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當中，大規模的蝗災頻繁發生，給農業帶來難以估量的破壞。根據《中國救荒史》的統計，從前707年到1935年，中國共發生過796次大規模的蝗災，平均每3年便會爆發一次。而如何對待蝗災、安置饑民，始終都是困擾歷代帝王的大難題，一旦應對不慎，甚至會危及到帝國的安危。

肆虐的蝗災是困擾中國幾千年的難題

其實，作為一個災難多發的國家，除肆虐的蝗災外，地震、水災、火災、風災等自然災害，在中國發生的頻率也相當高。在古代，上述災難，與月食、日食、星變等自然現象一起，經常被皇帝們視作可能給帝國帶來消極影響的災異。那麼，在大規模災異發生後，除了災民的自救行為外，歷朝歷代的皇帝是怎樣應對的？

罪己詔

。從漢朝開始，受儒家“天人感應”說的影響，皇帝們（天子）大都相信（或假裝相信）自己是上天的兒子，代表上天治理萬民，而一旦自己違背天意、不行仁義，那麼上天必會降下災異，以此來對皇帝進行譴責。而為了平息上天的憤怒，皇帝們往往透過頒佈“罪己詔”的方式，來檢討自己過失。

從現有的史料來看，第一個明確頒發“罪己詔”的皇帝是漢文帝，時間發生在前179年。當時，有大臣建議漢文帝要早日擇立太子，而皇帝卻以自己“德行有虧”為由予以婉拒，並頒佈相應的“罪己詔”。截至1895年光緒帝頒佈中國史上最後一份“罪己詔”，共有88位皇帝頒佈過264份“罪己詔”，時間跨度長達2074年，平均每8年就會出現一份。

漢文帝畫像

雖然“罪己詔”的內容、措辭千篇一律，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但在“君權神授”觀念極濃厚的古代，還是能起到某些積極的效用。其一，它表明皇帝嚴肅對待上天的譴責，願意改正自己的錯誤，並展現出自己時刻將百姓安危放在心上的態度；其二，藉以平息民眾的怨氣，造成一種舉國上下團結一心、共抗災情的局面，並由此穩固皇位。

大赦

，即皇帝以施恩的名義，不定期地對罪犯實行免除或減輕罪責的行為，除了皇帝登基、更換年號、冊立皇后和太子外，在重大災異發生後，往往也會採取此種措施。因為在皇帝們看來，月食、日食等天象異常是上天在對自己示警，而蝗災、地震、水災等自然災害，又容易導致災民觸犯法律，因此適時宣佈大赦，可以迴應上天的譴責，並顯示自己哀矜萬民之意。

漢宣帝畫像

大赦往往跟皇帝釋出“罪己詔”同時進行，比如西漢本始四年（前70年），天下49個郡國同時發生地震，造成6000多人死亡，傷者無數。對此，漢宣帝頒佈“罪己詔”，並下令大赦天下，免收重災區租賦，對於安定民心起到良好的作用。翻閱二十四史，關於皇帝大赦的記錄比比皆是，在此不做一一贅述。

蠲賑

。“蠲”即減免賦稅，“賑”即賑濟錢糧。跟“罪己詔”和大赦天下相比，災民們普遍關注的還是實實在在的物資援助，畢竟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每當蝗災、地震、水災等重大災異發生後，皇帝們通常會下詔減免民眾的賦稅，同時還開倉放糧，儘可能地保障災民的生活。除此之外，朝廷有時還直接補助災民銅錢或銀兩，尤其在明清兩朝最為常見。

乾隆帝畫像

自漢朝開始，歷代帝王在面對重大災異時，都曾採取過上述措施，尤其是到了清朝，還形成一整套成熟的蠲賑辦法，對於安定民心起到很好的作用。縱觀整個清朝，蠲賑災民最積極的無疑是乾隆帝，無論哪個地方發生災情，都會在第一時間實行救濟，六十年如一日，確實值得稱道（“地方偶有偏災，即命開啟倉廩，蠲免租稅，六十年如一日。”見《嘯亭雜錄·純皇愛民》）。

捐納

。由於帝國的財力畢竟有限，所以朝廷除了直接蠲賑災民外，往往還會號召富人們捐錢、捐糧以救濟災民，而作為回報，皇帝們往往會賜予他們爵位以作為獎勵，此即“捐納”。早在秦漢時期，帝國政府便開始推行“捐納”制度，比如秦始皇在位時，便頒佈政令“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見《史記·秦始皇本紀》），這種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秦始皇畫像

“捐納”制度的實行，激發了民間救濟活動的積極性，對於緩解災情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在1679年北京大地震發生後，廣大縉紳富戶積極響應朝廷的號召，紛紛捐納銀兩或僱傭人力來救助災民，從而救活了很多人。其中，天津商人張孺人“傾篋付典質，錢積門中，僱人掘被壓者，所活數十百人”（見《張學士文集》），可謂功德無量。

宋徽宗面對災異時，總會“避殿減膳”

除了上述應對之策外，皇帝為顯示對上天譴責的自省，往往在頒佈“罪己詔”的同時，採取“避殿減膳”的活動，即不在正殿處理政事，同時減少飯量或菜餚。有時，皇帝也會因重大災情問責、罷黜宰相，尤其在東漢時期最為常見。不過，“避殿減膳”毫無實質意義，而問責、罷黜宰相多屬非常規操作，政治打壓的意味很濃，並非歷朝歷代的通則，所以在此均不作詳細講述。

史料來源：《中國救荒史》、《資治通鑑》、《宋史》、《嘯亭雜錄》、《張學士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