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鈞（Robert Fortune，也譯為福瓊、福特尼），1812年生於英格蘭，1880年去世。他在歷史上長期以“植物學家”和“旅行家”的身份示人，但在光鮮的外表下，他還有一個齷齪的身份：盜取中國茶葉技術的商業間諜。

福鈞在1843年到1861年這段時間裡，先後來華數次，足跡遍及廣東、福建、江蘇等茶葉產地，竊取的茶苗、茶種（以“福鈞”名字命名的茶樹竟達十四個）以及先進的茶葉技術，並將一些中國熟練茶工帶到印度，以此促進了英國殖民地印度茶園的興旺發達，卻讓中國的茶葉出口貿易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由於清政府的腐敗和老百姓的無知，福鈞“商業間諜”的身份始終未被識破，有些老百姓甚至主動告知福均傳統中國茶技中的秘密，真是可悲可嘆！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講福均的故事，希望能以舊史來警示今人。

植物學家被高薪收買成了商業間諜

19世紀中葉，中國漸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治、軍事、經濟都落後於西方國家，然而傳承了五千年的中華文化卻依然讓西方國家羨慕不已，這其中就包括製茶工藝。

據說始於神農時代的製茶工藝，在中國已經傳承了幾千年，尤其經過後世的不斷改良，製茶之精和飲茶之境，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獨領風騷，中國也成為了當時世界上第一大茶葉生產和供應國。

1830年，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邦開闢了茶葉種植園，意圖與中國競爭，但他們生產的茶葉質量實在太差，難以和中國茶葉相媲美，最後還是不得不依賴從中國進口。

為了最大限度擴張自己的經濟利益，東印度公司想到了從中國盜取茶種、茶苗和製茶工藝。

想偷東西，首先得找到一個小偷。東印度公司把目光放在了英國植物學家福鈞身上。

英國東印度公司

為什麼單單選中了福鈞？這還要從他在的經歷說起。

1843年，福均以倫敦園藝領導人的身份首次踏足中國。他是帶著任務來的，英國園藝協會給他的任務是收集製作不同茶葉的植物。

先到了香港，然後一路北上，經過了已成為通商口岸的廈門和浙江的舟山群島，最後到達了上海。

途中，他厚顏無恥地在各通商口岸的野外採集各式各樣的、西方人從沒有見過的植物標本，最後都帶回了英國，這其中就包括小巧、精緻的盆景植物。

後來，福鈞又進入蘇州城，蒐集最好的裝飾性植物樣本，找到了各式各樣的奇花異草。

1844年5月，這是福鈞人生中最重要、最特殊的一個月。他在當時英國駐寧波領事羅伯聃等人的陪同下，到寧波的綠茶產區遊覽。期間，福鈞瞭解到茶葉的栽培方法，見識了茶葉生產和製作的全過程，這成了他此行最重大的收穫。

1845年，福鈞又設法到福州附近山區的紅茶產區進行考察、收集。1846年5月，結束了第一次中國之行的福鈞滿載大批茶樹和其它植物種苗返回英國倫敦。

在這次中國之行中，福均學習了不少的中國習俗和文化，甚至還熟練地掌握了筷子的用法。

1847年，福鈞出版了介紹他中國之行經歷的書籍——《華北省區的三年漫遊——包括茶區、蠶絲和棉花產區的參觀，以及中國的農業和園藝、新植物的描述》。儘管書中的地理知識錯誤百出，但從那冗長的副標題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福鈞此行有多麼明確的經濟和商業目的。

福鈞正是因為這段經歷被東印度公司看中了。1848年6月20日，英國駐印度總督達爾豪西侯爵召見福均，提出每年給他550英鎊的報酬，讓他到中國挑選最好的茶種和茶苗，秘密送往加爾各答。

有些學者是有良知和尊嚴的，但福均顯然沒有。而且，還有這麼一大筆錢——東印度公司給福均的年薪，現在摺合成人民幣，相當於一百多萬元。

植物學家福均，就這樣被高薪收買，成了商業間諜。

數次進內陸盜取茶樹苗種和製茶技術

1848年8月份，福鈞再次經由香港到達上海。途中，他結識了英國寶順公司的商人比爾，比爾對遠道而來的同胞福鈞超級熱情，之後還充當起福鈞竊取茶苗的幫手，比爾家也成了福鈞運送茶苗的中轉站。

