來的大風，覺得人生沒有意思。

那時候他還是許知遠筆下“憂傷的年輕人”。但現在不是了，李誕說自己為別人而活，只想讓大家發笑，只想活得膚淺、流於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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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誕喜歡說自己膚淺，但事實並不完全如此。

在最新一期的《十三邀》中，李誕看起來嬉皮笑臉，用玩笑消解許知遠的一個個發問，甚至還針對許知遠的古板和封閉吐槽回去。

但我們都看得出來，他一點也不淺薄。

許知遠問他：笑真的那麼重要嗎？笑只是在某些時代比較重要罷了。

李誕反問說：那什麼時代笑不重要？”

許知遠愣了愣。

許知遠想說的也許是，前進的年代裡我們可以歡聲笑語，但在當下這個人文精神匱乏如沙漠般的社會里，我們需要用沉默的力量抵抗颶風。

但是，作為曾經的文藝青年李誕，真正知道，表面的喧譁下，其實是眾生皆苦的真相。

任何時代都沒有什麼不同，我們這個時代也是如此。在佛祖的世界觀裡，沒有對立和對錯。

李誕欣賞庫斯圖裡卡。這個南斯拉夫導演，自己的祖國都四分五裂了，他比誰都更有資本苦大仇深、憤怒傷感。他偏不，他偏要在《地下》裡，用戲謔荒謬的手法拍南斯拉夫五十年的歷史。

表露深刻，又消解深刻。這才是李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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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笑場》的自序裡，李誕說：我一直以來是個沮喪的人，認為人生沒有絲毫意義，夢幻泡影。近來緣巧合獲得一點兒開悟，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人生確實沒有意義，但人生有美。

夢幻泡影嘛，本來就是美的。

像是迷茫頹廢過後的大徹大悟。

既然人生不過是虛妄和幻想，既然每個時代都是一個德性，既然最後大家都得死，所以“開心點吧朋友，人間不值得”。

像極了馬東之前在《奇葩說》說的那句話：這個世界不會更好，也不會更壞了，這個世界從成為世界的那一天開始，就和今天一模一樣。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馬東和李誕都不約而同稱許知遠為年輕人，樂觀主義者。

對世界發出質疑和反抗，是年輕人才會做的事。許知遠是很愛這個世界的，愛之深，才會責之切。許知遠也自知身上知識分子的重擔，他說自己享樂，但從不吝批評。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反叛這件事本身，是有門檻的。

李誕很尖銳地指出一個事實：大部分說著“反抗世界”的年輕人，其實只是在給自己的無所事事找藉口。享受憂傷、底色悲涼，都是一種自我感動，這種情緒對於這個世界並沒有價值。

擺姿態是很容易的，但前往理想的道路卻是一個修羅場，一個理想主義的人要有成為時代殉道者的心理準備。

正如他所說：我不愛聊理想，理想什麼的，很快就煙消雲散了。大部分人口中的理想，也正如他所言，消失的比天上的飛機雲更快。

許知遠很好，但是我們都知道，自己成不了許知遠。與之相比，李誕的戲謔嘲諷、佛系和喪，更加容易讓我們這些在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中苦苦掙扎的普通人產生共鳴。

我們很容易能從李誕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幾支搖滾樂隊、一些主流之外的作家、深夜的啤酒、吉他和夢想，就能構成同一出迷茫糾結的青春。

而他的回答與改變，則更融入了每個人的心底：有苦說不出，最後都化作一句想掙錢。

我為什麼不覺得李誕世俗、虛無、甚至是犬儒主義？

一方面，或許是他的誠實，比如他說自己有時候會感覺到不正義，尤其是看到有人還在堅持的時候。

另一方面，我覺得有些堅守的價值，並不用說出來。喜歡月亮的人，是不會說出野心願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