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出沉悶無聊的獨幕劇，卓別林早就勸卡諾不要把它排為主打戲。我們的戲目裡還有其他有趣得多的獨幕劇，比如：《溜冰》、《漂亮竊賊》、《郵局》和《議員珀金斯先生》等，那些戲美國觀眾看了會感興趣的。但是卡諾老是那樣倔強。

在外國演出遭到失敗，別的姑且不談，那情形至少是令人沮喪的。每天晚上演出的都是我們那些熱情洋溢、妙趣橫生的英國喜劇，但面對著的卻是一些冷漠沉默的觀眾，那確是令人難堪的。我們就像是一夥逃犯似的在戲院裡偷偷地走進走出。接連著六個星期，我們一直忍受著那種羞辱。其他戲班的演員都躲開了我們，好像我們害了瘟病似的。我們聚集在條幕後面，準備繼續演下一場時，都垂頭喪氣，含羞帶愧，那情形就像是要排列好了等候著槍斃一樣。

卓別林受到這種冷遇，感到很孤獨，但幸虧是卓別林獨個兒住開了。這樣我的自卑感至少可以不致於影響了其他的人。白天裡，卓別林總是沿著那些漫長得沒有盡頭、不知道會把我引到哪兒去的大街散步，到動物園、公園、水族館和博物館裡去解悶。

自從我們的戲演砸了以後，卓別林就覺得紐約非常可怕：它那些建築物太高了，它那物競天擇的氣氛壓倒了我們。看來五馬路上那些華麗的房屋並不是什麼住宅，而是一些表彰成功的紀念碑。那些高大建築和時髦商店，都好像在無情地提醒我，指出卓別林個人的力量是多麼微弱。

有時候卓別林在全市各處溜達，向很遠的貧民區走去，穿過麥迪遜廣場的公園，看見那兒有好些奇形怪狀的孤苦老人，他們坐在板凳上，呆滯的神情中透出了絕望，兩眼直瞪著雙腳。後來，我繼續向前走，到了三馬路和二馬路。那裡的窮人看來都是那麼生硬、怨怒、冷漠，有在地上爬的，有尖著嗓子叫的，有哭的，有笑的，有擠在門口附近或太平梯上的，也有湧上街頭的。卓別林看了那景象就感到很沮喪，於是又急著要回百老匯大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