福鈞此行並不像上一次那般順利。受了幾年洋人欺辱的中國人，早已對洋鬼子充滿了敵視。狡猾的福鈞見狀，索性剃掉了大鬍子，模仿中國發式在頭上加了條假辮子，又弄一套中國服裝穿在身上。

他這套行頭，有些時候——尤其是沒見過洋人的偏遠鄉下——竟然也能以假亂真，一時連中國人都分不清他是土是洋。

在上海安頓下來後，福鈞馬不停蹄地開始實施他的商業間諜活動。浙東和皖南的綠茶產區，成為了福鈞的第一個目的地。

為了提高效率，福均高薪聘請了兩個中國人，一個做苦力，一個當僕人。一則提供服務，二則在被搜查時也能幫助福鈞隱瞞身份。這兩個中國人因為到手的錢多，明知福均的目的，也心甘情願地為他打掩護。

就這樣，福鈞坐著轎子，向寧波一帶進發了。

福鈞先乘船到達了杭州，又經富陽、桐廬、嚴州等地到了屯溪，在當地的茶區和休寧茶產地進行考察。之後福均，由屯溪南下婺源，又因行程阻滯從婺源折返回到嚴州，然後路經紹興、曹娥、百官、餘姚等地，最後到達了寧波和金塘島。

茶園

到達寧波時正值秋天，福鈞想和當地老百姓就茶葉相關事宜進行交流。面對面時，當地百姓從他的深目高鼻認出了他的洋人身份，紛紛像躲避瘟疫一樣遠遠躲開。福鈞見百姓不願理睬，帶著隨從毫無顧忌地採摘起當地的茶籽來，整個過程中不管是政府還是百姓，竟然無人出面阻止。最後，缽滿盆滿的福均心滿意足地攜帶著戰利品返回了上海。

1848年12月15日，福鈞任務覺得自己任務完成得差不多了，志得意滿地給達爾豪西侯爵寫了一封信，言及已經弄到了大量茶種和茶苗，並保證很快就會完整地運送到加爾各答。

1849年初，福鈞攜帶茶種和茶苗前往香港，為了規避可能遇到的損失，福均將它們分三隻船裝運，送到加爾各答。

遭受損失的中國人還矇在鼓裡的時候，福鈞已經將福建產茶區定為第二個目的地。他在香港直接去往福州，之後到了南平的水口鎮。為了提高效率、擴大戰果，他還預先派隨從前往武夷山等地購買茶種、茶苗，然後再到寧波與其會合。

1849年5月，福鈞親自前往武夷山紅茶產區。當時的武夷山並不屬於向外國開放的區域，清政府如果發現福均有權逮捕甚至處死他。但已經瘋了魔的福鈞對此毫不在乎，願意冒任何風險，只想到這馳名中外的茶產區撈上一筆。

置身風景如畫的武夷山後，福鈞心潮澎湃，他迫不及待地向當地人瞭解有關茶葉種植和生產的情況。此後，他猥瑣的身影還出現在風光旖旎的九曲溪畔，只因那裡出產最好的紅茶——“小種紅茶”和“白毫”。

貪婪的福均收集好了武夷山附近的茶苗、茶種和茶技資料後，又經武夷山東行到閩北浦城，收集了當地茶葉資料，再往北進入浙江後，一路返回了上海。

對福鈞來說，這第二站最大的收穫，就是認識到紅茶和綠茶本都是源於同一種植物，只不過是加工工藝不同而已。這在中國屬於常識，但西方人對此並不瞭解，他們一直以為紅茶綠茶是由不同植物製成的。

1849年底，福鈞收集的第二批茶苗和茶種又被運往了加爾各答。

因為當時的中國人對“商業間諜”根本沒有概念，所以福鈞竊茶的過程並未引起人們的警覺。相反，因為中國禮儀之邦的傳統，不少人對福鈞厚待有加，經常不自覺地向福均透露一些茶技上的秘密。

