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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一個出生音樂世家，愛好詩歌，讀電影專業卻當了老師的“大叔”米蘭·昆德拉，轉身一頭扎進文學的世界，出版了他人生第一本小說《玩笑》。
隨之一炮而紅，連出三版都迅速告罄，就此一舉奠定了本人在捷克文學界的地位。
米蘭·昆德拉
好景不長，就在第二年的1968年，俄國人興兵五十萬，無情地長驅直入捷克，一瞬間陰霾襲來，粉飾失敗的“布拉格之春”，讓整個國家陷入無盡地“恐怖麻煩”——告密、檢舉、大清洗和排除異己等等手段層出不窮，讓昆德拉這位嶄露頭角的“文人”搖搖欲墜。
直到7年後的一次“援助”，“浪漫”的法國同情這位慘遭禁書，被迫“封筆”的優秀作家，成功遊說捷克後，邀請他去法國“做客”。
自此昆德拉帶著妻子踏上異國的領土，時至今日都不曾“回家”——即使在2019年捷克親自送來了他的“公民證”，他也沒有回去。
因為他曾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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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那本昆德拉後期筆下，被法國讀書界稱之為“遺忘三部曲”最後一部的《無知》。
就成為此時的他徹底“接受”，或者說放棄了回家的路，選擇沉入自我以及“世界”深處，親自觸控那個時代裡“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如何影響身處其間的一國國民的生活”主題下最沉重，也最普遍的“疤”。
所以我更願意把原標題《L‘ignorance》，
看做
最初的原意“不知道”，而不是帶有中國式多意的“愚昧”，但《無知》仍具有高度概括簡練深意。
於是，《無知》的故事簡單敘述起來就顯得如此“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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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這個故事在昆德拉的筆下，
用極盡刻薄且殘忍的設計，無情地剝去通常能讓人感到一絲“溫情”的鄉愁，亦或“宣揚”的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回家的喜悅淚水。
卻把赤裸的真相——當收留者（西方社會）的同情消退，家鄉人並不歡迎他們迴歸，只是無感地“來去自由”的無奈悲涼，就這麼直接擺在你眼前，刺入你的內心，敲打著你本以惶惶不安的神經。
這個世界，尤其在跨入“現代”的這個新世界，人與人之間，人與家國之間的感情並非渲染地那麼永遠“美好”，因為“人們的評判標準，便是他們對各自標籤的忠誠程度。”
所以，昆德拉在《無知》的故事裡
想表達的滿腔無奈與悲憤，就成了“不知道”的一種發洩憤怒的渠道，是一次次悲憫的嘆息，是那種永遠不可調和的壓抑
與無聲
的沉默——“鄉愁”的真假待定。
都說“去國懷鄉，憂讒畏譏”。
因為“無知”，所以在異鄉，逃避女人的男人和追逐男人的女人都得到了“家”，但當異客回到家鄉時，卻只能被重新“融”為路人……
“他們”被迫流亡，又被趕著回
來歷史程序的“浪潮”，不放過任何人
1969年，東歐劇變的導火索“布拉格之春”的失敗後落下帷幕，隨之而來高達10萬人口的難民潮開始席捲整個歐洲。
而正如自20世紀以來，歷經傷痕累累的“世界”一樣，那些被遮起來“看不到”的區域性民族災難——西班牙內戰，入侵匈牙利，南斯拉夫人的反抗，以及捷克的“二十年”淪陷。
失敗的“布拉格之春”
以及席捲至今的“全球化”浪潮，諸如網際網路時代的“秒速互聯”，東、西方文化“刻意”的差異拉大，經濟“不甘”地連年縮小等等。
都讓“時代性”變得模糊，因為個體與歷史程序相比，渺小是如此顯而易見，只不過從前“看不見”，而今日近在“眼前”。
昆德拉在《無知》裡“解構”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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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像被裹挾在這個“網際網路高科技”時代裡的我們一樣。
時至今日，一方面我們享受著現代化前所未有的便捷果實，但另一方面身不由己地被“掌控”的感受，卻如此悲涼。
歷史程序的“浪潮”在現代，依然深入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不管是荒無人煙的深海，還是茂密遮天蔽日的雨林，極端冷暖的沙漠，冰川，甚至是從前從未涉及的“未知無人區”，都一一被鏡頭亦或“天眼”記錄著，它不會放過任何人，同樣，任何人都無法擺脫它。
於是在《無知》的故事裡，伊蓮娜們也好，約瑟夫們也好，他們的流亡在歷史的程序裡成為必然，以至於他們的命運也從一開始註定成為一種“時代的悲劇”。
即使在故事裡，他們在二十年後“幸運”地等到了故鄉結束“混亂”的那一天，也順利地“回”到了故鄉。
但那又如何？
他們從一開始就是被迫流亡的，而如今卻又頂著壓力被趕著回來，粉飾的進退兩難，實際已成為他們身不由己的隨波追流的無奈。
