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典詞學理論批評對詞源於唐人近體詩的論說，也主要出現在明清兩代。明代，楊慎《詞品序》雲：“
詩餘者，《憶秦娥》、《菩薩蠻》二首為詩之餘，而百代詞曲之祖也。今士林多傳其書而昧其名。故於餘所著《詞品》首著之雲
。”楊慎持論“詩餘”之名不能較好地體現唐以來新的文學之體特徵，他主張以“詞”之名稱之。在對詞之導源的認識上，他將李白《憶秦娥》、《菩薩蠻》之作論定為詞之源頭，體現出所持詞源於唐人近體詩的觀點。湯顯祖《湯評＜花間集＞序》雲：“
自三百篇，降而騷、賦；騷賦不便入樂，降而古樂府；古樂府不人俗，降而以絕句為樂府；絕句少宛轉，則又降而為詞。故宋人遂以為詞者詩之餘也
。”
湯顯祖在詞源論上亦持“詩餘”之說。他持論詞體直接衍生於唐人絕句之中，相對於絕句之體而言，其在結構形式與內在執行上呈現出更為委婉流轉的特徵，它從一定視點上創新與發展了唐人絕句之體。錢允治《＜國朝詩餘）序》雲：“
詞者；詩之餘也，曲又詞之餘也。李太白有《草堂集》，載《憶秦娥》、《菩薩蠻》二調，為千古詞家鼻祖。故宋人有《草堂詩餘》雲。……然詞者詩之餘也，詞興而詩亡。詩非亡也，事理填塞，情景兩傷者也
。”錢允治在詞源論上明確界定詞為“詩餘”之體。他肯定李白《憶秦娥》《菩薩蠻》之作為後世詞體之濫觴，肯定李白詩作與詞作的內在相通性。
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認為，詩詞代興，並不是指詞作之體就完全代替了詩作之體，而是指詩體發展演變到一定階段之後，其在情景表現上體現出不夠融合的特徵，在敘事與言理上有機械硬塞之嫌，在此情況下，詩的創作相對走向衰落而有待建構出新的藝術表現正規化，由此，循著傳統詩體情景融合與藝術表現之路，在變化形式體制的情況下，詞體的創作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錢允治之論，將詩詞同源而代興的關係話題提升到了一個頗具理論意義的層面，甚有益於對詞源之論的多方位思考。上述幾人之論，影響到清人對詞源於唐人近體詩的闡說。
清代，分論到詞源於唐人近體詩的詞論家，主要有紀昀、宋翔鳳、張德瀛、況周頤、陳洵等，他們從不同方面展開與深化了論說的內容。清代中期，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御定歷代詩餘》雲：“
詩降而為詞。始於唐。若《菩薩蠻》、《憶秦娥》、《憶江南》《長相思》之屬，本是唐人之詩，而句有長短，遂為詞家權輿，故謂之詩餘。為其上承於詩，下沿為曲。而體裁近雅，士人多習為之
。”紀昀持詞源於唐人近體詩之論。他論斷，在唐人近體絕句或律詩中，本來就有句子長短不一的作品存在，這便是後世詞作之體的前身。紀昀界定詞體在藝術質性上趨近雅道，由此而言，它與詩體在創作取向上也並無二致，詞確為“詩餘”之體。
宋翔鳳《樂府餘論》雲：“
《草堂詩餘》，宋無名氏所選，其人當與姜堯章同時。……謂之詩餘者，以詞起於唐人絕句，如太白之《清平調》，即以被之樂府。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皆絕句之變格，為小令之權輿。旗亭畫壁賭唱，皆七言斷句。後至十國時，遂競為長短句。自一字、兩字至七字，以抑揚高下其聲，而樂府之體一變。則詞實詩之餘，遂名曰詩餘。其分小令、中調、長調者，以當筵作伎，以字之多少，分調之長短，以應時刻之久暫
。”宋翔鳳從對“詩餘”之名的論說人手，對詞的起源予以了具體的闡說。
他界定，詞源於唐人絕句之體。由絕句而演變為小令，這其中，句子著字的多少與其詞作音律表現的抑揚高下是內在緊密聯絡的，並且，詞體以小：令、中調、長調相區分，這也是與詞在當下現實背景中要發揮的作用緊密相聯的。宋翔鳳較早對由詩而詞的演變過程特別是其相關因素與內在創作機制作出了闡說，其論是甚為人理的。晚清，張德瀛《詞徵》雲：“
小令本於七言絕句夥矣，晚唐人與詩並而為一，無所判別。若皇甫子奇怨回紇，乃五言律詩一體。劉隨州撰謫仙怨，竇宏餘康駢又廣之，乃六言律詩一體。馮正中陽春錄瑞鷓鴣題為舞春風，乃七言律詩一體。詞之名詩餘，蓋以此
。”張德瀛從詞為“詩餘”之名的角度，論說其導源於唐人近體之詩。他分別例說小令與七言絕句相互融通，並以皇甫嵩、劉長卿、馮延巳的詞作為例，證明詞體確是從唐人絕句與律詩中變化而來的。
況周頤《蕙風詞話》雲：“
詩餘之‘餘’，作贏餘之‘餘’解。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絃，往往聲希節促，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遂成為詞。詞之情文節奏，並皆有餘於詩，故日詩餘。世俗之說，若以詞為詩之剩義，則誤解此‘餘’字矣
。”況周頤對傳統“詩餘”之義予以了正位與辨說。他論斷，“詩餘”之“餘”字，不應作“餘事”解，而應作“贏餘”解。他認為，在唐人近體詩創作的基礎上，世人有時為了便於俗唱，而加入了一些襯聲襯字，這使整齊劃一的“詩”的形式演變成長短不一的“詞”的樣式。但這種藝術體制與唐人詩作一樣，因情而發，聲情並茂，在不經意中成為了一種順應時代發展的新的文學形式，這才是真正的“詩餘”之義。
況周頤對詞源於唐人近體詩的論說有別於他人，給人以思考與啟發。陳潤《海綃說詞》雲：“
詩三百篇，皆人樂者也，漢魏以來，有徒詩，有樂府，而詩與樂分矣。唐之詩人，變五七言為長短句，制新律而系之詞，蓋將合徒詩、樂府而為之，以上窺國子絃歌之教。謂之為詞，則與廿五代興者也。”
陳洵從詩與樂相離相合的歷史演變發展角度論說詞之起源。他認同詞源於唐人近體詩之論，界定其在體制形式上變整齊劃一為長短不一，在，音律方面則上溯漢魏六朝樂府，在上述兩方面，它都將繼承與創新加以結合，因而呈現出新的體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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