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環的“國家賠償”（以下簡稱“國賠”）判決書終於落定，雖然並未達成“2234萬元”的“國賠申請”，但是496萬元的賠償金額總數依然創下國內冤錯案“國賠”的最高紀錄。在一定程度上，張玉環方（張玉環及其家人）當初提出“2234萬元”的“國賠申請”時，輿論外圍就不怎麼看好，即便張玉環有申請的權利。

然而就算爭議再多，也只是“張玉環案”的延伸討論，回到具體的“國賠”序列中，還是要參照以往的“賠償數額”，這其中有一定的變化肯定是允許的，但是不可能出現跳躍式的“極值賠償”，畢竟就“國賠”而言不只是個案的問題，還涉及如何直面過往的冤錯案以及如何處理未來的冤錯案的問題。

所以，站在較為現實的層面上看待張玉環獲得496萬元的“國賠”，其實也算較為“圓滿的結果”。就如張玉環大哥張民強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言，對於這一結果，張玉環及其家人表示有些許遺憾，但仍選擇接受，並直言“領到賠償金後，張玉環打算先給倆兒子買房，以彌補多年來缺失的照料，餘下部分留給自己養老”。

到此為止，“張玉環案”算是徹底走向終局，起碼未來媒體再談到張玉環時，不再會強加上“張玉環案”的帽子。而對於張玉環來講，新生活似乎才剛剛開始，就他所獲得的“496萬元國賠”來講，總還是要走進現實，去彌合曾經被摧毀的人情世界。

要知道，從張玉環無罪歸來那一刻開始，就註定會有如何分配“國賠”這一環節的談論，只不過很多時候，媒體也有倫理觀，也講究什麼時候討論什麼問題的節奏感，要不然張玉環無罪歸來還沒坐穩就探討“國賠”怎麼分配的問題，肯定有些不太妥。

但是，對於這種現實的問題來講，可能輿論本身早已探討過很多遍，所以也就能理解，為何宋小女的出現會被推向“分羹揣測”的序列當中。只是，無論怎樣，回到具體的事件當中，只有張玉環自己最清楚該怎麼分配他所獲得的“國賠”，其中有輿論能猜中的部分，當然也有猜不中的部分。畢竟，在情理的揣度之外，還涉及到張玉環的後半生怎麼過的問題，以及他與宋小女和倆兒子怎麼相處的問題。

所以“先給倆兒子買房，這到底是誰的主意”，其實真還不好說，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張玉環“出事兒”後，他最虧欠的應該是倆兒子，其次是宋小女和父母親。這種人情虧欠上的排序，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是比較結構化的，也就是在既定的世俗秩序中，已經形成固定正規化。

因為，就我們的家庭觀來看，子女往往是屬於婆家的“不動產”，這導致父親在養育子女的問題上，更容易形成強烈的責任邊際。於此，張玉環對倆兒子的虧欠自然是不用過多強調的。當然，有人可能會說，張玉環也是受害者，為何還要把補償別人放在前面？

這其實並不矛盾，在某種意義上，張玉環在補償親人的同時，也其實就是在重新構建自我。畢竟對於他而言，唯一有存在感的也就是“國賠”本身，所以，無論是他的親人，還是輿論外圍，都要給他足夠的寬容和理解，無論他作出怎樣的“國賠分配”計劃。

因此，就張玉環大哥張民強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到“國賠分配”時，僅談到“張玉環打算先給倆兒子買房以及留給自己養老”，可能並沒有完全說出具體的分配計劃。畢竟就張民強和宋小女來講，在“張玉環”無罪歸來的路上也付出不少辛勞，於情於理似乎也該得到一些具體的補償。

這個問題上，“要不要”是一回事兒，但張玉環肯定需要“給一給”，要不然他很難過掉“輿論關”，當然也包括自己的“內心關”。因為，對於個體“重構”來講，不僅需要“外部平衡”，也需要“內部平衡”，“外部平衡”講究禮法人情，“內部平衡”講究給予和被給予，所以這方面肯定是要考慮的，即便之前沒有在計劃之內。

當然，就張民強和宋小女而言，可能也有自己的考量，但無論怎樣，比起自己的壓力，能讓張玉環得到應有的釋懷，可能才更為重要一些。要不然就因為“國賠”的分配問題不妥，而導致張玉環再次陷入輿論困境，這很大程度上，跟當年“出事兒”時的困境是一樣的。

要承認，人心是肉長的，但回到具體的現實裡，依然需要物質的滋養和貫通。所以即便是“國賠”得來的錢財，依然有它可用的價值，而這似乎也是“國賠”本身最直接的意義。所以，我們可確切的是，從宋小女決定把兒孫留給張玉環時，就意味著張玉環必須要去無條件的補償自己的兒孫，畢竟對張玉環來講，最好的療傷藥就是能在餘生和兒孫好好在一起。

很多人在這個問題上，過分強調宋小女的“精明”，意在把倆兒子推給張玉環，就是為分得可預見的“國賠”。這種揣測指向雖然有跡可循，但卻顯得比較孤立和靜止。說實話，就496萬元來講，如果保守的花，可能張玉環到死也花不完，並且我們也知道張玉環之所以沒有絕望，就在於還有兒孫的環抱。

因此，對於“國賠”來講，與其說是對張玉環的慰藉，不如說是張玉環重新走進生活的資本。畢竟對於滿目蒼夷的“張家人”來講，唯一可能得到慰藉的就是“物質生活的改善”，而對於精神層面的修復，只能靠時間去逐步的療愈，除此之外，別無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