二十年前，伊蓮娜在捷克的家裡，母親的故意傷害和惡意下艱難長大，於是她在“流亡抉擇”時，可以毫不猶豫地選擇逃去法國，這既是一種去國，也是一種離家的必然。
但悲涼的是，即使逃離了，在異國他鄉的她依然被貼上“流亡者”的局外人標籤。
那是一種基於同情的施捨，而不是寬容的接納，伊蓮娜以為她從此可以“自由”，但這個號稱浪漫而自由的異國卻從未放棄掌控她。
二十年後，捷克“勝利”了，法國的同情心如水般消退，它又一次操控地站在道德高度驅趕著伊蓮娜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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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
被當做“慈悲工具”接納流亡，又被“道德正確”地逼迫回去的他們，真的可以回“家”嗎？
恐怕……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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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伊蓮娜們在捷克的土地，家裡，親友中格格不入到進退無門，約瑟夫們在捷克的一切被“拿走、帶走、穿走”到一無所有，直到被迫殘忍拋棄式地擇其一。
古斯塔夫們永遠“逃避”，伊蓮娜們永遠“追逐”
去國懷鄉，憂讒畏譏——人性
1995年秋，捷克政府把國家最高獎項功勳獎授予米蘭·昆德拉。
遠在法國的昆德拉接受著，也抗拒著似為自己與祖國捷克的“關係”做出最後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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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距昆德拉正式“離開”捷克，成為法國人已經過去14年，而此時他已經作為“流亡”遊子正好二十年，就像《無知》裡的他們一樣。
只不過，昆德拉知道自己已經回不去了，因為即使回去，他也只是祖國的“路人”，沒有例外。
就像故事裡被拉來推去的伊萊娜們和被“所有人”排斥的約瑟夫們一樣。
“離開前”
他們既是一個不屬於這裡，也不屬於那裡的“流亡者”，也是被期待著回去，也被無感地隨便來去的“迴歸者”，兩層身份在他們身上悖論著疊加，讓他們的“命運”被迫拉扯著撕裂分割。
照應現實，其實就像選擇準尋“夢”，亦或只是單純地為了更好生活地去往大城市的我們一樣。
或許一開始不知道踏出家鄉的那一步意味著什麼，但一旦被裹挾入光怪陸離的“城市”裡之後，就會發現一切都回不去了。
不止是身體回不去，比如便捷的生活，購物，吃喝以及“關係”的環境影響著我們回不去，更是“心”已經回不去了。
因為那種幾乎完全不同的“三觀”，被開啟的眼界以及逐漸被影響的“未來追求”等等，都成為回不去的絕對理由，以及桎梏。
而最可怕的是，即使我們可以放棄並努力衝破這一切的束縛，但真的回到家鄉去，就會悲涼地發現《無知》的故事在重現——沒有人想知道我們之前的經歷，如同回到捷克的伊萊娜不會被問到她在法國生活的二十年。
是的，留在故鄉的人，只想講與迴歸者共有的往事，也只問這些往事，他們只會關心或者“強迫”迴歸者在故鄉的過往，而希望他們完全割裂“不好的”異鄉生活，因為外出多年的遊子思鄉，理所當然。
有意思的是，昆德拉在伊萊娜和男友古斯塔夫的關係設定上尤其“詭異”。
他拋棄了以往“自然界的適者生存論”，把既定的男性穩重主動，女性矜持被動的形象，（也就是人類繁殖後代，延續基因的本能設定。）而改成男人一直“逃避女人”，女人始終“追逐男人”的社會現實。
雖然這在現代這個仍然偏向“男權社會”中是常見的，因為掌握資源和話語權者還是男性佔據優勢。
於是在《無知》的故事裡，渴望逃離，擺脫欺壓和折磨的伊萊娜選擇不斷追逐、依附男人，而“什麼都好”的古斯塔夫以及約瑟夫，則不斷地在逃避、擺脫女人。
就像故事裡“尤利西斯”的象徵隱喻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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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生命的長度開始變化，就像近年來越發長的人的壽命一樣，“回故鄉”，或許就不再是一種“去國懷鄉，憂讒畏譏”的擔憂，而是真實的遊子歸來面目全非的成為“路人”的無奈。
如果足夠長的生命到頭來，只會是這麼一個結果，就像昆德拉在2019年“終於”等到的捷克“公民證”一樣，物是人非之下的故鄉，有何意義？
不如選擇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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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做個快樂的遊子，也做個滿足的路人……
寫在最後：
說來，作為很小就離家的“遊子”的一員，長大後越發理解昆德拉的所作所為，鄉愁也好，思念也罷，當這個時間被拉得足夠長時，其實這一切都不再重要，因為即使回去，也是“路人”而已。
或許，《無知》想給我的“禮物”就是——我心歸處是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