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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性擴大”:北方遊牧民族歷史演進規律再認識

中國歷史輝煌上下五千餘年,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再完成到封建社會的過渡,中原漢族一直站在主流區域。無論是秦朝的新紀元,還是漢朝的大一統,甚至後續的隋唐盛世,都是漢族在中原地區大刀闊斧,大展輝煌。

但中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並不是一個民族所能實現的,除去佔據主要位置的漢族以外,還有許多的少數民族,同樣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漫長的歷史河流之中,也曾有他們的閃光點,比如在西晉末年,來自北方的少數民族就曾內遷中原,建立政權。

在之後的宋朝,由於中原地區並未實現統一,北方各處的遊牧民族更加具備主動權,先後建立起了國家。尤其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更是實現了中原地區的統一,從少數民族的演進規律來看,“共同性”的擴大,是其發展的普遍規律。

“共同性擴大”:北方遊牧民族歷史演進規律再認識

一、早年的華夷對立與共同性的雛形

1.少數民族與中原最早的差異與對立

其實北方遊牧民族在最初的時候和中原漢族是存在較多差異的,最早的中原地區,除了偶發的水旱災害之外,基本沒有什麼大的困難,處於這種地區的漢族很容易建築起賴以生存的部落根基推動生產發展,首先,居住地是穩定的。

北方的遊牧民族則不同,相比於中原安穩的環境,處於邊遠大漠的他們面臨的生存問題更加嚴重,由於地勢上一馬平川,沒有山脈的阻隔,更容易出現風災,這種迅捷的自然災害註定少數民族難以形成安定的居所。

北方的廣大遊牧民族為了對抗頻發的自然災害,只能選擇更加簡易的部落建築。由於製造簡單,成本低廉,在遭到災害破壞之後可迅速再建。

只不過這種生活方式存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那些頻繁遷移的少數民族,沒有像中原那樣穩定的社會發展根基,所以發展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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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兩者發展演進的第二大差異,就是生產方面。

中原地區主要以農耕文明為主,主要以種植業為主要社會資源創造者,並且在後續的社會演進之中學會了糧食的儲藏和儲存,這種方法的習得導致和北方遊牧民族的差異進一步擴大。

相比於中原穩定的農耕,北方遊牧地區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土壤條件註定難以出現固定的農業形式。尤其是冬季的嚴寒,乃是當地農耕的第一大敵人,基於生活需要,他們開始以狩獵為主,但無論是獵物的數量還是肉食的儲存都很難實現迴圈。

這種對生產生活資料的缺乏迫使遊牧民族不得不多次更換居住地,尋找更優秀的環境,這就導致了遷移頻率的進一步增加。

長時間無固定居所,讓北方遊牧民族在歷史的演進之中,和中原的差距越來越大,中原人對少數民族的抗拒感也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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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華夷之分與走向共同的最初雛形

中原對北方遊牧民族的抗拒感一直持續到了奴隸制社會建立。在西周時期,針對兩者的差別,提出了“華夷之分”。

華即是指生活在中原地區的漢朝,夷,則是北方遊牧民族的統稱,後續也將這種仍處於遷移和狩獵中的北方少數民族,稱為“蠻夷”或“胡虜”。

當時的西周王室就已經對他們產生了歧視,這一點從西周實行的分封制就可以看出,自上而下週天子為最大,諸侯次之,連最底層的平民都在分封體制內,唯獨少數民族沒有名號和階級,雖然不被承認,但並不代表不管轄。

根據西周當時的律例,有分封於邊疆地區的諸侯王負責管理下轄的少數民族,所需繳納的賦稅涵蓋在諸侯所需繳納的賦稅之中,這是對少數民族的壓迫,也是北方遊牧與中原漢族共同性出現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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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之後,東周分裂為春秋和戰國兩大部分,無論是春秋五霸還是戰國七雄,都是由此前西周的諸侯王組成。北方的遊牧民族自然是下轄在其中,這些國家之間時常爆發兼併戰爭,為了不被消滅,只能不斷增強自己。

於是戰國時期的許多國家先後都進行了改革,其中趙國的“胡服騎射”是對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的第一次肯定,他主張學習北方遊牧民族的作戰方式和騎射技術,甚至是穿著,這是遊牧民族歷史演進過程中第一次向漢族靠攏,也是雙方“共同性”的最早雛形。

