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風險投資創造的“神話”屢見不鮮。

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網易、新浪，諸多大眾耳熟能詳的科技公司的背後都有著風險投資的身影。

事實上，風險投資行業這股力量比人們通常認識的要強大得多，只是往往隱藏在層層表象之下。

暢銷書作家塞巴斯蒂安·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的新著、由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田軒教授傾心翻譯的《風險投資史》，紀錄了60年風投歷史，收錄了眾多關於風險投資的風流人物事蹟與真實的投資故事。

作為曾兩度獲得普利策獎的金融歷史學家，作者馬拉比從風險投資先驅阿瑟·洛克（Arthur Rock）的故事講起，帶你撥開風險投資神話般的迷霧，窺見其中關於人性、時代、財富甚至資本善惡的秘密。

塞巴斯蒂安·馬拉比曾經還是美聯儲前任主席保羅·沃爾克在任時的對外關係委員會國際經濟高階研究員，

《金融時報》前編輯、《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曾兩度獲得普利策獎，

同時他還是暢銷書《富可敵國》與《格林斯潘傳》的作者，這兩本書引入國內後，讓他在中國市場上頗有名聲。

《風險投資史》

塞巴斯蒂安·馬拉比 著

出版社：湛廬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

馬拉比的文字似乎有一種神奇的魔力，將浩蕩的歷史在戲劇化的演繹中展示得栩栩如生。

這本書從阿瑟·洛克推動快捷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成立，造就了矽谷誕生的神話講起，

接著講到以積極行動主義作為投資原則的紅杉資本和凱鵬華盈的傳奇故事，

再講到軟銀集團的孫正義憑藉新型風投模式“成長型投資”，在網際網路泡沫破滅時期力挽狂瀾，到包括啟明創投、今日資本等一眾深耕中國市場的機構崛起。

這本書對於那些對金融行業感興趣的普通讀者來說也頗有益處——

或許你無法直接獲得如何進行成功投資的答案，但書裡那些鮮活的成功與失敗的案例，一定對你在人生抉擇、投資理財等各方面的科學決策，以及更精準地洞悉人性有所啟迪。

經出版方授權，六里投資報刊發該書精彩內容，先睹為快；

並且將向在24小時內留言點贊數最高的三名使用者，贈送這本標價129元的《風險投資史》。

以下內容摘自《風險投資史》一書：

矽谷的優勢來自風險投資

中國證明風投能在矽谷外蓬勃發展

中國在風險投資史上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

中國已經證明了風險投資能夠在其傳統總部矽谷之外蓬勃發展，這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中國以這種方式向全世界表明，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夠打造變革性的技術公司。

這不僅令人興奮，而且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1世紀10年代初的近30年以來，矽谷一直在主導著科技行業。

波士頓周圍的工程產業叢集，是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軍工複合體的所在地。

該地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直處於科技行業領先地位，擁有著一批航空航天和武器製造商，以及數字裝置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和王氏公司（Wang Laboratories）等計算機公司。

從20世紀80年代起，日本開始成為科技行業的有力競爭者。

日本開始在記憶體晶片、電視和其他消費電子產品等領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

然而，矽谷所創造的高價值的技術公司比任何競爭對手都要多。

矽谷不僅是個人電腦（蘋果公司）、先進的微處理器（英特爾）以及網際網路技術（3Com和思科）等領域的開拓者，

還是網際網路建設的主導者——從網景瀏覽器到谷歌搜尋引擎，再到社交媒體巨頭Facebook。

為什麼矽谷能獨佔鰲頭？

這並不是因為它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存在巨大優勢。

一直以來，麻省理工學院在工程和硬科學領域，都排在斯坦福大學之前。

正如我在《風險投資史》中所述，矽谷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

是因為它最善於將基礎科學領域的技術創新，轉化為能夠盈利的公司，即便許多創新原本來自其他地方。

此外，矽谷的優勢也許並非僅僅出自“文化”，畢竟，文化是一個神秘而又模糊的概念。

實際上，矽谷的優勢來自一種風險友好型且極富實踐性的特殊融資方式：風險投資。

在《風險投資史》英文版出版後的半年裡，我一直在向世界各地的聽眾朋友們強調這一見解。

當我在向歐洲、非洲以及亞洲部分地區的聽眾演講時，經常有人告訴我：

矽谷的成功是這些地區永遠也無法企及的，因為矽谷文化有其獨特和神奇之處。

這些來自美國以外的人經常以一種敬畏和驚歎的口吻指出：

“當矽谷的創業公司失敗時，其創始人會將其視為一種學習經驗；而當我們國家的創業公司失敗時，我們只會將其視為失敗。”

我理解這種文化宿命論，但我從兩個方面做了迴應。

首先，看看矽谷的歷史。

其次，看看中國。

風險投資家的出現，

解決了創新者的窘境

早在20世紀50年代，當矽谷的科技行業剛剛開始起步時，既沒有“失敗是一種學習經驗”的概念，也沒有多少創業文化的存在。

彼時，美國由大公司、大工會等大型組織所主導，而不是由勇敢的初創公司所主導。

在那個時代，有一本名叫《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的著作，該書的書名一語道破了美國當時的官僚主義文化和反創業文化。

毫不奇怪，1957年成功創立了矽谷第一家晶片製造公司——快捷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8位科學家在當時被人們稱作“八叛將”。

