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讀過魯迅的《朝花夕拾》的朋友，應該都會對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兒印象深刻，西晉孝子郭巨因無力贍養母親，

便打算將尚在襁褓之中的兒子埋掉

，直到在挖的過程挖出一罈金子之後才最終作罷。

對於郭巨的“孝”，許多人讀罷皆毛骨悚然，認為這樣的孝過於可怕，以至於魯迅先生也認為“我最初實在替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黃金一釜，這才覺得輕鬆。然而我已經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並且怕我父親去做孝子了”。

人們常說二十四孝是封建社會的愚孝，是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我們所應當摒棄的糟粕，那麼這樣的郭巨埋兒式的愚孝是如何產生的？郭巨埋兒的背後又有著哪些歷史原因？對於傳統的孝道文化，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我們又應該持一種什麼樣的態度？

小農經濟下的崇老文化

與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不同，古代中國文明是在大陸農耕經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農耕文明，黃河流域得天獨厚的溫和氣候，同千里沃野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先民們得以自給自足，而不必像古希臘、古羅馬人那樣依賴於大規模的商品貿易，

因此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發展長時間滯後。

自春秋戰國井田制崩潰以來，小農經濟就一直在古代中華帝國的經濟結構中，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

小農經濟之下，人們的生產生活基本上是對父祖輩生活的重複，人們想要適應社會生活，熟練從事農耕生產活動，也往往需要老一代人的言傳身教，因此在這樣的社會里通常都會流行一種“

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的尚老文化，而不像幾乎同時期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那樣謳歌青春的美好。

在傳統的漢語之中，

“老”往往是一個褒義詞

，“少年老成”、“老練”、“老實”，總有成熟、德高望重之類的意思，而“少”往往代表著不成熟、幼稚，譬如“少不更事”。

因此中國古代的這種“郭巨埋兒”式的極端孝道文化，正好與這種小農經濟下的崇老文化直接相關。

宗法制度的影響

西周王朝建立之後，為緩解貴族集團的內部矛盾、維護周天子的權威，周王室以貴族血緣的親疏為標準，建立了宗法制度以及與之配套的分封禮樂制度。到了春秋戰國及以後，

雖然宗法制度走向消亡

，但宗法制度留下來的宗法思想卻影響中國直到今天。

在宗法思想之下，血緣紐帶在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中顯得尤為重要，而追懷思遠的祭祖活動，自然也就是加強一個宗族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建立在血緣紐帶基礎上的關係，緩和大家族內部矛盾的最佳方式。

中國人對祖先的尊崇可謂自古皆然，而包括父母在內的長輩無疑是在世的祖先。因此按中國傳統的孝道觀念來看，孝敬長輩對於維持家族的團結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傳統社會中受過儒家教育的人們，往往會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的最高理想。

其中“修身齊家”是“治國平天下”的基礎，由此可見“齊家”的重要性。在此文化上產生如此極端的孝道文化自然也不稀奇。

統治者的“忠孝”教化

受先秦的分封制的影響，我們向來有著極深的家國觀念，“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的觀念早在數千年前已然生根發芽。

一個人要想治好國，那就必然要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如果連家的治不好，何談治國？

在如此觀念之下，統治者也往往會將對家中長輩的孝，同對國家的忠心聯絡起來。

假如一個人連對自家長輩都不孝，那又何談對國家對君王的忠誠？這也就是中國帝制王朝之所以要大力弘揚孝道文化，

將郭巨和曹娥這樣的“極端孝道主義者”奉為楷模的原因。

假如人人都能像曹娥和郭巨那般，對自己的長輩不惜犧牲自己乃至兒女的性命，那麼在朝廷危難之時，

他們也不然會恪守“臣節”

，為維護統治者的江山死戰到底，如此一來，專制統治者便可保證“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江山社稷千秋永固。

這也就是在古代中國社會，為何不孝是等同於謀反的重罪的原因。

當今時代的孝

十九世紀，腐朽沒落的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下被迫開啟國門，開始了近代化的程序，

傳統的小農經濟開始逐步解體

，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孝道文化，也開始被時代賦予了新的內涵。

在現代社會，我們當然應該拋棄郭巨埋兒、曹娥投江式的愚孝文化，也應當摒棄傳統忠孝文化之下長輩與晚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而要樹立在平等的基礎上，尊重長輩的新型孝道文化。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既然今天的我們已經進入到了工業文明，乃至資訊文明當中，不適用於時代發展的落後觀念就應該遭到摒棄，但也不能全盤否定，應該在批判的基礎上有所繼承，這才是我們對待傳統文化時所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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