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賁 原載上海採風雜誌2015年003號
王蒙先生有一個小小說，叫《雄辯症》，說的是一個患上“厚皮邏輯症”的人去看醫生，醫生對他外科手術後無效，改用內科治療，給他配了《邏輯學》的藥，不料服用後出現新的症狀。病人又去看醫生，於是有了下面這樣的對話。
醫生說：“請坐！”
此公說：“為什麼要坐呢？難道你要剝奪我不坐的權利嗎？”
醫生無可奈何，知道此公曾有過的事情，於是倒了一杯水給他，說：“請喝水吧。”
此公說：“這樣談問題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謬的。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假如你在水中攙入氰化鉀，就絕對不能喝。”
醫生說：“我這裡並沒有放毒藥嘛。你放心！”
此公說：“誰說你放了毒藥？難道我誣陷你放了毒藥？難道檢察院的起訴書上說你放了毒藥？我沒說你放毒藥，而你說我放了毒藥，你這才是放了比毒藥更毒的毒藥！”
醫生毫無辦法，便嘆了一口氣，換一個話題說：“今天天氣不錯。”
此公說：“純粹是胡說八道！你這裡天氣不錯嗎？即使是天氣不錯，並不等於全世界的天氣不錯，比如北極就在刮寒風，漫漫長夜，冰山正在撞擊……”
醫生說：“我說的今天天氣不錯，一般是指本地，不是全球嘛。大家也都是這麼理解的嘛！”
此公說：“大家都理解的難道就一定是正確的嗎？大家認為對的就一定是對的嗎？”
王蒙先生描述的大概是不少中國人熟練運用“辯證法”的“厚皮邏輯”，這是一種很難治癒的惡疾，
病根不在於缺乏邏輯，而在於濫用邏輯
，當然是那一套可以讓人無休無止“雄辯”下去，並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詭辯邏輯。
雖說是“厚皮邏輯”，但其實“厚皮”的不是邏輯，而是無羞恥地運用謬誤邏輯的人。精神心理病研究者們把“厚臉”解釋為一種與羞恥防衛有關的“自戀個性失調”。蓋巴德在《兩種自戀個性失調症》中把這類失調歸為兩種，一種是“厚皮”，也就是以傲慢、囂張、潑皮、強詞奪理來進行自我護衛（自戀）。另一種是“臉薄”，也就是特別敏感、害羞、害怕與別人起衝突，因此以躲避和隱藏來進行自我保護。
厚皮和臉薄的人格心理失調都會妨礙一個人與他人的正常交往，也都不能勝任人際正常交往所需要的理性清明的公共說理。有這兩種人格失調的人都會把被別人說服或者承認別人比自已說得在理看成是“丟臉”、“失敗”或“屈服”。運用厚皮邏輯的雄辯者往往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在無理取鬧，而是因為有不適當的自我防衛心理需要，所以會不擇手段地阻止他們想象中的丟臉或失敗。
在一個習慣於用高度敵情和戰鬥觀念來看待個人意見和言論的國家裡，人們自然而然地會把不同意見之間的關係看成是一種不可調和的衝突或敵我對立，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共識的一種常態和過程。對言論之間的不同，他們習慣於因異而仇，並且“仇必仇到底”，拒絕“仇必和而解”。這種情況在口誅筆伐式的大批判、大辯論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也是“雄辯症”和“厚皮邏輯”的病根所在。
雄辯症和厚皮邏輯如今也並沒有消失，而是在一些人群中繼續蔓延，連當教授的也難以倖免。孔慶東在《第一影片》中便有此“雄辯”：“誰說朝鮮人民正在捱餓了？我剛剛從朝鮮回來，朝鮮人民沒有捱餓啊。朝鮮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們，但是並沒有捱餓啊，朝鮮人民生活水平相當於咱們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捱餓了嗎？你80年代的時候捱餓了嗎？我任何時代都沒有捱過餓，我從小長到這麼大都沒有捱餓，而且也沒有看到周圍一個人捱過餓。從60年代到現在，中國人民吃得好好的，紅光滿面的，你看我身體，那塊兒像捱過餓的樣子？”
一般網民的此類雄辯更是隨處可見：“6、70年代死了那麼多人，怎麼你沒死啊？怎不說你們美國乾爹殺了多少印第安人？”“三年自然災害又死了多少人？你家裡呢？你爹媽又怎樣生下你的？”這樣的雄辯在網路上“五毛”與“美狗”之間的對決和對罵中每天都在發生，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的惡疾。
“雄辯症”（包括它的厚皮邏輯）為什麼是一種公共話語的惡疾呢？它的危害又在哪裡呢？英國哲學家洛克在《教育片論》中談到了這些問題和與兒童說理教育的關係。
首先，雄辯症混淆了說理和辯論的目的。它錯誤地認為雄辯不是為了明理，而只是為了在口角中爭勝。洛克說：真正的說理用途和目的“在於獲得關於事物的正確觀念，對事物作出正確判斷，區分出真與假，是與非，並依此行動。那麼，切不可讓您的兒子在爭辯的技術和形式中長大……不可讓他羨慕別人爭辯。除非您真不想他成為一個能幹的人，而是成為一名無足輕重的口角者，在與人爭辯中固執己見，以駁倒他人為榮，更有甚者，就是懷疑一切，認為在爭辯中不可能找到真理之類的東西，找到的只能是勝利”。
其次，雄辯症使人思想阻滯，變得看不到也不願服從明白的道理和清晰的論據，“不管別人已經給出了多麼完善和令人滿意的答覆，只要能找出些含糊的語言，他便繼續與人爭辯，一方面挑起口角，另一方面一定要爭出個高下來”。爭論的一方患有雄辯症就已經非常糟糕，要是雙方都患有此症，爭論便成為一場必須戰鬥到底、消滅對方的口舌肉搏戰。
再者，雄辯症的結果是越善辯越不文明，善辯成為一種對別人進行刁難和傷害的手段，成為“最不真誠、最不適當的行為”。你說“文革”武鬥，他就硬說你有“美國乾爹”，你說“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他就把生下你的爹媽也捎帶進去。雄辯症的不文明在於它的爭辯總是對人不對事，而不是對事不對人，而且對人的態度還特別惡劣，尖酸刻薄，充滿了敵意。
不少人從小在大批判、大辯論中學會了胡攪蠻纏、強詞奪理、言辭囂張，長大成人後，他們仍然以為辯論就該是這個樣子，渾然不知這種形同潑皮的厚皮糾纏根本就不是有教養的說理邏輯。洛克認為，對於兒童的教育來說，專門學習辯論並沒有好處，他建議將與說理有關的“修辭和邏輯這兩門學科，按照通常的辦法，隨著文法來學習便可”。這是因為，“真理是需要經由成熟的、適宜的思考才能發現，並獲得支援，而不是經過人為的激烈措詞和辯論的方法就能得到的”。文法讓人學會如何把成熟的、適宜的思考結果清楚地表達出來，而這才是真正需要用到修辭和邏輯的地方。