離開原來的公司去創立一家競爭對手公司，這種行為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背叛。

正是快捷半導體公司背後的投資家阿瑟·洛克率先打破了這種偏見，並最終創造了一種環境。

在這種環境之中，企業家得以大膽嘗試，經歷成長、失敗以及重新來過，而不再被視為“叛徒”。

1961年，也就是在洛克籌集資金啟動快捷半導體公司4年後，他成功創辦了第一家位於西海岸的風險投資公司。

洛克旨在向任何有著突破性科技產品想法的人提供資金，並透過向其提供實際商業建議的方式來予以支援。

多虧了洛克，如今的工程師們無須將他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耗在某家大型企業裡，他們現在有了一個替代方案。

在風險投資的幫助下，這些工程師可以選擇離開等級森嚴的公司，創辦自己的企業。

當洛克憑藉第一家風投公司賺取了驚人的利潤之後，其他投資人很快就開始紛紛效仿起他的模式。

1972年，紅杉資本和凱鵬華盈開始運作。

當這兩家風投公司也大獲成功之後，更多的模仿者蜂擁而至，創造了矽谷第一波風險投資熱潮，從1977年一直持續到1983年。

正是在這幾年裡，矽谷的企業趕超了來自日本和波士頓的競爭對手們。

事實證明，新興的風險投資業能夠為試驗新想法、打造新產品的創業者提供最肥沃的土壤。

從大公司的等級制度中解放出來之後，創業者們可以迅速開發原型，並透過試圖出售它們來獲取利潤。

如果失敗了，他們的初創企業就會被迅速關閉掉。但通常來說，風險投資人仍願意支援他們的下一個想法。

想要理解風險投資的力量，不妨設想以下場景：一家大公司研究部門的某位工程師有了一個很棒的想法。他的老闆可能並不願意支援這個想法。

老闆既可能擔心這個想法不會帶來任何結果，也可能擔心與之恰恰相反的情況：該想法會帶來一項創新產品，從而將客戶從公司的現有產品中奪走。

商業思想家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將這種擔心稱為“創新者的窘境”。

風險投資人的參與，

讓創業不再變得令人生畏

在一個沒有風險投資的世界裡，這位沮喪的工程師別無選擇，只能放棄他的想法，而經濟也就可能永遠無法從該想法的潛力中獲益。

然而，在一個有著大量風險投資家的世界裡，這位工程師可能會在咖啡館、聚會場所或體育場裡遇到一位投資家。

二人之間的談話可能會按以下方式展開：

工程師：

我在一家大公司工作。我有一個很酷的想法，但我老闆並不喜歡這個想法。

風險投資人：

你應該從那家大公司辭職，自己成立一家初創公司。

工程師：

但我缺乏資金。

風險投資人：

別擔心，我來投資。

工程師：

但我以前從未創立過公司。

風險投資人：

別擔心。

我已經幫幾十位企業家創辦了公司，我會告訴你該怎麼做。

工程師：

但想要打造出我所設想的產品，我需要6位偉大的工程師來幫我，我不知道去哪裡找這些工程師。

風險投資人：

我的風險投資公司有一個數據庫，裡面有這個城市所有工程師的資訊。

工程師：

但那些偉大的工程師為什麼會選擇冒險加入我的小型初創公司？畢竟，初創公司都是有風險的。大多數都會失敗。

風險投資人：

這倒是真的，但這事好辦。

我會告訴這些工程師不用擔心，因為我的投資組合中還有其他初創公司。

如果你的公司失敗了，我會在其他公司中為他們找到工作。

我們能從這一設想的場景對話中瞭解到什麼？

這段對話表明：雖然創業總是艱難且有風險的，但如果有風險投資人的參與，創業就會變得不再那麼令人生畏。

谷歌的長期執行長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告訴我，當初他決定加入谷歌時，谷歌尚且是一家年輕的公司，

而且其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似乎認為30歲以上的人存在著智力方面的不足。

施密特之所以同意冒這個險，只因為風險投資人約翰·杜爾（John Doerr）向他保證：如果谷歌沒能成功，施密特可以在杜爾的另一家公司出任執行長。

換言之，施密特之所以願意承擔失敗的風險，並非出自“矽谷文化”，而是源於風險投資人所給出的具體激勵措施。

總而言之，矽谷的創業環境之所以如此充滿活力，這全都歸功於風險投資。

矽谷風投之路並非不可複製

中國科技產業的成功，風險投資功不可沒

但如果這種模式僅適用於矽谷，那麼我們可能會將其視為一段與世界上其他地區沒什麼關係的奇怪發展史。

在打破這一觀點上，中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中國科技產業之所以大獲成功，同樣存在著類似風險投資的參與。

矽谷並非一個孤立的、毫無借鑑意義的案例，因為中國也走了相同的道路。

諸如紅杉資本、IDG資本、經緯創投（Matrix Partners）和高盛等西方金融公司，將風險投資的方法帶到了中國。

在中國，幾乎所有早期面向消費者的科技公司都曾從中受益，如百度、阿里巴巴、騰訊、新浪、搜狐、網易、攜程等。

然而，正如我在《風險投資史》中所述，中國投資者很快就掌握了風險投資業務，不再需要西方的助力。

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創始及執行合夥人沈南鵬，今日資本的創始人兼總裁徐新等人，開始主導中國的風險投資業務。

他們是網際網路公司發展浪潮背後的力量，投資的公司包括京東和美團等。

但從全球角度來看，真正重要的是：中國的風險投資領導者正在效仿矽谷模式。

他們證明了風險投資完全可以在一個不同的國家運作得非常好。

由於中國的榜樣力量，風險投資現在正準備向全世界推廣開來。

風險投資模式在以色列、印度和歐洲的一些地區已經獲得了蓬勃的發展，在東南亞和拉丁美洲地區也展現出強勁的勢頭，在非洲地區也逐漸有了萌發之勢。

這將帶來全球創新創業活動的蓬勃發展。在如今這樣一個充斥著壞訊息的世界裡，這種發展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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