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在當地時間8月1日早晨於美國寓所在睡夢中去世，享耆壽91歲。夫人陳淑平（民國學人陳雪屏先生之女）按照余英時遺願低調身後事，將其安葬於普林斯頓大學他父母的墓旁，然後陳淑平才向親友和學界透露余英時逝去的訊息。

余英時先生的辭世代表了中國最老派文士的謝幕。他也是民國傳統派知識分子的衣缽傳人中成就和影響力最大的一位學人。可惜有的民國知識分子終生都沒有找到自己的衣缽傳人，比如陳寅恪，這是義寧陳氏的不幸，更是中國文化的文殤。

“在沒有胡適之的年代裡，至少我們可以讀余英時。

”中國大陸最早出版余英時的書是1987年的《士與中國文化》，此書一度洛陽紙貴，深深影響了大量中國知識人。學中國史的人必須要通讀的兩本書，一本是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另一本就是余英時先生的《歷史與思想》。

而

余英時與錢穆先生類似，對傳統懷有“溫情”與“敬意”，對中國古代“士”持同情態度。余英時把中國傳統的‘士’與近代歐洲的‘知識分子’比較，指出古代中國的“士”與西方知識分子極為相似，都是“社會的良心”，是“人類的基本價值的維護者”

。

余英時先生弟子、被稱為“小余英時”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王汎森院士說，余英時不僅是史學泰斗、展現知識分子的風骨與典範，也對學生處境考慮相當周到，又說自己受到其作品莫大啟蒙，“好像能從他的著作中看到一個精彩且廣大的世界”。

余英時是“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他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西方學界皆推崇其為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

余英時在1930年出生在天津，抗戰爆發後被父親送回安徽潛山老家，9年的鄉村生活讓余英時先生對中國傳統的農村社會有了親切的認識，這是他與自己這一代知識人中最大的不同，他真正的體驗了傳統農村生活。

1949年，余英時考入燕京大學，1950年流落到香港，又在香港新亞書院又師從錢穆先生，後入哈佛大學，又師從楊聯升先生。

雖然師從新儒家錢穆先生，但余英時先生並不認為自己是新儒家一員，他曾解釋道任何一家學說都不可能掌握絕對的真理，讓人們相信只有一家學說的那是宗教，比如基督教的上帝。

余英時先生反對全面徹底地拋棄中國傳統文化

。他認為：“傳統和現代化並不是在每一個方面必然都是勢不兩立的。現代化有時反而需要藉助於傳統中的健康力量。”

余英時先生甚至認為：“如果歷史可為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迴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 ”

余英時一生堅持“知識人”的自由與獨立，“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余英時自1978年以美國漢代研究訪華團團長身份回到中國大陸訪問後，至臨終，再未回故土。他曾說“沒有鄉愁”、“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他始終認為自己的好的一面都是拜中國文化所滋養，運用的價值也是從中國來的。

和業師錢穆一樣，“一生都在為故國招魂”

。

借陳寅恪先生舊文追悼餘先生。辭曰：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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