比如，福均在普陀山時，和一些僧人交上了朋友。這些僧人不但拿出最好的茶招待福均，還向他傳授了泡茶時用水的重要性。

福均在盜茶時還發現，光盜取茶種、茶葉和茶技還不夠，有些中國傳統茶葉技術是不能用文字來描述的，必須手把手地在實踐中傳授才行。為此，他又想到了一個齷齪的辦法：“盜取”茶工。

1851年3月16日，福均把招聘的8名熟練中國茶葉工人帶到了印度，向英國人和印度人傳授茶技。這8名工人中，包括6名種茶和製茶的工人和2名製造茶葉罐的工人。

由於當時許多中國人出洋謀生，福均此舉未受到清政府的任何懷疑。

此行，除了工人外，福均還攜帶大小茶苗19000餘株。

這次“頗有成效”的工作，為日後東印度公司盈利頗豐的製茶工業打下了堅實基礎。

1852年，福鈞還厚顏無恥地出了一本書，叫《中國茶區之行》，然而，當時的國人對這個“自供式”的出版物依然沒有在意。

1853年，對“盜茶”駕輕就熟的福鈞第三次來到中國。此次，他到慈溪、天童山茶區考察，並將收集好的“戰利品”先放在一個老僧人處。

在茶種即將成熟的10月，福均再次來到天童山茶區收購茶籽。收購茶籽期間，福鈞還另外購置了五六百斤的茶種。與此同時，他的兩名隨從也前往徽州的婺源和紹興收購茶種。

這次，他又收集到2萬餘株茶苗及大量茶種，統統都運往了印度。

作為東印度公司忠實走狗，福鈞沒有滿足於收集紅茶和綠茶，又將觸角伸到了花茶領域。

英國人的下午茶

福均想方設法到廣東瞭解中國行銷國際市場的花茶製作、加工工藝以及用於製茶的各類花卉。福均很快摸清了用於製作花茶的花卉的共同特點——沁人心脾的芳香。於是，他又到了著名的花茶產地福州，做起了盜取花茶資料的勾當，最終獲得了數以千計的良苗。

福鈞先後來中國數次，歷時近20年，總共為印度送去10多萬株茶樹苗，幫助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東北部、喜馬拉雅山南麓的阿薩姆那擴大了茶葉種植規模，提升了茶葉的品質。福鈞的晚年默默無聞，或許英國人也不願觸及這段不光彩的往事，所以政府從未給福鈞頒發任何勳章，也從未使其享受到英國茶葉貿易收益中的任何提成。但因為東印度公司給的鉅額薪水，福均晚年生活富裕，過得很舒服。

幾乎毀滅了當時中國的茶葉出口貿易

福均自己過得很舒服，東印度公司也因為他賺得缽滿盆滿，但當時中國的茶葉出口貿易卻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自18世紀開始，茶葉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中國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中國也幾乎是世界茶葉出口市場唯一的供給國（上面我們說了，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因為品質低劣，根本不能與中國茶競爭）。

但在福均盜茶之後，中國茶葉出口量直線下降，茶葉出口貿易遭到了極其嚴重的打擊。

資料顯示，從1873年到1920年，中國茶葉出口由215710000磅跌至40787000磅，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由92%跌至6%。1866年，英國僅有4%的茶葉消費來自印度；福均盜茶後，這個比率飆升至60%。1854年到1929年間，英國茶葉進口上升了837%，絕大部分的茶葉已經不再來源於中國了。

福鈞盜茶後的20年間，世界茶葉貿易的重心由中國轉移到了英國版圖之內，印度及錫蘭都引進了製茶工業，它們的紅茶取代中國成了紅茶的主流，至今依然興旺發達。歐洲市場自茶葉貿易的重心轉移之後，擺脫了對中國茶葉貿易的依賴。到1903年時，世界銷售給西方人的茶葉中，中國茶葉所佔比率已經下降到了10%。

往事難追，但卻值得現在人們的警醒——在各個領域，我們都應該睜大眼睛，抵制福均這樣的人物，不能因為無而做了他們的幫兇，當然，更應該警惕藏在“福均們”背後哪些貪婪、卑劣的後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