在這件事情以後,中原社會中分崩離析的,不僅是周王室的統治,還有當時提出的“華夷分制”觀念,因為胡服騎射改革的成功,轉變了多數人抗拒有遊牧民族的傳統觀念,這是“華夷”歷史中共同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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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桎梏打破後愈發明顯的“共同性”趨勢

1.漢魏體制下的共同性演進

繼春秋戰國之後,秦始皇完成了統一,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建立,問題是天下雖然中原合歸一統,但北方遊牧民族依然與之地區對立,比如秦始皇曾修建長城抵禦所謂的匈奴,甚至還派遣蒙恬遠赴大漠作戰。

這種民族之間的對立,直到漢朝時期才出現解決的趨勢,雖然在西漢初年也曾發生過多次對匈奴的戰爭,但並非一打到底。漢宣帝時期,曾與少數民族進行了和親,這是繼秦朝之後中原與北方遊牧民族的第一次交流。

由於匈奴單于地區發生分裂,遊牧民族出現了南北對峙,漢朝趁此機會與其進行了和親,這次和親不但緩和了漢朝的民族關係,更重要的是,和親的舉行代表雙方往來的開始貿易、交流、文化傳播等都得到了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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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對於北方遊牧民族來說,是和外來文化的第一次接觸,和親是雙方歷史演進中共同性的開始,而後續頻繁的交流,則是對這種共同性的不斷提高和加深。

到了魏晉時期,這種共同性進一步擴大,五胡十六國局面的出現代表著北方遊牧民族歷史的進一步發展。他們不再拘泥於原本艱苦的生活環境,開始嚮往中原更加優厚的生活條件,於是趁中原西晉王朝的混亂之際,趁機內遷,在廣大的北方地區建立政權。

這是少數民族歷史發展中的又一個節點,“主動認同”。他們入住中原的第二個目的,就是對中原文化的認同,北方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五胡先後開始學習漢族的先進文化,制度,以及習俗,這是少數民族發展史上“政治共同性”的出現。

最典型的就是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權”,孝文帝的漢政策化代表著少數民族和中原政權在政治文化上走向同一,因為孝文帝所趨同的,不僅是官僚,姓氏,甚至還有文化,風俗和教育,這種多方面的趨同是共同性的進一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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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宋體制後的經濟共同性

唐宋時期,是北方遊牧民族歷史演變之中的另外一大閃光點,也是“共同性”在另一個方面的體現,那就是經濟。唐朝時期針對北方遊牧民族的政策依然以和親為主,但相比漢朝擁有更強的主動性,和親的同時帶動了經濟的發展。

到了宋朝,依然出現了少數民族政權並立的狀態,只不過相比於之前,宋朝時期的北方遊牧民族更加強大,與其說是成吉思汗的英明統治,不如理解為北方少數民族歷史演進中的必然成果。

早年的五胡內遷,造就了政治制度的最佳化,而宋朝的政權並立,則是北方民族經濟共同化的良好契機。因為只要多個政權同時存在,就註定會發生爭端和鬥爭,當時中原地區有宋,金,遼,而北方的遊牧民族,則是強大的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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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在成吉思汗的領導之下實現了統一,隨後開始了統一中原的戰爭,具體方法就是和宋朝合作,借道攻打金國。這一次對金的戰爭,讓蒙古看到了宋朝先進的經濟模式,雖然他在作戰能力上不敢恭維,但經濟的發展是有目共睹的。

早年北宋時期經歷“靖康之恥”這樣的大劫難之後,依然可以實現經濟的迅速恢復,甚至在第二年就在南方重新建立宋朝,僅這一點就足以說明中原王朝的先進經濟模式和制度,也是蒙古這個少數民族政權最看重的地方。

所以在元朝建立之後,對原本宋朝的經濟模式幾乎是全盤接受,入主中原以來,元朝幾乎擱置了原來蒙古幾乎所有的牛羊畜牧經濟模式,開始著手融合宋朝的冶煉,手工等生產方式,並創造出了巨大的社會利益,這是北方民族歷史演進中經濟同一化的重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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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從整體上來看,北方少數民族的歷史演進是從排斥逐漸走向融合和認同,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原始社會開始的分歧,到魏晉唐宋時期的逐漸融合,走向共同化。

這種共同化在元朝時期是最好的體現,這時的共同化是政治和經濟的多方面融合,總之,北方遊牧民族的演進歷史,就是我國漢族與少數民族從排斥走向融合的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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